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发怒不是为了他个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时报时评■更夫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就某杂志刊载他以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当独立董事的文章一再发怒。先是《第一财经日报》刊出了他为此而发怒的报道，接着是《京华时报》报道了他的再次发怒，然后是《经济观察报》报道说吴敬琏并不是为个人原因而发怒。这个话题成为一时热点，评论热烈，《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说，“请吴敬琏息怒”，大意 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免，何必动怒呢。

　　一个著名经济家就一篇两年前的报道一再发怒，确实很有看点，尤其是在经济学家被板砖猛砸的时候，这样不知回避而是迎面而上的表态，自然有着传播上的价值。

　　吴敬琏对于一些媒体借助独立董事一事炒作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与利益集团结盟感到气愤是有理由的。根据他的说法，他曾经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比如中石油，是国有企业。在大型国有企业建立董事会，是国务院的政策，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需要，他本人是受命担任独立董事的。这是与利益集团结盟吗？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大型国企的独立董事，如果说真的是与什么“结盟”的话，那只能是与国有企业和中国政府“结盟”，那么这样的“结盟”是错误的吗？在批判者的逻辑中，这一推论从来没有被澄清过。有的人或许会说，这些大型国企是垄断集团，他们与政府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担任它们的独立董事就是为垄断集团服务。这个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担任独立董事，而是他们是否维护了按照这些企业的性质所应有的利益，以及作为独立董事的角色和作为公共人物的角色是否区别开了。确实，有一些经济学家独立董事即使在事关公众利益的问题上，仍然不恰当地站在具体企业和行业的立场上，处处维护这个企业和行业的利益，因此，舆论有责任指出这样的人和事，而不是持一种简单的观点，认为独立董事都在为利益集团代言。这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舆论确实是偏激的和具有误导作用的。

　　根据我对相关报道的研究，吴敬琏发怒并不是为了他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际遇，而是对最近一段时期舆论界一种倾向表示的忧虑，这一忧虑是普遍的，只不过吴先生的忧虑更为强烈一些。如果说主张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都不过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么，这样的改革从根子上讲就是成问题的。换句话说，不分青红皂白，对经济学家进行总体抹黑，反映的是对市场化改革不信任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是否将阻碍改革的继续推进呢？我想，这正是吴敬琏先生所忧虑的，也是他发怒的原因。

　　我国的转型已经进行了近30年，其中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明显加快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发展上的大跨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积累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与大多数人一样，吴敬琏也主张对改革进行必要的反思，以便解决积累下的问题。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即使这样理性冷静的观点，也被人讥之为“

马后炮”。言下之意是说，吴敬琏应当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错误负责。实际上，稍加翻阅一下吴敬琏先生的论著，就可以知道，对于改革有可能面临的问题，吴敬琏相对而言并不是后知后觉的，早在1988年他就指出过改革所面临的风险，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为市场经济鼎力呼吁的同时，他一再发出警惕权贵式的市场经济即坏的市场经济的警告。最近几年，他在各种场合都提醒人们，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

　　尽管他是国内最敏锐的市场化改革动态进程的观察家之一，但是，他仍然公开承认他也有自己的盲点和迟钝之处，对于市场化改革，他也曾经抱着过于浪漫的观点。例如，他在2001年指出，“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是否可以将这种对曾经“天真”过的反省，视作是“马后炮”呢？我想也是可以的，只是立论过于高蹈了。我倒是更为敬佩这种敢于承认自己曾经天真的勇气。但是，就一般意义上说，又有谁不是“马后炮”呢？连黑格尔都讲过，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对于与实践密切关联的社会科学来说，预见到一切的预言家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没有先知先觉者。真正智者是那些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教训的人。愚蠢的是，错误当前，仍然视而不见，不知悔改，不去矫正。

　　吴敬琏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阅人无数，曾经遭逢过的非议多矣，但他甚少动怒。他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件事情上发怒呢？忧虑使然。所忧者，市场化改革也。

　　最近两年，对改革的批评多了起来。面对舆论对改革的质疑和不信任，吴敬琏坚持，不应当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首先他提出应当走好的市场经济道路，摒弃坏的市场经济。其次，他对于市场化改革有可能倒退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十分警醒。他的忧虑因此包含两层含义，一则忧虑陷入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一则是向旧体制的倒退。

　　目前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形态，有的绩效好些，有的差些，所有这些市场制度，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正如吴敬琏所言，“（市场经济）又是现存各种不好的经济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而这种相对而言最不坏的市场制度，却又存在着好坏之别。好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化的、机会平等的，而坏的市场经济则是权钱交易的、不公正的。印尼苏哈托当政期间发展起来的市场制度就是坏的市场制度的样本。在这一制度下，苏哈托家族持有1200多家公司的股份，涉及国家的多种产业领域。坏的市场制度是高度不平等的，财富过于集中，弱势者得不到抵御市场风险的基本制度保障。坏的市场经济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很好的绩效，但长期看，这种绩效是无法持续的。例如在社会保障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低保障可以使经济更有效率，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看法。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的研究显示，有了更好的社会保障，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可以更高，那些不给自己的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国家不可能最终获胜。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得不到约束，像章鱼一样四处扩张，在改革的口号下，牟取暴利，掠夺大众。正是基于此，吴敬琏先生在各种场合一再提示人们警惕，为此他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

　　在改革初期，所有的人对市场经济都有着非常高的预期，正如吴敬琏所言，这种预期中有着天真的成分。因为，即使在好的市场制度下，也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市场经济也不会自动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充满着冲突的经济形态。由于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计划者，决策是分散的，决策（价格）要通过谈判形成，因此出现利益的冲突是十分正常的。在利益的竞逐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成功者可能走向垄断，失败者可能堕入绝望。因此，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干预，给垄断者以约束，给失败者以救济。但是主张政府干预，并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起的作用是创造法治环境和带头尊重法治，确保起点公正、过程透明和机会平等。

　　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形态，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颗脆弱的苇草，这句话也可以拿来描述市场经济，它也是一颗脆弱的苇草，它是稀有植物，它的正常运转，需要许多支持条件。比如说需要权利均衡，防止出现寡头，需要法治，需要支持它的文化氛围等等。这些条件在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不一定都具备，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市场制度需要坚持不懈的制度性积累，更需要公众的支持。吴敬琏这一怒假如能唤起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思考从而坚定支持市场的态度，那么，他的动怒就怒得其所。在中国发展的新起点上，这一怒也将作为颇具象征意义的画面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