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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平
在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会上，吴敬链教授情绪激烈地回应了关于经济学家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社会议论(3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
作为一位公民，吴教授当然有对涉及自己的批评表达不同意、不满甚至“动怒”反
击的权力。但同时，媒体和公众既可以因此重新审视原来的批评，继续坚持或做出修正，也可以对吴教授的“反批评”是否确当进行“再批评”，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权力。这应当是吴教授也会同意的对待争论的底线共识吧？
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吴教授认为在“在改革成败得失”这一“改革争论主题”上，“有些人利用这种不满，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而我们却看不出关于“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其主流已经或必然“引向”了这个“方向”。吴教授的这顶“帽子”戴得有点大，遮挡了前面所说的关于争论的各方权力底线，也与吴教授同时所做的“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反思，我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不是去问持有这些态度的人的动机，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这样的表述相抵牾。
针对某媒体披露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位著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因此怀疑“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吴教授声音颤抖地说：“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教授最不能理解的是：“舆论却认为，谁要是干了这个事(当独立董事)就错了”。而他随后又指出：“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制、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这就教人难以理解。吴教授们担任独立董事的这些企业当然是“国有股公司”式的“大型国有企业”，请问这些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改革”中“进展缓慢”代表了“哪个利益集团”？在他们这样做的过程中，为国企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设立的独立董事们，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公众到底是仅因为经济学家当了这些企业的独立董事认为他们“就错了”，还是因为在这些企业维持垄断、给市场化配置设置重重障碍时独立董事们的无所作为而被认为“就错了”？
吴教授是笔者敬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近关于改革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意见也表现出一位学者秉持大义、学识厚重的大家风范。但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从自己的理论、见解和自己“独立董事”局限造成的“身份分裂”中解脱出来，把面对这种尴尬处境时“发怒”的情绪放到自己“经济学家＋独立董事”的敏感身份必然带来的“公众化”而理当接受社会评论的认识中来求取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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