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安慰徐忠淡定：央财之间有一些辩论和异见很正常

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郭凯

　　新浪财经讯 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郭凯在论坛发言。

　　郭凯评论财政和央行的关系时认为，看看美联储的主席和财政部部长写的回忆录，其实各国央行和财政都会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财政和央行之间的关系好还是坏，行长和财长个人关系好还是坏，对国家宏观政策有很大关系，二者之间有一些辩论或者不同意见是挺正常的，这种争吵肯定会存在，辩论也是存在的。我觉得徐局长也不要太有压力，你还是对中国政策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咱们媒体也帮助了你做出重要贡献做出了贡献。

　　以下是发言全文实录：

　　郭凯：我顺便说句财政和央行的关系。看看美联储的主席和财政部部长写的回忆录，其实各国央行和财政都会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财政和央行之间的关系好还是坏，行长和财长个人关系好还是坏，对国家宏观政策有很大关系，二者之间有一些辩论或者不同意见是挺正常的，这种争吵肯定会存在，辩论也是存在的。我觉得徐局长也不要太有压力，你还是对中国政策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咱们媒体也帮助了你做出重要贡献做出了贡献。

　　回到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我听到刘老师和徐局长讲的很有启发，我是在国际司做开放的事情，我给大家说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去年以来，大家明显感到金融服务业开放的速度加快了，有一个明显加速过程。我想把其中的时间节点给大家简要回顾梳理一下。所有的事情不是一下发生的，是有过程的。

　　从我参与工作过程中的感觉来讲，我觉得这一轮开放的起点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里程碑式的事件。周行长给我们明确指示，下一步研究进一步开放的问题。很巧合的是，在2017年年初，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织写第一份《径山报告》，题目是金融业开放。四十人论坛选这个题目完全是独立决策过程，至少没有跟人民银行沟通过。但我们大概在同一个时间点考虑了同一个问题。《径山报告》影响力之大，也体现在政策的重要性和业界的关注度。我们平常跟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触比较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明确告诉我，一拿到《径山报告》就直接翻译成英文读了。你很难看到国外机构对一份民间报告这么重视，这也体现了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2017年初决定写这个报告，无论是政策层还是智库方面都开始重视这个事情。2017年年中，当时有一个中美“百日计划”。“百日计划”磋商了30多轮，达成了十条共识。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是中国开始进口美国牛肉，但其中的五条是关于金融业开放的。当时人民银行代表中国政府跟美国磋商的五条关于金融业开放的共识，包括评级征信、信用卡等等。2017年7月份，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16次会议，《新闻联播》报道说，“会议听取了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汇报”。2017年7月，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小组做了一个汇报，那次会议对下一步金融业开放做了很重要的部署，那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会议。今年4月份，博鳌亚洲论坛，习 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发表讲话第二天，人民银行易行长在博鳌宣布11条措施。我说这个时间点，是想说，研究部署这个事情，好像有些人觉得和中美贸易摩擦谈判有关，其实关系不大，其整个是早于贸易摩擦和谈判过程的。它整个是一个自主、自发的过程。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需要进一步开放了，所以才发生这个事情。当然发生的过程和中美贸易问题又交织在一起，所以显得像是美国人给我们施压了我们才做，这个是不成立的。

　　怎么评价这一轮开放？我个人觉得，中国金融开放要分阶段。上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开放就是加入WTO，当时我们做出了一系列承诺，银证保都有一系列的开放，在那之后有一些陆续的开放措施。这一轮开放应该是加入WTO之后最主要的开放，一个是范围比较大，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评级、征信、支付还有小的领域，基本上金融服务业涉及的领域都包括了。第二个是力度很大。WTO只是把门打开了，允许外资机构进来，但是还是有很多限制，比如股比、业务范围等各种各样的限制。现在是走向国民待遇，用国外的说法是进一步走向全牌照开放，全股比。现在银行已经放开了，保险证券三年后放开股比。第三个是落实非常快。因为有习 主席说的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刚才说11条已经落实了8条，还有3条还需要修改技术法律。当时宣布的11条，年内应该能实现，这是有把握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金融开放和严监管是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严监管清理了很多机构，还有很多机构爆雷，一方面打开大门让外资机构进来，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开放和严监管有没有矛盾？这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必须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就是扩大开放和加强监管同时并存。

　　开放的本质就是取消没有必要的对外资的歧视或者进入的限制。严监管能保证所有金融机构，无论国有的还是民营的还是外资的都能按照一个统一的严格的高标准来受到监管。你看主要的发达国家，他们走向高度开放的同时都有很严的监管，通过严监管控制金融风险。

　　第三个方面，我们说金融业要走向负面清单管理，这和我们说的金融业必须持牌经营和特许经营这两件事情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因为金融业是一个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的行业，就不能负面清单管理，如果外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就是对外资超国民待遇，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解有不对的地方。拿开车的事打一个比方。我们过去规定只要是外国人都不准在中国开车，这属于没有开放。后来我们正面清单式的开放，规定从哪天哪天起，外国人可以开排量1.6升以下的小汽车，过两年外国人可以开7座以下的车，这是正面清单开放模式。负面清单开放模式是，我们现在规定外国人除了不能开军车、公共汽车，所有车都能开，这就是从正面清单变成了负面清单。比如说我们说了，外国人不能开军车、公共汽车以外都能开汽车，但这不意味着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无照驾驶，他该拿什么驾照还得拿什么驾照。外资机构需要拿的牌照需要拿，而不是放任不管。

　　第四个方面，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或者与金融风险的关系。任何开放都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这个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要客观分析，我想说以下几点：

　　第一，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项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开放，理论上有联系，我们现在所做的金融业开放都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属于WTO的管辖范围，属于允许外国人到这来做生意，可以有资本流动也可以没有资本流动。资本项开放开有很多争议，但对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另外一种概念。

　　第二，回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看看美国出事的金融机构是雷曼兄弟、AIG等等，几乎出事的机构都是美国自己的机构。这样的例子非常广泛，其实大部分国家的金融业出金融风险，都是本国机构出了问题。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以说，堡垒一般都是从内部攻破的。中资银行在国外经营，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相对比较老实，因为不是在本土经营，业务范围、政治联系都是有限的，所以它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反而是本国的机构可能是最大的风险点。换句话说，真正出风险的时候未必是外资机构出风险。

　　第三点，有人说这也不对，你看东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东欧很多国家是外资银行比重非常大，外资银行开始往回撤资，导致东欧国家陷入很大的困境。信贷也没有了，金融服务也没有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事情看怎么看？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已经长成大树了，外资银行比重才1%多，即使到10%到20%（未必到得了这个数），中国也不会变成东欧那样——银行业掌握在外资银行的手里。再者，你看外资银行占比重大的地方，东欧和拉美，受到的影响是截然不同，这取决于银行经营模式。拉美是外资银行高度本土化，储户的基础在本地，在当地动员储蓄，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东欧为什么受影响？他们是从奥地利拆借资金，拆到东欧这些国家，通过短期债务来为这些国家提供金融服务，其实是个资本流动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问题不是外资银行的问题。

　　最后一点是今天早上好几位都说到的金融制裁问题。会不会把外资放进来以后，别人想制裁我们就更容易了？这个逻辑正好是反的。美国为什么敢用金融制裁手段去制裁伊朗、朝鲜这些地方，我觉得最大原因美国的银行金融体系在那里没有利益，它不需要那个市场，它可以把这个国家从国际金融体系中切断，这对那个国家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对美国而言基本没有明显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有利于不发生剧烈冲突。如果我们机构在那边没有分支机构，他们机构在我们这边没有分支机构，才越可能走极端方式。从国家安全的方式来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是更安全的格局。

　　今天的题目是前景和挑战。上海想建成全球金融中心，中国想利用两个中心两种资源，中国金融业必须高度开放，这是必然条件。周行长说自己跟自己玩不可能有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有国际货币，你自己愿意用这个货币，别人愿不愿意你这个货币，取决于你的金融业是不是高度开放。

　　有什么挑战呢？

　　挑战一，已经宣布的开放措施要落到实处，落到实处不是特别简单的事情，宣布的时候就一句话，所有魔鬼都在细节中。开放的便利程度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细节能发挥作用。刚才徐局长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你一项做不对它就进不来，不是说我门开了，它就能来，落实是很细致的体力活。

　　挑战二，真正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我们到现在为止的开放仍然是正面清单式的开放，你可以做什么。还没有真正转向负面清单管理，尽管十九大报告说了全面实现负面清单管理。不只是开放，国内经济管理都要负面清单，我们真正转型还没有发生。

　　挑战三，政府的转型、监管机构转型。刚才刘主任说要专业能力，不仅仅是专业能力，还包括思维方式，管理方式，我们怎么面对一个更开放、更多创新、同时又有更多风险的一个金融体系，同时这个控制风险的方式不是从源头上让不让你干这个事情，而是在事中、事后的管理和调整，我觉得对政府和监管部门是个极大的挑战，政府也需要转型。

　　挑战四，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同等重要，我们做对外开放过程中也发现，有些对外开放的措施没法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措施没有对内开放，在酝酿过程中别人一句话就给你怼回来，这事中国人还不能干为什么让外国人干？我们当时在做那些方案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是想步子更大些的，但是因为国内对内资还有限制，使得咱们没有发生。下一步再做开放时候，其实对内对外开放是要同步起来，要全面改变营商环境，金融业开放包括政策制定，不是金融部门一个部门，还涉及到法律、税收等各种各样的制度，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取决于市场营商环境整体改进的速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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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