加息是最为公正和中性的手段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自8月22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将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提高到7.02%；而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幅度仍为0.27%，提高到3.6%。这是央行今年第4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

　　央行的加息无疑是必要而及时的，令人激赏。7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已经勾勒出通货膨胀到来的完整的图像：7月份CPI同比上涨达到5.6%，这是中国CPI连续5个月同比上涨达到3%以上，也是近10年来CPI月度涨幅最高的一个月。而在“软货币”问题上更是愈演愈烈，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8.48%，创出去年6月以来新高；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20.94%，创出2001年以来新高；前7个月人民币新增贷款2.77万亿元，创出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的情形完全符合货币分析大师弗里德曼对通胀的描述：“通胀的本质是货币太多了，而这些货币主要是央行被各个利益集团‘挤’出来的。”

　　一种流行而蛊惑人心的肤浅言论认为，央行加息的频率之快以及紧缩力度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实际上，略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银行的短期

存款利率和CPI的差值还处于负值的边缘，那么这种利率的提高还仅仅是一种最基本的“守住底线”，而不应该打上“紧缩”的标签。此次加息后，中国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调高到3.6%，扣除5%的利息税，实际利率为3.42%，略低于前7个月3.5%的CPI涨幅，整体利率水平还在低利率的海平面以上“打转”。令人愤懑的是，即使是这样的加息力度和幅度，都被缠绕上“过于严厉的紧缩”的指责，都被一些乐于在“高通胀下进行资产投机、行财富重新分配之实，将通货膨胀税转嫁到穷人”身上的资产玩家认为，“央行加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还有一种不智的言论是，由于不断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美国可能会降息，而中国应该跟美国保持一定的利差来防止“国际资本的套利”，于是，中国不应该加息，要是降息会更好。实际上，“保持中美利差”是这个时代不太明智的一种提法。最新的学术研究证明，在一个资本账户管制的新兴市场国家，热钱往往套取的是“通胀下的资本泡沫收益”而不是可怜的“债券利差”。如果用高利率来控制通胀，反而会更充分和精确地击退热钱。

　　此次加息可以看作是对通货膨胀已经成形的一种确认，否认通胀已经大规模发生一直是那些“通胀受益阶层”的人的拿手好戏。他们没有认识到目前CPI的严峻情况，称未来CPI将会走低。他们的理由是PPI最近的涨幅偏小，所以传导到CPI上的力度也不会强烈。也许他们忘记了2005年-2006年之间的PPI涨幅，当时PPI一直处于7% 以上的高位，而CPI则一直在低位徘徊，他们那时候给出的解释是，PPI和CPI之间存在着“传导梗阻”。毫无疑问，梗阻现在“消失”了，过去的PPI开始“显效”于CPI 了，但他们却用“目前的PPI涨幅很微弱”来否定这场带有“时滞效应”的显效。

　　按照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深邃思想，通货膨胀的发生路径是一次不同部门涨价的先后序列路径，并不是像货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多出的货币会平均式地导致各种物品的物价最终以同等幅度进行上涨。实际上，央行被“逼”出来的货币总是先被一些强势部门(具有更大权势的部门、企业或者个人)得到，这些首先得到货币的部门会将这笔钱花出去，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消费。这样就会抬高他们所投资或购买的商品、服务的价格。于是，后一行业的企业的收入增加，他们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他们所需要的投资品或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影响。

　　因此，如果我们观察通胀过程中的不同产业的价格上涨幅度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那些接近权势的企业，被认为是应当优先发展的行业或者重

化工业的基础性部门会最早得到增发货币。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首先大量增加，然后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迅猛上涨，并将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开始传递下去，就像向水中扔进石头引发的涟漪扩散。

　　根据以上理论，确认通货膨胀“兴起”的典型标志是弱势部门的价格上涨，因为它们距离通胀权力源是最远。在中国，这无疑是农业部门。而且，尽管这些部门的粮食和肉禽蛋价格会上涨，但由于其他部门的价格早就涨上去了，所以它们的涨价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中所得到的好处并不如那些早先涨价的部门，仅仅是一次“自卫性的上涨”，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些人认为农产品涨价会让农民得到大量利益的观点是多么不明智。更重要的是，按照罗斯巴德的见解，一旦这些弱势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标志着完全成形，政府就应该采取强有力措施来遏制通胀，加息是最为公正和中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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