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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自由派”经济学家似乎比谁都怕“自由”，这也许是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的奇观。
在上个月炒热媒体的改革大讨论中，张维迎昂然宣称：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
，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李稻葵干脆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似乎在改革的问题上，不仅不应该投票，而且连讨论都不应该了。
不错，科学确实不用投票，但难道科学家不需要讨论问题吗？张维迎更是犯了一个小学生犯的错误：改革涉及的是政策乃至政治的问题。谁也不能把一个具体的政策定义为“科学”。比如，在一般意义上说减税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这也许是“科学”吧。但是，布什的减税是不是科学呢？美国国会投票对这样的经济政策进行表决，是否就是不尊重科学了呢？请你们再回到世界各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走一圈，看看哪个国家的重大经济政策可以不经过投票？
张维迎也许对经济学有敬业精神，不屑于和没有基本训练的公众讨论自己的专业。这当然无可非议。不过，真若如此，他就应该呆在书斋里，不要直接卷入公共政策的讨论，更不要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观察一下西方的经济学家就明白，有些经济学家永远呆在书斋里，不和公众对话。但是，一旦经济学家卷入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决策，就常常变成一个优秀的“沟通者”和公共关系专家。左派的例子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RobertB.Reich。他上电视、写畅销书，简直成了克林顿的经济事务宣传部长。右派的例子则当属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他常常在报纸上写小豆腐块文章，“直话直说”，把自己的经济学智慧对全无专业训练的“白丁”解释得一清二楚。教育券的改革，就是他这么一手推动的。
张维迎的问题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于他对付不了活的社会。除了经济学，他对别的事情似乎了解不多。比如两年前他参与推动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把一流大学当成研究性大学，把博士课程看做衡量一个大学的尺度。这无非反映了他自己出去时关在研究院里读书、对人家的本科生教育一知半解，只能抱着“研究”不放。现在他又来了，企图把博士班里学来的东西用在政策制定上，还自以为是“科学”。这不叫“科学”，这是“政治”！可惜，后面这一点，他的博士课程里没有教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只有一肚子委屈：自己占理怎么不得人心？
张维迎抱怨“主流媒体对不同意见完全不报道，一点不同的声音都没有”，却为什么不费点心思对公众解释自己的主张？这次他放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的话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和何祚庥的“谁要你不幸生在中国”几乎可以同日而语。但他至今不屑于解释澄清。那你还指望公众支持你吗？
“自由派”的牢骚，其实反映着他们的一个根本困境:他们自以为要建立一个自由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心理积淀，还是前苏联式的知识精英主义和中国传统“为王者师”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对此没有自觉。这样的心态，使他们不适合在一个大众化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中生活。随着改革的展开，他们必然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天下没有强迫的“自由”。自由市场，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自愿参与的基础上的。如果你甚至不能说服人们按你制定的游戏规则来玩，乃至必须使用强制手段，这还叫什么自由经济呢？张维迎们应该想一个基本问题:是用自己的经济学训练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回到书斋当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搞“科学”研究？如果选择后者，我相信张维迎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毕竟现在中国几乎已经没有老老实实呆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了。如果选择前者的话，那就要学学怎么跟公众对话。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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