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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新京报 》发表了评论《反身份歧视为“农民工”正名》，文章说， 我们应尽快淡出“农民工”称谓，将之与城镇职工一视同仁；通过为农民工正名，使之尽快享受到基本医疗、养老、失业保险。
为“农民工”正名其实是个“伪问题”。“农民工”就象一个人的名字一样，只是一个符号，我们常常发现同一个名字的两个人命运差异很大，曾多次看到过两个同名者，一
个是高级干部，一个却是阶下囚，一个是亿万富翁，一个却是愁米下锅的民工。所以说，关键的并不是称呼问题，而是给农民工一个公正，给农民工不打折扣的国民待遇：和城市的人们一样，可享受同等的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否则叫什么都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让“农民工”称呼淡出未必不可，问题是能淡出吗？正如评论中所说的，“民工”这个称呼似乎大有不可更改之势。“民工”这个名称已流行很久了，大家似乎习惯了。每逢春节，交通部门要开“民工专列”；春节后，媒体又会纷纷报道“民工潮”；有些社会学家在关心着“民工生存状况”；连为“民工维权”的网站都叫做“中国民工网”……既然这个称乎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且成习惯用语，要淡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评论还说，人们是否意识到：在这种称呼中，实际上包含着潜在的身份歧视。其实歧视的并不是“民工”这个称呼，而是他们的职业，农民中不乏有当老板的，蓝领白领，就很少有人歧视他们。文革时期，地主身份的人受歧视是必然的，他们挨斗受管制，地主子女连找媳妇嫁老公都难，只要叫一声地主，他们往往就会吓得发抖。摘帽之后，农村一大批地主子女借改革的春风发家致富了，人们照样称他们是地主，他们却是乐呵呵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发生质变，他们真正享受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所以说，歧视与称呼没有多大的必然关系，即使政府改了他们这个称呼，还能闭着城里人的嘴巴不叫进城打工的农民为“民工”吗？就象政府早已取消了家庭出身“地主”这个身份，但在乡村地主这个称呼仍然流行一样。当歧视与不平等被消除，称呼的价值又能有多大？
“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古代‘四民’、‘士农工商’就不仅是职业区分，也带有身份认同，不过那时因为‘农’可以向‘士’阶层流动而不受特别歧视罢了。”中国社会变革几千年，没有变的是“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才能做官，商人在封建社会里地位要比农民低，如今的商人老板与农民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说到底还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问题。
评论说，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这是“民工”称呼的现实背景，却也是关键所在。早在2003年2月25日，我针对北京把“农村”改称“京郊”，就在《中国经济时报》撰写了《称呼改不等于待遇变》的评论，我在文章中指出，假如“京郊”和“京城”仍然存在着差别，这种改革就会有“换汤不换药”之嫌，也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农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称呼上，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靠改称呼等形式的东西来改变这种状况，不难看出改变称呼还是有限的，就像法官穿上法袍、用起法槌一样，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法官素质和解决法官队伍中执法犯法等痼疾，所改变的也只能是表层现象而非事物本质。
评论说， 废除“农民工”、“民工”等这一类带有歧视性称呼，就是一种建设文明社会的标志。要纠正现实中的不公，先从改正称呼做起。改变称呼，只是他们的脸上贴了“金”，不等于“农民”可以抱着一纸“身份”过日子。要纠正现实中的不公，不是改正称呼就能做到，首先要做起的是改变这种对民工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真正地消除城乡差别，这才是建设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稿源：红网)
(作者：洪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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