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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穷尽一切手段”后方能实施行政强制———这是最后公众在讨论行政强制法草案时形成的一个共识。意为：民权为大，自由只能因为自由的缘故才能被限制，只有在一切方法和手段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能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其实不仅行政强制法如此，所有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事务都应该如此，比如最近各地的公共品涨价。
用“在涨声中迎接2006年的到来”来形容最近风声鹤唳的涨价，一点也不夸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从26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适当提高天然气出厂价格；广州市物价局24日就宣布，广州市将实行阶梯水价；西安市宣布，出租车元旦后涨价并与燃料价联动；铁道部以“临客硬座不上浮”的另类方式，宣告了春运车票涨价；电、石油、土地、煤炭等其他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涨箭在弦上———绝大部分涨价都以节能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无论涨价理由包装得多么迷人，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涨价”是对百姓福利的剥夺。原有价格下，老百姓本可以用消费剩余享受其他福利，而必需品价格上涨后，生活成本提高，必然会挤压其他的消费福利。
有人要说了，既然是剥夺，利益自卫中谁都会排斥“被剥夺”，那公共品是不是就不能涨了？百姓的权利不是绝对的，为了更高的公益目的，公共品价格当然可以涨，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什么是“更高的公益目的”？一些“私人利益”常会装扮成“公益”的样子招摇过市，认定公益需要一个客观标准———而“穷尽一切手段”原则是区分公益和私益最好的标准。
比如说以“节能”的名义上涨水价，用“穷尽一切手段”原则衡量就是：为了节约能源，涨价是不是穷尽了所有手段后最无奈的选择？是不是节水器、压缩水厂成本、公共政策、政府带头节水等手段都不奏效了？“穷尽一切”的追问是为了挤压出涨价中的“伪公益”。毕竟，节能是为了公益目的，可节约能源难道不是为了每个个体的幸福吗？
老百姓的福利只能以福利的理由被剥夺———“穷尽一切手段”原则是实践这个自由辩证法的唯一标准：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理由被剥夺。比如说为了节能，其他的手段都穷尽了，表明所有在价值上比“公民福利”低级的目的都已经用尽了，只能在价格上拿老百姓的福利开刀了———这时候，涨价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公益，涨价才可以被看作是“为了更高福利而被限制的福利”。
今年的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在水资源紧缺的华北、西北一些城市，近年来出现大造城市景观水之风。有的城市“拦河筑坝”，把河水“圈”在城内；有的城市耗巨资“挖地造湖”，人为制造水域景观———用“穷尽一切手段”的原则来看，这些城市就没有提水价的资格，因为最初级的节能手段还没有尝试。天然气要涨价，政府必然向社会公开企业成本运营情况，让公意来进行是否穷尽了一切手段的判断；还有电、石油、土地、煤炭等，所有公共品的涨价都必须能经受这种公意审视。以公益的名义，让老百姓承担涨价的成本。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这到底是为了真公益还是伪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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