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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昨天，《第一财经日报》两条头版新闻引起我的关注。一条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大致划定》，说的是目前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贫富差距加速扩大，专家建议，应注重个税和消费税调节。另一条是关于即将出笼的胡润“强势富豪榜”，文章提到，在构建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大背景下，胡润本人对即将公布的
财富数字的巨大攀升有些不安，所以反复强调，应看重企业家的贡献和责任。
其实，两文都涉及一个主题，即面对日益增大的经济、社会差距，我们该怎么办。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成绩有目共睹，但为什么一些民众却面临生活困难？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哪里去了，这些民众为何分享不到？值得欣慰的是，这些现象不仅我们看到了，政府也在思考。从最近透露出的“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精神来看，如何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成果，如何在经济增长中体现公平和社会和谐，将成为讨论的重头戏。
不可否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化及新区域经济格局的出现，这都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但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和谐社会的确立。而建立中国的和谐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全体国民都能够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如何让全体国民的利益得到维护与保护。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化解以非市场化方式造成的贫富分配不均。目前的贫富不均不仅表现在量上的基尼系数高企，而且表现为现实生活中奢侈与贫穷的鲜明对比，及这种贫富差距的跨代延续。
这种现象的造成，并非市场使然，而是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结果，是我们转轨经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结果。纵观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先有双轨制，一些靠近计划轨的拥有权力者在短时间内成为暴富；后有证券市场圈钱及银行不良资产泛滥，少数人通过金融工具及银行贷款，把社会及国家的财富轻而易举地转移为个人财富；还有就是近几年通过住房分配及房地产市场的非市场化，加速了整个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当一个国家的少数人通过现有的制度缺陷占有社会大量或绝大多数财富时，整个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它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严重分化、导致整个社会民众之间的观念冲突，而且也导致不少国民不能真正分享改革或现代文明的成果。
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基本前提是让全体国民分享经济改革成果，在这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除一些制度性障碍，尽量减少因机制性缺陷而使得一些人可利用非市场方式加剧贫富分化，并造成民众财产界定不清、身份歧视及政府财富二次分配的功能失效。只有找到把手，才能找到问题化解之道。而让全体国民都能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则是现有的制度缺陷得以改善的具体表现，也是“十一五”规划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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