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使人困惑的吴敬琏

　　李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钱颖一教授说：“任何人看到中国拥挤的餐馆、繁忙的建筑工地、繁忙的港口，都会得出中国经济比世界其他国家繁荣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如果去询问中国国内的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就连一向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们也感到困惑。” 我们不晓得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 是否困惑，但是，我却从吴先生的一系列观点和讲话中感到了困惑：

　　但凡了解改革的人都知道，以吴敬琏先生的影响力，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吴先生是有着莫大关联的，以至于吴先生甚至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号，吴先生也俨然就是中国最权威的改革理论家了，是对市场经济和中国改革认识最深刻的大学者了。每每当“吴敬琏”三个字出现的时候，往往都会成为社会最关注的焦点，而吴敬琏先生也每每总是在的改革的关键时刻发出“高论”。迄今为止，吴敬琏先生的影响是无人能及的。

　　但是，吴敬琏先生一会说要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坚持改革不动摇，他还强烈呼吁，特别要警惕有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他甚至非常明确地指出：“有些人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照吴先生的观点来看，似乎改革已经是完全成功的，而改革走到了今天，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更是不容置疑和完全正确的。

　　吴敬琏先生一会儿转眼又总结出中国改革存在不少重大缺陷的问题，如关键领域的改革缺陷、法治环境的改革缺陷、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缺陷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缺陷四大问题，这样一来，吴老先生又把中国改革和市场化发展的成绩全部否定了。尽管水皮先生称这些观点都是老生常谈、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从吴老先生的口中说出来却也着实是令人大吃一惊。他还特别指出了“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现象，这给俺们的印象似乎是说改革是失败的。吴敬琏先生把改革成、败都集于一身实在让人困惑，此其一。

　　不过，吴敬琏先生也说了——市场经济么，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那这样看来，“有人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不能说是错误的观点了。我们再深入下去，哪些是好的市场经济，哪些是坏的市场经济，我们至今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改革不动摇，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变，就有问题了。因为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市场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没有，市场化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最典型的如

股票、证券和金融这些可谓是最市场化的东西了，可是，中国的股市发展到了今天，一直提倡市场化方向的吴敬琏先生却冠之以大“赌场”的称谓，好像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方向有大问题。

　　此外，

银行改革要公开上市，并对现有运行机制和股权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可是，吴敬琏先生却认为，搞了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实现了脱困的目标，并整体向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转变，但吴敬琏先生却警告说，因为国有企业脱困主要是政策性的因素起作用，如果不在制度上取得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仍然可能有复困的危险。他还进一步指出说，中国企业没有竞争优势，缺少效率是因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不是企业，企业经营不规范；二是市场不是竞争，有许多行政规定和行政保护。并强调说，要警惕裙带资本主义的盛行，要研究中国国情，要有中国特色，不能走重工业的发展道路。

　　敢情我们搞了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竟然出现这么多问题？如果不是我们的市场化有问题，那是我们施行的是所谓“坏的市场经济”了。对此，吴敬琏先生又予以否定，他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算起，已经经历了200多年的历程了，才达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可见市场经济是相当漫长的。看来啊，中国怎么赶也不如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了，市场经济有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但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过我们今天的这些问题，特别是日本在近代与中国同样落后，而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一样发展起来了吗？日本的经济总量至今高居世界排名第二位置，凭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必须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的呢？吴敬琏先生在主张推进市场化的时候，并没有指出这些危险，而现在又强调市场化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问题，实在让人困惑，此其二。

　　吴敬琏先生还谈到：“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他呼吁要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不能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可是，吴敬琏先生作为改革权威却不仅没有公开表态，甚至是把自己置身于事外。相反，却指责别人对改革的反思是在反对改革，甚至把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改革是用马列主义作指导，还是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的问题，扣上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的帽子。吴敬琏先生不让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呼吁自由而切实的讨论，不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但为什么却出尔反尔，率先给别人扣上了一个“极左”的“大帽子”呢？实在让人困惑，此其三。

　　吴敬琏先生一直是以有良心的学者而被人所称道的，您对自己提出的学术思想，坚持不“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不惧某种流行观点的压力。但是，吴敬琏先生却忽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呼吁不要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联系在一起，难道公众对那些个学术造假、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的经济学家痛斥的现象，吴敬琏先生看不到吗？为什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公然背离了公众的情绪？这种现象正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地方，并且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所在啊！而作为改革权威的吴敬琏先生却没能给我们期盼的答案，实在让人困惑，此其四。

　　吴敬琏先生最近的高论更让人看不懂了：“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确的，怎么又忽然会跑出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来，贫困群体是哪些，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团是哪些，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吴先生却没有明说，吴先生先前只是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此番关于“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体可能结成联盟”的高论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大家知道，严肃的经济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尤其是在中国改革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变革和财富制度的体系设计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合理地设计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正是经济学家要研究的问题。但是，吴敬琏先生这番危言耸听的高论，实在让人不敢继续地改革下去了，特别是吴先生所说的“改革四大缺陷”可是基本上要全面否定改革的成绩呦，甚至到最后连吴先生自己最初提倡的市场化方向都要被否定啊。一直极力主张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吴敬琏先生，前后不一，如此自相矛盾实在让人困惑，此其五。

　　实际上，吴敬琏先生所谓警惕有人反对改革的言论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经历了27年的改革实践，人们已经达成了对改革的一致共识，并以更加高涨的热情参与到改革之中。正是人们对改革的极大关注，才发现和体会到了改革的方向问题以及更多的细节问题。所以，现在人们普遍怀疑的不是改革，而是在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这个所谓社会“精英群体”的真实水平表示怀疑，尤其是对他们能否真正地引导改革，并找到正确的改革路径依赖表示怀疑。比如，某位在 “郎顾之争”中脱颖而出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有了一张口，公众就发笑的“口碑”了，在他们信誓旦旦对改革发出宏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和有明确逻辑思维的观点，所以，著名学者何新发出了这样的呼吁“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

　　吴敬琏先生曾谈到，自己仔细而全面的看过了很多关于医改方面的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无论是认为医改因为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失败，还是认为医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章，似乎都存在过分笼统，或者全盘否定地判定市场化是错误的，或者全盘肯定地判定市场是正确的，而没有对问题作具体分析。并建议说，如果能够针对具体门类进行具体分析，即使不能形成共识，也能明确分歧的症结所在，从而为辨明是非创造前提。对于吴敬琏先生这个似乎是明白而理智的结论，更让人不解。

　　实际上，在中国所有的改革项目中，公共领域里的改革是最容易的，因为“医疗、教育和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世界各国也都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参考，甚至印度的梯级医疗制度就完全可以照搬过来，美国的教育体系和俄罗斯的住房制度也都是明摆在哪里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然如此强大，以至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就已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照搬过来这些制度也就不到2000亿元，有何难哉？还用大家在哪里瞎争论什么？但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现成的制度、非常明确的改革方向我们就是做不到，恰恰是这种最容易的改革最不成功呢？至今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方向仍然还是一片模糊。已然非常清晰的公共改革，却还要作什么具体辩论，甚至成了“和事佬”，如此争论改革实在让人困惑，此其六。

　　直到今天，市场经济已经走了一半，但是，本应当是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和改革的理论问题，却竟没有人能说清楚；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因为大多理论解释仅仅是从原始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分析，可分析到最后还是又把问题归为到了开始的结论，结果是使之成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实际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鼓吹什么市场化改革方向，可是，却对市场的规律一无所知，结果，是严重地误导了改革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造成了改革两极分化、公共管理缺失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背离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方向。

　　当我们都在为市场经济喝彩时，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就已经在他的著作《市场的天生不稳定性》中提醒我们，要注意竞争性市场的不稳定性。他还特别指出，不要对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太当会事儿”，因为假如市场处于无序状态的话，经济学家将变得毫无意义。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赛罗更是深刻地指出，全球化实质上已经崩溃，因为决定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是科学技术，而不是由少部分专家提出的空洞的全球化理论。甚至一些曾经主张企业竞争力的商学院教授，在实地考察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后，也认为全球化应该有实际且适合每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模式，不能一律套用自由市场和开放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学家”的阵营里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让获诺贝尔奖的国外经济学家到中国来，也未必就能适应这片土壤。”我不知道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无力和不负责任的辩白，是因为指导不了改革，还是“主流经济学家”本身的无奈与尴尬呢？妄谈改革，却不能深入地研究改革，并把改革作为一个大课题系统而全面地研究，这究竟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还是研究改革学者自身的悲哀呢？从人们把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成果比喻成新“三座大山”的共识和感叹，从一些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和强势垄断企业的作为中，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仅早已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这种逐渐拉大的经济距离，更感到改革正在离我们期盼的共同目标逐渐远去。我们不禁怀疑，市场化改革不是任人““忽悠”的，市场化改革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那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们，能否告诉我们的市场化改革究竟要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