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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据韩国媒体透露，中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意取经韩国的“新村运动”，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支付数亿元派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精明的韩国人将这一考察当作大大的商机，不仅为中国官员安排了“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设计好了“观光路线”，新盖了宾馆，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财经时
报》6月10日)
这种考察很难摆脱“公款出国旅游”的舆论指责，N条理由可以否决这一考察：首先，曾起过积极作用的“新村运动”，在今天的韩国已被有些人视为“被遗弃的运动”。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根本没必要出国考察，完全可借助网络、通信等途径获得这些信息。再者，考察经验是可以共享的，完全没有必要派3万多人出去取经。还有，即使要派人，也应该是派专家而非官员。
颇具嘲讽色彩的是，国人是“据韩国媒体透露”，才知晓“3万官员赴韩考察新农村建设”这一消息的。没有韩国媒体关于“考察商机”的报道，国人可能会一直蒙在鼓里，可见我们的公共财政是多么不透明，纳税人的财政知情权又是多么贫乏。当年《大批中国官员以奥运名义出国考察费用让人咋舌》的新闻，也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希腊采访时，从旅行社那里打探到的。
我想，这数亿元的出国考察费，最后肯定是要算在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上的——农民尚未分享到成果，首先要拿出一部分钱供官员以出国考察，这是一种公共投入的制度性损耗：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传递到政策安排所预期的终端或用在刀刃上，而是以雁过拔毛式的“劫持”被损耗在各个环节上，成为少数人的腐败机会和丰盛晚餐。财政权越集中，制度环节越多，官僚体系的食物链越长，公共投入的制度性损耗也就越大。
制度性损耗最直接地表现在我国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上：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
媒体经常报道说，我国每年的公车消费有多高，公费出国有多高，公款吃喝又有多高，三者相加总数高达数千亿元以上，仿佛这些消费是直接取自公共财政——这是静态和孤立地看“三公”消费。如果动态地看就会发现：“三公”消费，并非都直接取自公共财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其他公共事业的投入中“挤”出来、截留下来供官员消费的，“三公”消费的“长”，意味着其他公共投入的“消”，这种挤占和截留，实质就是公共投入的制度性损耗。所以“三公”高消费的危害不仅在于浪费公共财政，更在于制度性损耗中对公共事业的伤害，这种损耗就像机体上的癌细胞，癌细胞总能赶在其他健康细胞前吸收营养。
审计署长李金华前几天对这种“制度性损耗”的描述是“水渠渗水”：中央转移支付渠道很长，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一个村，可水渠是要渗水被“截流”的，有的时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没有了。“3万官员赴韩考察新农村建设”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损耗，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流到农村、农业、农民身上之前，要经过许多环节的“截流”，“耗巨资出国取经”就是截流的一种方式——除出国考察外，我们还会看到许多以新农村建设为名的研讨会、经验交流、典型学习等等，公共投入流过的权力部门会找出各种理由对投入进行损耗。
因为权力掌握着对公共投入的分配，在缺乏严格约束的制度背景下，他们必然会对公共投入进行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分配，首先享受公共投入的丰盛晚餐——于是，新农村建设未动，不计成本的出国考察、研讨会、经验交流先行。
制度性损耗提醒我们：国家加大对公共事业投入时首先要有“损耗”理念，别以为增加了多少投入，最终都会落在公共事业上。另一方面，对许多贫血的公共事业，增加投入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理顺一条从“公共投资”到“百姓福利”的制度通道，先把蛔虫从制度机体上清除干净，这样才能保障增加的投入不会被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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