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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曹林
据1月16日《成都晚报》报道，四川省成都蜀都公证处近日受理了一起特殊的公证：一保洁公司老板为挽留两位因担心领不到工资要求辞职的部门经理，在赌咒发誓不奏效的情况下和员工签订了“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拖欠工资，绝不当老赖”的协议，并且到公证处作了公证，成了全国老总和员工公证“不拖欠工资不当老赖”的第一人。
媒体描述说，两位员工在被告知协议已经公证后，“高兴得眉开眼笑，就连签字时双手也在发抖”———这是中国式的报道笔法，民工好不容易拿到血汗钱、农民费尽周折拿到卖粮款什么的，总会在镜头前“笑”着数钱以示兴奋。真弄不明白，“及时领到工资”是一个员工最基本的权益，却得需要通过“公证”才能得到确保，这有什么值得“眉开眼笑”和“双手发抖”的，我们的老百姓傻到这种程度了吗？
不证自明的天然义务，却要以公证的方式进行确认；不容置疑的法律责任，却要推上公证的平台———“绝不当老赖”的公证中，包含着太多法理滑稽。
员工需要老板一纸“绝不当老赖”的公证来确保自己的正当权益，这表明拖欠工薪现象的泛滥无归，已经把“劳者有其得”这个不证自明的公理破坏到极致。公德是非被颠覆，老赖在“有法不治”的现实语境中已成为一种合理存在，而“劳者有其得”需通过公证———这个证明“事实的真实性”的程序才能得到确保。
从另一个角度看，“绝不当老赖”需要公证，是对劳动法律权威的嘲讽。劳动法已经明文规定，必须按时兑现员工的工资，老板不得拖欠员工工资———这种一般性规则实际上是国家法律对“兑现工资”的一种不在场的“公证”。《劳动法》立法通过并公之于众，实际就是一种“公证”过程；有了《劳动法》这个统一的“公证”，员工就没必要逐一同老板就报酬进行公证了，法律给相同的情形以同等的对待，统一的合同中有“不在场”的国家权威。这种不在场“公证”的权威性，需要法律执行力的支撑，法令得不到执行，“不在场”就意味着无效力。
如果每个员工为了拿到工资都需要与老板就协议进行公证，达成一个工作协议将需要多大的交易成本———法律则简化了这种原始、复杂、人格化的方式，一个合同包含了全部，以法律权威保障合同的执行。而如今“绝不当老赖”需要公证，表明劳动法———这种不在场的公证因为得不到执行，其信任度已经非常之小，人们不得不选择一种“在场”的公证形式，不得不选择另一种执行能力相对高一点的法律。
连“绝不当老赖”都需要公证了，不知道还有什么不需要公证的。事实表明，法治越良好的国度，需要公证的东西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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