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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坏消息：零点公司最新发布的一项针对4128名18～60岁常住居民的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开始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据《中国青年报》2月20日报道)
之所以断定这是一个坏消息，是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最底层、最基本的需求，恰恰就是对安全的需求。
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不安全的感觉之中，那么发挥潜能、创造价值恐怕都会因缺乏必要的氛围而落空。此刻，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来讲，最心急的事情也许莫过于要尽快扭转这种“连降三年”的不利局面了。
在开出药方之前，似乎有必要首先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有关安全感的话题已经讨论过数年，相关方面倒不乏现成的“结论”。一种说法是，居民的安全感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财产。支撑这种结论的理由在于，调查数据显示，中高收入的人群普遍缺乏安全感，而农民工的安全感最高。依照这种说法，让全国人民穷到“贼不惦记”的地步便从此彻底安全了，其荒谬性不值一辨。
另一种影响甚广的说法，是治安方面太多的负面报道消融了人们的安全感。所谓负面报道存在的价值，一方面能够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应当说，负面报道对增强安全的影响是正面的。撇开这种争论不谈，所谓负面报道影响安全感的说法，很难解释以下的问题：众所周知，2003年公众安全感连年下滑的局面曾得到了大幅度的扭转，难道能够由此推断当年的负面报道管制的最严？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安全感低于城市，难道可以由此推断农村的资讯比城市发达，因而导致农民接受了更多的负面信息？
正确解释刚刚提出的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换一种思路。2003年治安方面的所谓负面报道不比临近任何一年少，在那一年里政府挥动铁拳向黑恶势力宣战，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既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又鼓舞了人民群众，因此直接提升了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这一事例从时间纬度上说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安全服务能否满足居民需求，这是公众安全感的决定因素。而安全感的城乡差别，则从横向上说明政府对农村所提供的公共安全服务相对不足，直接导致了农民安全感更加匮乏。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众安全感取决于他们对政府公共安全服务的满意程度。那么，遏制公众安全感的不断下降，根本出路就在于采取措施加大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力度。公安部采取的“警力下沉，充实基层”的做法，应该可以看作是应对措施之一。当然，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公众不妨拭目以待。
(稿源：红网)
(作者：周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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