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缩：市场是否遭遇七年之痒

　　(原载于1999年7月20日《工人日报》)

　　“七年之痒”是一种婚姻现象，意思是经热恋而结婚，婚姻进入第七个年头时，随着夫妻双方的熟悉，浪漫与潇洒随着生活的压力而荡然无存，婚姻进入第一个危险期。一个巧合是：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成为全中国的共同目标，从那时到现在，刚好7年。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没有心情回顾当年抛弃计划拥抱市场的激情。因为今天市场已经暴 露了冰冷的一面。

　　市场：“寒冷”替代“狂热”

　　婚姻总和恋爱时的憧憬有差距，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人怀疑中国遭遇通货紧缩。仅仅两年前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某省的官员还声称：要在新世纪的首个十年达到11%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今，估计他也会为两年前的憧憬失笑。一度以来，人们把市场想象成“聚宝盆”、“万花筒”，并相信：缺少什么，把它交给市场，市场准能超出我们的期望，市场把票证变成了历史，把商品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变出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增长。然而，在商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惜购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变成了收缩压力，利率越来越低，商品库存越来越多，物价不断下滑。以至于有自诩“倒霉蛋”者感叹购物后悔，刚买手机就降价了上千元，眼睁着刚扛进家的彩电又降价了。6月10，央行不得不再次降息。这是1996年5月1日以来，中国第7次降低利率。

　　1998年7月，朱镕基总理在视察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时，首次使用了“通货紧缩”一词来表示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今年6月6日，在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届《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结业典礼上，吴敬琏、林毅夫等经济学家们围绕通缩各抒己见。

　　可见，官方、民间和学界对通货紧缩的形势判断基本一致。

　　判断：低层次商品供大于求

　　通货紧缩取代了通货膨胀，“寒冷”取代了“狂热”。是市场经济辜负了厚望？

　　市场在中国早期轰动性的成功，与其说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还不如说是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决定的，中国与计划经济的决裂恰恰是因为其致命的缺陷——压抑社会的投资和创业热情，使得全社会长期处在极度饥渴状态。饥额的社会消费和超强的市场供给在开始搭成绝配，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很是情投意合，市场刚刚开放时期的抢购风和通涨使“热恋”达到顶峰。然而，随着市场源源不断的供应增长，市场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同比例地增长。一个直观的现象是居民银行存款的大幅上涨。城乡储蓄余额1988年大约是3800亿元，1992年大约是11000亿元，1998年达到53000亿元，而今年前三个月储蓄新增加达4446亿元，是去年全年新增额的58.4%。与此同时，贷款余额增长不力，消费的压抑遏制了投资欲望，投资的观望又令百姓的收入增长的预期下降。

　　市场经济必然演化供大于求的危机。

二战以后，深受重创的西方国家感到必须解决商品供大于求的危机。他们的主要对策是：一，通过科学进步实现产业升级，总能为社会营造新消费热点。二，在资本退出消费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资本也退出直接的商品生产，进入金融衍生的虚拟市场增值。目前，全球每天的货币流动中，只有3%与生产商品直接有关。这使物质商品的供应和消费保持相对平衡，不必再将奶牛赶入大海。传统的物质商品供大于求的危机转变为无形信心决定的金融动荡。资本的原始矛盾是否能够通过对虚拟市场的转嫁而彻底解决，仍有待于实践的考验。但美国与市场经济的200多年的婚姻似乎仍相当完满，尽管现今美国也出现了新一轮的紧缩的征兆。中国目前的通缩显然是低层次的商品供大于求。即使与西方国家20年代末的通缩相比也有明显差异。没有必要刚遇到困难，就怀疑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能否白头偕老。

　　貌似市场责任 实为计划所致

　　一项调查表明：中国95%的商品供大于求，中国在1997年底是进入剩余经济。但是，市场造就供应剩余，但也有一定的清理门户的功能。现实的问题是，市场淘汰竞争失败者的行为被一系列的行政干预给抵消了。啤酒业是最典型的，中国啤酒企业上千家，许多企业资不抵债，按理早该淘汰出局。但是，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税收，不惜采取种种地方保护政策，乃至使用财政收入进行补贴。这使啤酒业酿成“酒贱不如水”的惨局。现在一些部门出台的所谓“自律价”，可能是好心，但实际助长难有淘汰者的恶性竞争。试问：即使在优化资本结构试点中经过国家确认的破产企业又有多少真正死亡的？

　　归根结底，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似消费的问题，使为投资弊病。由于投资效率低下，投资损失导致大量的货币沉淀，货币变成了数以万亿元计闲置资产和库存商品，成为退出市场血液循环的“货币肿瘤”。这直接表现为银行中的坏账。这一货币损失的增长超过了新增货币量。因此，通缩的责任让市场来背，那才是天大的冤枉。中国的计划投资主导的简单外延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克林明(Paul Krugmen)所批评的，仍是典型的苏联增长模式，投入越来越多的机器和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没有质的提高，最终必将陷入回报递减的困境，难以维持。换言之，目前严峻的通货紧缩正标志着外延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走到了尽头。一言以蔽之，这次通货紧缩貌似市场责任，实为计划所致，是婚姻双方原有性格不合摩擦造成的，乃七年之痒。

　　科技先导 着力解决投资效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我们号准了脉，要想解决此轮通紧，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为，想解决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简单外延增长型向民间为主体，科技为先导的集约增长型的转变，说易行难。

　　首先我们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欠账太多，心有余而立不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反而由1978年的3%下降到1998年的1.7%，远远低于世界平均的4.4%的水平。不久前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虽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然而，要使科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质的转变，至少还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诚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还应当采用“供给学派”式的政策，采取一切手段使供应方面的潜力发挥出来，由此形成供给方面扩张与需求方面增大的良性循环、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但要想达到吴先生指出的供应效率，一是减少社会的宏观管理成本，即相应减少企业的税费压力；二是增加民间主体意识的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教授指出，微观领域中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和对产权保护不力，导致企业投资下降，许多私人资本做到一定程度就“自废武功”。如此，官方投资必须向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本位回归，主要投资社会保障和教育，提供人们的消费信心；三是要向民间资本开放更广阔的投资空间和领域，降低由垄断低效而导致的投资损失；也是一场针对既得利益的尖锐改革。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日趋严峻的通缩形势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国际垄断企业间的竞争日趋加剧，它们将向中国市场转移更多的竞争压力。除了造成中国出口难度加大外，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挤压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假如通缩的问题在今后的五年甚至十年长期存在。将会是对中国建立真正市场经济信心和决心的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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