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要市场参与者愿意用人民币。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调门唱得太高。[详情]
江小娟表示今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到四点。首先，网络和数据技术广泛应用的影响；第二个，作为大国的影响；第三，全球化的影响；第四，中国体制的影响。[详情]
余永定谈到，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有一定时序的，首先动汇率，然后是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个时候人民币才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详情]
蔡鄂生谈到，人民币国际化时，大家在美元弱势时比较有信心，但如今大环境变了，大家的信心就低落了，我认为金融开放首先要看基础和内生动力。[详情]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表示，在扩大金融开放中，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绕不开的一个命题，应该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详情]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呼吁《期货法》尽快出台，接触投资者疑虑。[详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主题演讲。[详情]
徐忠对近期“央行财政之争”做出回应。他表示，其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后续发表的文章亦是在今年2月已经写出来，只不过7月才被发表，不是有些人想的“阴谋论”。“我们的讨论是学术讨论，希望可以公开、心平气和的讨论学术问题。”[详情]
郭凯评论财政和央行的关系时认为，看看美联储的主席和财政部部长写的回忆录，其实各国央行和财政都会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详情]
与会嘉宾在专题讨论一：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前景和挑战中进行圆桌讨论。[详情]
黄益平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要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先解决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2006年央行报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提出来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个是扩大跨境人民币的使用，二是推动资本项目的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思路，应该说这个思路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详情]
管涛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三位一体推进，改进汇率调控方式，汇率中间价完善，汇率区间调整，增加汇率弹性。[详情]
施琍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不在于产生新的想法而在于摆脱旧思路的束缚。[详情]
十二届全国政府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表示，40年来，金融开放贯穿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币国际化也随之稳步向前推进。[详情]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文涛表示，黑龙江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我们黑龙江农业方面比较发达，我们的不少干部讲农业头头是道，可能讲一整天。讲工业，可能讲一支烟的时间，讲金融基本不沾边。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能给予我们帮助。[详情]
伊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环表示，金融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枢纽。过去几年伊春的发展正是得到了金融的有力支持才走出了林区贫乏的阵痛，加快调结构，步入绿色转型发展良性轨道。未来伊春的发展，更离不开金融的源头活水。[详情]
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协办的“CF40伊春论坛”将于8月11日在伊春市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详情]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导 读 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谁能在未来竞争中脱颖而出？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说，“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徐忠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徐忠强调，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与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而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我国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具体而言，徐忠提出四个方面：第一，在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以下为徐忠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习总书记博鳌论坛的讲话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金融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当然，目前国内对于如何促进金融开放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对金融开放有以下几点认识。 01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必须推动金融和其他领域的深层次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型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提高，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国家可以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把握竞争优势。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就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简单来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看FDI和民间投资，而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出一个有信心和稳定预期的环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02 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与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余永定老师的诸多观点实际上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观点是一致的。 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麦金农（Mckinnon）学说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着“条件论”和“次序论”。应当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在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但在政策实践中，情况往往与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这样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使理论上具备所有的条件，即使改革的次序符合理论的要求，也可能由于一国其他特殊原因而导致改革失败。况且有时候改革是倒逼出来的。因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这与金融对外开放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类似，实际上是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人民币国际化并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是这方面非常鲜活的例证。 03 金融对外开放重在细节，需要建设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并不像领导宣读政策那样简单，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实际上，我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在我国，不仅《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中缺少证券法定登记、中央对手方、担保品快速处置、破产履约优先等规定，《企业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部分条款规定也没有体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可能与结算最终性、终止净额、保证金的隔离与快速处理等金融市场的核心法律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规定自身便存在矛盾。例如当有清算参与者破产时，《破产法》第四十条和第十八条规定会造成终止净额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法律基础，也使我国金融业务机构无法在巴塞尔协议下取得资本缓释。 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例如，境外机构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时，往往是将固定收益、商品、货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制定交易策略，但是国内却是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安排，导致境外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和外汇工具制定投资策略。因此，有些市场虽然看起来已经开放了，但外资仍然没有办法利用通常的策略进行投资。 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境外机构普遍反映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相对分散，部分条款内容亦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亦不强，较大地影响了其投资积极性。 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就其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利息所得，由债券发行人按照10%的征收率扣缴企业所得税。在实际操作中，债券发行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对债券投资者的国别等信息并不了解而无法履行扣缴义务，中央国债公司、上海清算所等托管机构虽然掌握境外投资者的相关信息，但并非法定扣缴义务人，无法进行税款的代扣代缴，境外机构自行申报缴税难度亦较大，导致实践中尚未有境外机构成功缴纳。从国际市场看，由于登记托管机构掌握详细的投资人信息，绝大多数市场均采用由登记托管机构代扣代缴的安排。同时，财税部门虽已表示，将比照QFII、RQFII从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转让所得的处理方式，暂不对境外机构投资债券的转让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但仍缺乏明确的发文规定。 增值税方面，国外市场有外国投资者投资债券市场不予征收增值税的惯例，但我国现已基本明确对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息所得征收增值税，且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存在计税依据如何确定、境外机构自行申报难度较大、国际条约或税收协定的有关税收优惠如何适用等问题。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上实行的市场参与者准入备案，一级托管、集中交易模式，也与国际市场实行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多级托管、分散交易的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导致在投资方面面临不少技术性障碍。总而言之，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 “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简介 2017年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伊春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正式启动。自2017年起，每年夏季举行，选取中国和全球经济金融领域重大、热点问题，邀请金融界监管领导、商业领袖和知名专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研讨交流。 在去年举办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北京市副市长殷勇（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等各界专家围绕开发性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等主题积极建言，形成了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讨成果。 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聚焦 “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重大主题，陈元发表致辞。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CF40常务理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CF40学术顾问、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郭凯，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专家施琍娅等专家学者围绕上述主题发表了演讲。[详情]
周小川：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保持低调 当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国内宏观经济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稳金融”已经部署到位，金融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何种新考验？ “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摇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11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可从四方面推进。 周小川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持之以恒，他指出，有些事要坚持很多年才能逐渐有结果，如果把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当成调控性工具就很难推行。此外周小川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要市场参与者愿意用人民币，所以还应该保持低调。 面对中国当前金融开放前景、挑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等专家学者均发表了主题演讲。 面对当前大幅波动的人民币汇率，余永定指出，央行应坚持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干预。“对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不能放松，对外汇市场停止常态化干预的政策也应该继续坚持。”他说。 汇率大幅度贬值基本不可能发生 “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要推进人民币自由使用、汇率机制改革。由于对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总要选择一部分和放弃一部分，什么都想要，往往是做不到的。”周小川认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所取舍。 此外周小川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应避免出现摇摆。他认为，一些制度安排如果做出摇摆性安排，恐怕对长远有影响，比如对人民币国际化等就会出现不利影响。但其实这也难以百分之百避免，因为经济社会都是面临着可控的变量少、要应对的问题多的局面。 自8月3日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并宣布将根据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后，人民币上周在6.83左右徘徊。 有观点认为，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资本外逃。余永定对此观点予以否定：“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务业开放是属于贸易范畴的事，属WTO管辖范围；资本项目自由化则属于资本跨境流动，是IMF管辖范围的事，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不必担心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资本外逃。” 余永定指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这一定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就会强化贬值预期，接下来或许应该对出现新一轮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做好准备，可能不会发生，但需防患于未然。 “具体来说，应该仔细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可能渠道，比如对各种‘通’，证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等，额度渠道管理还是要坚持。与此同时，还要考虑数字货币是否也会成为资本外逃新的工具，以及是否存在原来没有想到流出的漏洞存在。”余永定说。 现在市场对于人民币“破7”问题非常关注，余永定表示，7跟6.9没什么区别，他认为央行应当做到没有任何一个汇率目标要保，中国基本不可能出现汇率大幅度的贬值。 “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徐忠说。 徐忠指出，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金融开放首先看基础和内生动力 近期，中国金融开放步伐加快，外资机构在华投资不断增添“新版图”。 蔡鄂生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时指出，金融开放，首先要看基础和内生动力。另外要把开放和监管的松和严相比较起来。 “不是说金融开放了，监管就要放松。”蔡鄂生认为，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应当持之以恒，要在规则和法律下解决问题，而不能通过及时调整政策来解决问题。 刘世锦指出，任何领域的对外开放要先对内开放，以往一个重要教训是对外开放之前未能对内开放，尤其是对民营经济开放。 他指出，有的行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往往不是中国人、中国企业不行，而是没有给最有本事的中国人和企业机会；不要低估中国人和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创新。 刘世锦认为，尽管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曾经到过8%，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6%~7%。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到全部中国企业利润的一半，同时超过美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而美国银行业利润占全国企业利润的10%左右。但当前的中国金融业仍难言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仍面临行业公平准入和竞争、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创新、重组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刘世锦称，提高专业化水平，是金融开放的重要方向，如硅谷科技银行促进创新，社区银行促进普惠金融，这些都是专业化金融服务的体现。当然，相应的，金融监管的专业化要与金融发展的专业化相配套。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增强对大宗商品定价权，需要积极推进《期货法》立法进程。” 姜洋表示。 姜洋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橡胶产量占全球的91%，棕榈油产量占全球的88%。但是国内交易所缺乏全球定价权，比如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棕榈油期货交易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交易所的棕榈油期货交易量，但是在国际上没有相应的定价权。他认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面临一定挑战，观念还是要加快转变。 法律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徐忠指出，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和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他指出，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 徐忠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例如，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 其次，徐忠指出，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 最后，在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境外投资者到我国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按照现行的制度，一些税费是暂时不需要缴纳的。但很多境外机构表示，主管部门无需暂时免收这些税费，要么永久免收，要么给出明确的税收标准，这样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确定具体的投资产品。暂时免税会给外资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徐忠说。 编辑：邹臻杰[详情]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导 读 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谁能在未来竞争中脱颖而出？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说，“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徐忠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徐忠强调，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与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而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我国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具体而言，徐忠提出四个方面：第一，在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以下为徐忠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习总书记博鳌论坛的讲话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金融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当然，目前国内对于如何促进金融开放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对金融开放有以下几点认识。 01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必须推动金融和其他领域的深层次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型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提高，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国家可以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把握竞争优势。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就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简单来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看FDI和民间投资，而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出一个有信心和稳定预期的环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02 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与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余永定老师的诸多观点实际上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观点是一致的。 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麦金农（Mckinnon）学说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着“条件论”和“次序论”。应当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在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但在政策实践中，情况往往与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这样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使理论上具备所有的条件，即使改革的次序符合理论的要求，也可能由于一国其他特殊原因而导致改革失败。况且有时候改革是倒逼出来的。因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这与金融对外开放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类似，实际上是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人民币国际化并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是这方面非常鲜活的例证。 03 金融对外开放重在细节，需要建设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并不像领导宣读政策那样简单，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实际上，我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在我国，不仅《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中缺少证券法定登记、中央对手方、担保品快速处置、破产履约优先等规定，《企业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部分条款规定也没有体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可能与结算最终性、终止净额、保证金的隔离与快速处理等金融市场的核心法律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规定自身便存在矛盾。例如当有清算参与者破产时，《破产法》第四十条和第十八条规定会造成终止净额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法律基础，也使我国金融业务机构无法在巴塞尔协议下取得资本缓释。 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例如，境外机构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时，往往是将固定收益、商品、货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制定交易策略，但是国内却是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安排，导致境外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和外汇工具制定投资策略。因此，有些市场虽然看起来已经开放了，但外资仍然没有办法利用通常的策略进行投资。 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境外机构普遍反映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相对分散，部分条款内容亦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亦不强，较大地影响了其投资积极性。 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就其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利息所得，由债券发行人按照10%的征收率扣缴企业所得税。在实际操作中，债券发行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对债券投资者的国别等信息并不了解而无法履行扣缴义务，中央国债公司、上海清算所等托管机构虽然掌握境外投资者的相关信息，但并非法定扣缴义务人，无法进行税款的代扣代缴，境外机构自行申报缴税难度亦较大，导致实践中尚未有境外机构成功缴纳。从国际市场看，由于登记托管机构掌握详细的投资人信息，绝大多数市场均采用由登记托管机构代扣代缴的安排。同时，财税部门虽已表示，将比照QFII、RQFII从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转让所得的处理方式，暂不对境外机构投资债券的转让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但仍缺乏明确的发文规定。 增值税方面，国外市场有外国投资者投资债券市场不予征收增值税的惯例，但我国现已基本明确对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息所得征收增值税，且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存在计税依据如何确定、境外机构自行申报难度较大、国际条约或税收协定的有关税收优惠如何适用等问题。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上实行的市场参与者准入备案，一级托管、集中交易模式，也与国际市场实行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多级托管、分散交易的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导致在投资方面面临不少技术性障碍。总而言之，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 “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简介 2017年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伊春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正式启动。自2017年起，每年夏季举行，选取中国和全球经济金融领域重大、热点问题，邀请金融界监管领导、商业领袖和知名专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研讨交流。 在去年举办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北京市副市长殷勇（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等各界专家围绕开发性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等主题积极建言，形成了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讨成果。 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聚焦 “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重大主题，陈元发表致辞。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CF40常务理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CF40学术顾问、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郭凯，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专家施琍娅等专家学者围绕上述主题发表了演讲。 [详情]
周小川：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保持低调 当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国内宏观经济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稳金融”已经部署到位，金融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何种新考验？ “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摇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11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可从四方面推进。 周小川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持之以恒，他指出，有些事要坚持很多年才能逐渐有结果，如果把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当成调控性工具就很难推行。此外周小川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要市场参与者愿意用人民币，所以还应该保持低调。 面对中国当前金融开放前景、挑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等专家学者均发表了主题演讲。 面对当前大幅波动的人民币汇率，余永定指出，央行应坚持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干预。“对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不能放松，对外汇市场停止常态化干预的政策也应该继续坚持。”他说。 汇率大幅度贬值基本不可能发生 “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要推进人民币自由使用、汇率机制改革。由于对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总要选择一部分和放弃一部分，什么都想要，往往是做不到的。”周小川认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所取舍。 此外周小川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应避免出现摇摆。他认为，一些制度安排如果做出摇摆性安排，恐怕对长远有影响，比如对人民币国际化等就会出现不利影响。但其实这也难以百分之百避免，因为经济社会都是面临着可控的变量少、要应对的问题多的局面。 自8月3日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并宣布将根据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后，人民币上周在6.83左右徘徊。 有观点认为，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资本外逃。余永定对此观点予以否定：“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务业开放是属于贸易范畴的事，属WTO管辖范围；资本项目自由化则属于资本跨境流动，是IMF管辖范围的事，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不必担心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资本外逃。” 余永定指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这一定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就会强化贬值预期，接下来或许应该对出现新一轮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做好准备，可能不会发生，但需防患于未然。 “具体来说，应该仔细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可能渠道，比如对各种‘通’，证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等，额度渠道管理还是要坚持。与此同时，还要考虑数字货币是否也会成为资本外逃新的工具，以及是否存在原来没有想到流出的漏洞存在。”余永定说。 现在市场对于人民币“破7”问题非常关注，余永定表示，7跟6.9没什么区别，他认为央行应当做到没有任何一个汇率目标要保，中国基本不可能出现汇率大幅度的贬值。 “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徐忠说。 徐忠指出，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金融开放首先看基础和内生动力 近期，中国金融开放步伐加快，外资机构在华投资不断增添“新版图”。 蔡鄂生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时指出，金融开放，首先要看基础和内生动力。另外要把开放和监管的松和严相比较起来。 “不是说金融开放了，监管就要放松。”蔡鄂生认为，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应当持之以恒，要在规则和法律下解决问题，而不能通过及时调整政策来解决问题。 刘世锦指出，任何领域的对外开放要先对内开放，以往一个重要教训是对外开放之前未能对内开放，尤其是对民营经济开放。 他指出，有的行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往往不是中国人、中国企业不行，而是没有给最有本事的中国人和企业机会；不要低估中国人和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创新。 刘世锦认为，尽管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曾经到过8%，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6%~7%。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到全部中国企业利润的一半，同时超过美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而美国银行业利润占全国企业利润的10%左右。但当前的中国金融业仍难言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仍面临行业公平准入和竞争、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创新、重组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刘世锦称，提高专业化水平，是金融开放的重要方向，如硅谷科技银行促进创新，社区银行促进普惠金融，这些都是专业化金融服务的体现。当然，相应的，金融监管的专业化要与金融发展的专业化相配套。“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增强对大宗商品定价权，需要积极推进《期货法》立法进程。” 姜洋表示。 姜洋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橡胶产量占全球的91%，棕榈油产量占全球的88%。但是国内交易所缺乏全球定价权，比如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的棕榈油期货交易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交易所的棕榈油期货交易量，但是在国际上没有相应的定价权。他认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面临一定挑战，观念还是要加快转变。 法律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徐忠指出，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和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他指出，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 徐忠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例如，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 其次，徐忠指出，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 最后，在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境外投资者到我国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按照现行的制度，一些税费是暂时不需要缴纳的。但很多境外机构表示，主管部门无需暂时免收这些税费，要么永久免收，要么给出明确的税收标准，这样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确定具体的投资产品。暂时免税会给外资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徐忠说。 编辑：邹臻杰 [详情]
徐忠：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于8月11日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作出的总结。 关于业内关心的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徐忠强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徐忠分析称，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以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但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而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即外来直接投资（FDI）和民间投资，而与其相关的投资者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 演讲最后，徐忠也对最近的“央财之争”作出了澄清。他表示，希望上述讨论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媒体不要将之引向错误的方向。 “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讨论的。只有这样一种讨论环境，才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才有利于国家把改革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推进。”徐忠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改革开放的更加公开、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氛围。 以下为演讲全文：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习总书记博鳌论坛的讲话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金融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当然，目前国内对于如何促进金融开放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对金融开放有以下几点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型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提高，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国家可以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把握竞争优势。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就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简单来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看FDI和民间投资，而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出一个有信心和稳定预期的环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以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余永定老师的诸多观点实际上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观点是一致的。 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麦金农（Mckinnon）学说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着“条件论”和“次序论”。应当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在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但在政策实践中，情况往往与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这样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使理论上具备所有的条件，即使改革的次序符合理论的要求，也可能由于一国其他特殊原因而导致改革失败。况且有时候改革是倒逼出来的。因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这与金融对外开放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类似，实际上是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人民币国际化并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是这方面非常鲜活的例证。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实际上，我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在我国，不仅《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中缺少证券法定登记、中央对手方、担保品快速处置、破产履约优先等规定，《企业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部分条款规定也没有体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可能与结算最终性、终止净额、保证金的隔离与快速处理等金融市场的核心法律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规定自身便存在矛盾。例如当有清算参与者破产时，《破产法》第四十条和第十八条规定会造成终止净额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法律基础，也使我国金融业务机构无法在巴塞尔协议下取得资本缓释。 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例如，境外机构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时，往往是将固定收益、商品、货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制定交易策略，但是国内却是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安排，导致境外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和外汇工具制定投资策略。因此，有些市场虽然看起来已经开放了，但外资仍然没有办法利用通常的策略进行投资。 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境外投资者到我国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按照现行的制度，一些税费是暂时不需要缴纳的。但很多境外机构表示，主管部门无需暂时免受这些税费，或者永久免收，或者给出明确的税收标准，这样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确定具体的投资产品。暂时免税会给外资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上实行的市场参与者准入备案，一级托管、集中交易模式，也与国际市场实行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多级托管、分散交易的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导致在投资方面面临不少技术性障碍。总而言之，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 最后，需要澄清一件事，近期我在财政部内部论坛上的发言，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近一段时间以来，该发言被许多媒体炒作，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对发言进行了诸多解读。而我刚刚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实际上今年2月份就写好了，只不过等到7月份才刊登出来。因此，并不是我先在财政部论坛讲了那段话，后发表了《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上述澄清，不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做过多解读。我近期参加的很多讨论，还是本着非常包容的心态的。我希望上述讨论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不要被一些媒体引向错误的方向。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讨论的。只有这样一种讨论环境，才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才有利于国家把改革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推进。参加完财政部内部研讨会之后，我的演讲稿被发表在网上，我原以为媒体会沿着“怎样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和预算体制”这个方向进行深入讨论，却不想被舆论引向事与愿违的方向。因此，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改革开放的更加公开、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氛围。 （演讲稿未经作者审订）[详情]
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新浪财经讯 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论坛中发言。 徐忠对近期“央行财政之争”做出回应。他表示，其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后续发表的文章亦是在今年2月已经写出来，只不过7月才被发表，不是有些人想的“阴谋论”。“我们的讨论是学术讨论，希望可以公开、心平气和的讨论学术问题。” 以下是发言全文实录： 徐忠：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越是开放的领域，竞争力越强；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越容易积累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习总书记博鳌论坛的讲话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金融扩大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当然，目前国内对于如何促进金融开放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对金融开放有以下几点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转型是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提高，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国家可以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把握竞争优势。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结构改革。实际上，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快、更坚定、更扎实，制度就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简单来说，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认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看FDI和民间投资，而信心和稳定的预期格外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出一个有信心和稳定预期的环境。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行业本身，而且与国内其它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也是实体经济风险的具体反映。国内实体部门的扭曲（如预算软约束、刚性兑付）会导致资金的大进大出，进一步放大金融对外开放风险。因此，我们在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等其他领域深层次改革，只有真正消除实体经济扭曲，将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真正化解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 应当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对外开放并不是以大门紧闭完全相对的门户洞开，而是根据本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对外开放。有别于理论上的“角点解”，中国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货币政策的“中间解”安排，有效实现了金融稳定、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实际上，汇率完全清洁浮动的“角点解”安排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而实现“角点解”的过程需要连续的“中间解”安排，两者本质上是目标和手段的区别。当然，在政策实践中，也存在着“大爆炸”和“渐进式”两种改革策略，显然一个连续的渐进式的金融开放路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余永定老师的诸多观点实际上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观点是一致的。 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协调推进，而非等待全部条件都成熟再推进改革。在我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是在麦金农（Mckinnon）学说的影响下，一直存在着“条件论”和“次序论”。应当说，这些理论和学说在逻辑上都是没有问题，但在政策实践中，情况往往与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上，如果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再推进改革，那么这样可能永远无法等到条件成熟再改革的时刻。特别是，每个国家都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即使理论上具备所有的条件，即使改革的次序符合理论的要求，也可能由于一国其他特殊原因而导致改革失败。况且有时候改革是倒逼出来的。因而，从政策实践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一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协调推进各项改革。这与金融对外开放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类似，实际上是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人民币国际化并成功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是这方面非常鲜活的例证。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工作需要去做。实际上，我国金融市场在法律、制度、规则和监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与国际接轨程度。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法律方面，金融市场业务的安全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健、清晰、透明、可执行的法律基础，否则可能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面临潜在的法律不确定性，影响业务开展，甚至造成风险。在我国，不仅《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法律中缺少证券法定登记、中央对手方、担保品快速处置、破产履约优先等规定，《企业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部分条款规定也没有体现金融交易的特殊性，可能与结算最终性、终止净额、保证金的隔离与快速处理等金融市场的核心法律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规定自身便存在矛盾。例如当有清算参与者破产时，《破产法》第四十条和第十八条规定会造成终止净额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央对手清算机制的法律基础，也使我国金融业务机构无法在巴塞尔协议下取得资本缓释。 第二，在会计和审计制度方面，我国还有待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例如，按照现行规定，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债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必须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或者财政部认可等效的准则编制，在审计方面也应由具有中国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如果用境外的事务所就不行，这实际上加大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债券的发行成本。 第三，子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外汇和衍生产品不丰富，制约了市场开放的进程。我国各金融子市场发展程度差距较大，开放进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机构开展实际投资面临不少技术障碍。例如，境外机构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时，往往是将固定收益、商品、货币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制定交易策略，但是国内却是对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安排，导致境外投资者无法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和外汇工具制定投资策略。因此，有些市场虽然看起来已经开放了，但外资仍然没有办法利用通常的策略进行投资。 第四，税收方面，我国亟待建立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境外投资者到我国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按照现行的制度，一些税费是暂时不需要缴纳的。但很多境外机构表示，主管部门无需暂时免受这些税费，或者永久免收，或者给出明确的税收标准，这样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策略，确定具体的投资产品。暂时免税会给外资造成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我国金融市场上实行的市场参与者准入备案，一级托管、集中交易模式，也与国际市场实行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多级托管、分散交易的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导致在投资方面面临不少技术性障碍。总而言之，无论是金融机构改革还是金融市场开放，很多细节工作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去推进。 最后，需要澄清一件事，近期我在财政部内部论坛上的发言，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近一段时间以来，该发言被许多媒体炒作，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对发言进行了诸多解读。而我刚刚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实际上今年2月份就写好了，只不过等到7月份才刊登出来。因此，并不是我先在财政部论坛讲了那段话，后发表了《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上述澄清，不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做过多解读。我近期参加的很多讨论，还是本着非常包容的心态的。我希望上述讨论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不要被一些媒体引向错误的方向。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讨论的。只有这样一种讨论环境，才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才有利于国家把改革往更深的层次上去推进。参加完财政部内部研讨会之后，我的演讲稿被发表在网上，我原以为媒体会沿着“怎样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和预算体制”这个方向进行深入讨论，却不想被舆论引向事与愿违的方向。因此，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针对改革开放的更加公开、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氛围。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专家 施琍娅 新浪财经讯 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专家施琍娅在论坛发言。 施琍娅谈到下一步理解人民币国际化要注意几个事实：事实一，信用货币国际清算的三大规律；第二个事实，国际收支与结算货币；第三个事实，国际收支的结果等于国际投资头寸；第四个事实，货币国际化以可兑换同步的现象。 她还对人民币国际化发表三个展望：人民币国际化要做首先服务实体经济；展望二，人民币作为SDR货币；展望三，立足本币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最后，施琍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不在于产生新的想法而在于摆脱旧思路的束缚。 以下是发言全文实录： 施琍娅：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已经进入平台期，目前在国际支付市场上的排位就在第五第六第七位徘徊。人民币跨境循环框架已经形成，从政策角度，结算功能、交易价值储存功能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循环形成了。 接下来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观察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关注的几个事实。这几个事实，我觉得可能会对大家下一步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或者在做相关业务和研究的时候有一些颠覆性的转变。 事实一，信用货币国际清算的三大规律。所有货币的结算都在发行国完成最终清算并且央行清算为终极清算，所有货币都存放在银行体系内，除了民间收藏的现钞，所有清算和结算都是通过银行间借贷机构完成的。这个动作接下来是什么呢？境外持有的人民币都最终存放在中国，我国持有的外汇都存放在该货币发行国，不要以为你拿着美元，你的美元存款就是在中国，你的美元存款最终还是在美国，除非你把它拿到你的保险箱里面。这是一张人民币跨境清算拓扑图，中间是央行基础设施，边上内围第一圈全部是境内银行，港澳人民币清算行进来了。外围一圈就是境外清算行，还有我们安排了境外离岸人民币清算，三重清算，最后都是存放在中国境内银行体系内。所以人民币对外负债是谁的负债？我略掉那一块是正好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之前的，我把它略掉了，人民币国际化除了上面略掉一块，下面还有一块对境外负债。其实我们货币供应量里面都有非居民个人持有的人民币，非居民机构持有的人民币，非居民银行持有的人民币，这些统统都是人民银行对外负债。 本币跨境流动的实质很清楚，境内外人民币其实是一个封闭的货币环，M0、M1、M2、M3和MZM都在其中。跨境流动人民币都存放在中国境内银行体系当中，只是境内流动和跨境流动性的转换而已，境外对境内的支付是实体经济部门存款转为国际同业存款，依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境外对境内支付是国际同业存款转为实体经济部门存款。境外对境外的支付，依托我们的体系来完成，所以是国际同业存款与国际同业存款或者非居民存款和非居民存款之间的转换。人民币有价证券是什么概念？就是境外持有的存款转化为有价证券，仅此而已。人民银行对这些人民币是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现有各项政策对这些流动性进行调控。 第二个事实，国际收支与结算货币。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往来属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是以货币形态或者 实物形态发生，国际交易以何种货币结算就是何种货币的跨境流动，这首先反映在货币存款，出口收款首先是从货币存款增加，只是增加在外方或者借方不一样，这里面本外币不一样，西方经济学告诉你分析项目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平衡，资本项目逆顺差，从来没有把货币因素引入过。这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最后主要的体现就在货币，经常项目所有交易都在货币存款首先体现。 当国际收支以外币为主的时候，到了境内，兑换的话是央行本币放收储备增减，境内外部收支情况下是境内兑换。当国际收支以本币为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兑换就央行的货币收放是货币直接跨境流动，本币国际收支等于对外兑换，所以完全是两个格局的概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个事实，国际收支的结果等于国际投资头寸，以前分析都是国际收支、国际投资头寸就这两个数字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希望引入货币币种的概念分析，完全两样的格局。外币国际收支是国家资产方管理，本币国际收支是国家负债方管理，这就使我们研究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国际收支如果是在外币是资产的增加或者减少，人民币的国际收支是我们国家负债的增加或者减少，它最后的结果引入币种以后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第四个事实，货币国际化以可兑换同步的现象。我只说事实，1958年起德国马克经常项目下可兑换，1984年资本项目下可兑换，1980年全球出口贸易有13.6%以马克计价，1970年德国马克已经在国际储备账户展露头角。这是马克。 日元也是一样，1964年接受第八条条款，经常项目。1980年启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再到1998年4月完全可兑换。我们看一下，60年对居民开放日元账户。84、85年数据说明，可兑换，以资本项目可兑换跟国际化是同步现象。 接下来说一下展望。 我觉得人民币国际化要做首先服务实体经济。大家可以看左边这个数据，1.85%和39.79%，这是SWIFT报告。它说明的是，美国占了全球GDP的25%，美元占了支付市场40%，中国占了全球GDP15%，但是人民币国际支付市场占比不到2%，这是现状。在实际操作当中，目前我国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在海关货物进出口的比重仅为12%，在华全球500强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其跨境收支货币，境内运作不再受汇兑的干扰。跨国公司更赞成用人民币，中国境内这部分，转成人民币结算，把外汇账户都关掉，反而不受汇兑干扰，我们上市公司发布报告当中有多多少少的上市公司一天到晚受汇兑的干扰。跨国公司，中国供应商拒收人民币，因为我们企业太倚重美元，还把美元称为美金。还有一些以涉外实体经济相关政府管理仍然采用美元为计价货币，给企业带来汇兑审议上的干扰。比如商务部、发改委合证出来的数据是多少多少美元，企业还是非常难。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最重要。 展望二，人民币作为SDR货币。SDR有一系列的出口标准，广泛使用标准，广泛交易标准，外汇市场交易量是在全球主要的外汇市场上被广泛的交易，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对可兑换以及汇率形成机制来一个再认识，什么叫全球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那些交易没有价格吗？那些交易7*24小时交易的时候肯定对我们有影响，我们一直讲国内汇率形成机制，我觉得这一个展望放在那儿，加入SDR你应该什么样，我们应该有前瞻性去理解一下这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 展望三，立足本币中国金融对外开放，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所有跨境收支都体现货币存款，同币种之间让他的存款转换成直接投资或者证券投资或者是衍生品投资，如果是外币，我需要交换，交叉兑换以后形成。立足本币的金融开放，这里面要紧的一点，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国说，境外持有的美元存款不让投资，这些同币种投资，国际上谁还会用美元。所以人民币立足本币的金融开放，自打人民币跨境使用这一刻起，其实它已经在做，只是这是无兑换同币种，存款和有价证券，存款和直接投资，存款和各类资产之间的一个转换而已，不让它转换，那人家谁需要你的人民币，这是一个。 所以发展中国家开放有一个魔咒，这个魔咒，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是成功的，我不太记得是哪个经济学家说的。立足外币金融开放，外币跨境收支越多，我们风险越大，所以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是以本币进行，所以才有上面所说的，立足外币开放，我们做人民币国际化，0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进出口额是2万亿美元，都以他国货币结算，宏观微观的货币错配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们提出来一定要立足本币的金融开放，发达国家很少发生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双重危机，因为它的债务结构与新兴市场国家不同。发达国家债务以本币计值而且期限较长，它发行本币。发达国家货币贬值对企业资产负债率影响非常小，所以贬值不会引发危机，这是非常经典的论述，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启发。 最后，凯恩斯那句话，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不在于产生新的想法而在于摆脱旧思路的束缚，谢谢！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 新浪财经讯 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在论坛发言。 管涛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三位一体推进，改进汇率调控方式，汇率中间价完善，汇率区间调整，增加汇率弹性。有管理波动还是有一些汇率调控，对于政府来讲为了加强和市场汇率政策沟通，应该明确汇率政策目标，汇率弹性增加，汇率调控目标不是为市场选择汇率水平而是防止汇率异常过度波动，形成比较强的单边预期，形成比较大的供求缺口。异常波动，升值影响国际竞争力，贬值影响国内金融稳定，我这不一定是对的，央行如果说有一个比较不是说透明但至少有一个大家可以观察的维度，目标，有利于你和市场沟通稳定预期。 以下是发言全文实录： 管涛：我的题目叫扩大金融开放新思路，会务组提醒我，这一节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思路，我一想这个题目挺契合今天早上小川行长讲的人民币国际化要很低调，只干不说。我这儿也没有跑题。 郭凯讲了金融开放的很多背景，我现在是局外人士，我理解这一波开放，从中央精神来看这跟十九大提出来坚持开放理念，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是坚持开放的理念。特别是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下一步金融开放做了具体的部署，进一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上面对顺序可能还是觉得比较重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措施，尤其金融对外开放重大举措，这些措施大家都很了解，我不就讲了。 我总结了一下，本轮的金融对外开放一些主要特点，刚才郭凯总结了，范围广，动手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总结。 第一，这一波开放主要是恢复监管政策中性。外汇形势趋稳，把宏观审慎和临时管制措施暂停或者取消，8月3号又恢复了一些。大部分的开放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包括跨境人民币业务，以前临时性限制措施取消，只要是外汇能够做的，人民币都可以做。又重启对QDII等额度的审批，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从去年11月开始，ODI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同比正增长19%，所以说对外直接投资在2016年底加强规范，去年年中陆续放松，原来规定五大不可以投资的行业作为敏感行业仍然是限制，但是那些异常投资行为还有包括监管约谈这些都已经取消，对外投资方面现在是逐渐正常化。不突破现有政策框架，尊重既定的监管准则。 第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波扩大开放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为国内实体提供金融服务。就即便是外资机构哪怕是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也得遵守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前不久，桥水中国基金公司拿到私募牌照登记了，只能做中国允许的业务，要做跨境业务要申请QDIILP。 第三，按照过去成功经验坚持渐进开放，金融开放，早上提到了金融开放到底是好还是坏，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一向坚持渐进的开放，风险可控的开放，过去很清楚，风险可控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可兑换，我们公布了开放路线图、时间表。还有金融交易开放也是采用管道式开放，各种通，在开放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 第四，金融开放方面有一些新尝试，今天上午介绍的推出了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交易，这跟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关系的，这也是金融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证监部门研究引入中概股公司在境内发CDR回归A股，境外公司到境内公司原来是一个禁区现在也是一个开放。 第五，坚持协调配套推进。这也是今年在博鳌论坛上易纲行长提出来的，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有三个原则，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开放要和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项目共同推进，开放同时重视防范风险加强金融监管，三个原则协调推进的开放不是单兵突进。 具体怎么开放，我谈一点自己的体会，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必修课，从历史经验上来看，资本流动自由化容易导致货币攻击。811汇改以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有一些反复，也是因为汇率缺乏弹性，稳汇率不得不采取临时性的措施，包括今天上午小川行长提到我们坚持制度安排稳定性，不要把制度变成一种调控工具，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也是汇率不够灵活。不够灵活的情况下，要么控流入要么控流出。政策变来变去反而导致所有资本进来都是短期行为，短了钱赶快跑路。所以在这个方面，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有一些新的进展，今年整体上人民币的双向波动是明显增强。所以现在谈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要谈什么时候的事。 市场和政府对于人民币升值买外汇越来越多，卖外汇越来越少，二季度人民币贬值卖外汇越来越多，买汇越来越少。人民币贬值并不意味着资本外流，我们资本项目经常项目都是双顺差，以为汇率下跌，资本恐慌性的流出，我们不排除身边有些人天天焦虑，看到人民币往下跌，破6.9大家很焦虑，不一定代表整个市场是这样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适应能力增强了。 下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三位一体推进，改进汇率调控方式，汇率中间价完善，汇率区间调整，增加汇率弹性。有管理波动还是有一些汇率调控，对于政府来讲为了加强和市场汇率政策沟通，应该明确汇率政策目标，汇率弹性增加，汇率调控目标不是为市场选择汇率水平而是防止汇率异常过度波动，形成比较强的单边预期，形成比较大的供求缺口。异常波动，升值影响国际竞争力，贬值影响国内金融稳定，我这不一定是对的，央行如果说有一个比较不是说透明但至少有一个大家可以观察的维度，目标，有利于你和市场沟通稳定预期。 后面加快外汇市场建设，没有真正市场就没有市场化汇率。理顺供求关系，对外汇收入和支出的行政干预。 第二个很重要的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哪怕不是扩大金融开放前提条件也是配套条件。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当时很多泰国企业借了外债炒股炒房，股市和房价泡沫破了以后，采取固定汇率安排。你在国内金融经济体系存在大量脆弱性，像阿根廷汇率早就浮动，现在也是动荡不堪，在开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解决化解金融风险问题，不一定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开放，但在这个过程中风险要收敛不要发散。按照十九大提出来三大攻坚战，其中一个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国务院稳定发展委员会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健全风险应急管理和处置预案，完善金融风险监测指标和市场化机制打破刚兑。 第三个重要的改革，要改进资本流动管理，这是防范资本流动冲击防火墙。金融开放之所以较贸易开放，争议比较大，它的影响比较复杂，而且金融开放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涉及到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它是有顺周期的特点，往往导致资金大进大出，在这种情况下，今天上午提到了，我们有三元悖论，现在进化到二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政策都难以保证。就中国来讲，我们一再强调，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一放了之，有宏观审慎逆周期调节。下一步要做的，按照国际上三反要求，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了解客户业务、净值调查的原则开展业务，原则监管逐步替代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第二个，监管的重心应该逐渐从回顾性监管转向审慎监管，包括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一下到资本管制，我觉得中间有审慎监管缓冲地带，包括微观的和宏观审慎。 第三个，在加强监测预警同时，加强情景分析，压力测试，将资本管制防范资本流动冲击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管制是争取时间，是为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一旦形势好转应该及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 第四个，推进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是系统工程，我个人认为包括但不限定以下改革，加强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开放以后钱到哪里去就是技术竞争，软实力竞争，中国制度确实有优势，那就能吸引资本流入，我们不担心国内资产多元化这种配置导致资本流出，人家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这方面没有保护好，只有我们人想出去，外面的人会比较犹豫要不要进来，这是比较危险。第二个重要的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货币政策转型。将来开放以后，人家要买配置人民币资产，人家对你利率变化很关心，利率变化政策利率是什么，要清晰，要有比较好的沟通。第三，加快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张斌提到老百姓有这么多钱主要是存款，你在国内不给他提供可投资金融工具，那他就配置到境外去，造成很大资本流出压力。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要解决融资问题只能借外债，造成金融错配。还有资本大进大出，造成动荡。发展金融市场是防范资本流动冲击重要的防线，早于资本管制之前的这道防线。最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预算硬约束，减少政府与企业直接干预。开放以后，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管宏观的问题，逆周期调节，市场自己应该买者自负，自己识别风险、管理风险，而不能事事让政府担下来，到底人民币升还是贬，交给市场，市场主体对价格信号非常灵敏，对自己的财产负责，保值增值。 最后有三点结论。 第一，现在中国不可避免要走入到扩大金融开放这样一个深水区，我们一直说开放是渐进式，先贸易后金融先直接后间接，下一步进入金融开放的深水区。 第二，在金融开放这个问题上，争论很多，实际上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什么利益，只是大家不同的立场，对于开放来讲，你做得顺利，就能凝聚共识推动改革，你做得失误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第三，坚持改革和开放双轮驱动，我在2013年发了一篇文章，改革开放就像一个国家两个轮子，哪个轮子快了都容易翻车，不是说一定要等条件具备再来开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动态评估，有的时候改革快了，开放要加快一些，有的时候改革慢了，开放就要稍微慢一点，等着改革跟上来，防止不同步，出现犯颠覆性的错误，我的汇报到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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