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前景和挑战

　　新浪财经讯 8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与会嘉宾在专题讨论一：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前景和挑战中进行圆桌讨论。

　　以下是演讲全文实录：

　　主持人：感谢郭凯非常精彩的六点分享。同时也回应了刘主任刚才提的几个问题。也为我们《径山报告》做了广告。大家看《径山报告》这本书是中文版，英文版马上就出版了。接下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时间，时间有限，最好能够每位发言控制在5分钟，如果需要发言的话可以立起桌牌，张斌。

　　张斌：我想结合中国家庭部门钱袋子进行金融开放，最近整理了一个数据，2010年央行曾经公布过中国家庭有多少资产，我们根据央行的数，推算大概看了一下，中国在2017年底，中国整个家庭部门金融资产大概合计有140万亿，包括存款、债券、股票、基金、社保、养老资金。中国有4.4亿家庭，平均每个家庭有30多万人民币，这是对一个家庭资产来说。

　　整个家庭部门这么多的金融资产，其中有一半是银行存款、现金，还有10%几是理财，过去理财方式类似于银行存款，这些都是低收益低风险金融资产。我们的保险只有10%、11%，过去十年大概是这个比例，没有提高过，剩下的就是一些证券类的资产包括股票、证券，这么一个资产配置结构。如果你要放到国际上对比，你会发现它是非常奇特也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不利？因为你要如果说钱放到15年前，一个家庭不到5万块钱，各种各样加在一块，那时候把钱放到银行存款也就罢了。放在这个阶段，财富收入水平到了这个阶段，还有那么高的比例放在银行存款，那么低收益低风险，不理性，国际上这样的资产比例不超过30%，他们把钱更多放到收入水平越高，保险类占比越多，他们把更多的钱放在养老保险，中国养老保险一直只有10%多，这是保障类的。还有把钱放在收益更高但是风险更高的证券类，国外40%，中国20%多一点。

　　通过对比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对于居民部门财富资产的配置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我们希望有更高的保障，但是我们在养老保险基金方面我们没有政策配套，我们没有税收递延政策，我们也没有养老金的机构帮我们管理，我们缺东西很多。保险这块做不了，我做证券类资产，收益高一点，但是证券类收益资产我过去十多年下来也就是八个字，头破血流，甭管买股票、买债，少数人极少数人财富水平比较高通过私募信托好一点，绝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头破血流，还有四个字，屡败屡战，为什么？他有需要摆在这儿，银行存款已经放不下，低风险低收益已经够高了，必须往高收益去走，尽管头破血流，大家买股票基金热情还是很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刚才刘主任讲金融服务业占比很高，他们拿很多钱，但是我们金融服务业就服务这两个字，对于家庭部门还做得非常不够。整个金融体系包括三个大部分，第一个是产品，我们缺很多。该有的很多金融产品我们出不来，特别是权益类的金融产品。我们说中间金融服务商，我们很多专业基金养老机构，有进步，但是很多专业化资产管理机构还是欠缺很大的。更差的是基础设施和管制政策，我们评级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限制。十多年，金融市场上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居民收入水平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政策管制环境变化是很小的，靠我们自己惯性走了这么多年没走出来，尽管市场需求压力很大，尽管需求方很迫切，但是管制各种各样的政策管制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发育靠惯性发育不出来。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强调金融服务业开放都不过分，就像WTO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被迫让政策做了调整，刚才郭凯讲的很多东西。

　　通过这些改革之后让金融服务业重新在新的竞争环境下能够做比较大，还不是一点点的调整，是系统性调整，更好服务于家庭部门的财富。家庭部门金融财富这个状况得不到改善，是金融服务分配越来越恶化，今天这个环境讨论金融服务业开放非常重要，确实是需要在细节上更多做得更扎实一点，对我们实体经济对家庭部门做出更好的回馈，不要被韭菜割了一轮又一轮，有一个新的环境不被割韭菜，让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和收益。

　　主持人：张斌宏观经济研究水平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去当韭菜，所以头破血流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刘晓春：第一，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其它行业不一样，除了准入开放以外，可能自身市场建设、市场的产品的开放可能是更重要。因为它进来如果没有事情可做，进来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单纯的外资进入准入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第二，金融业对外开放跟其它行业所谓招商引资是两个概念。不要在金融业对外开放当中搞成招商引资，我看一些地方出了好多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搞了好多优惠条件，税收、办公场地，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这个不仅仅是所谓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是银行怕这个，根本不怕，中国商业银行根本就不怕现在对外开放，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对外开放是平等的开放而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在这里做生意。人民币国际化或者说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好，在这个地方能够进行资源的配置，而不是简单的到你拿点钱，来投资，来进行资源配置，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这里讲到挑战问题。可能有两个大的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也是接下来改革，实际上我们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一个是大刚兑的问题，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进来好像始终做不上去，我在香港的时候，香港的银行在大陆子行的评价或者想法他们有个感觉，不敢做。看看那个也有风险，这个也有风险，但是即使不敢做的情况下面，它的不良资产还很高。什么原因？他没有看准中国的市场的做法。刚才刘主任也讲到，现在对实体经济、银行是不是对这些工业企业、制造业贷款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早上在车上我跟张斌探讨，从我第一线的感觉来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银行是在按市场规律办事，找最安全的资产最赚钱的资产，最方便做业务的资产在做。什么是最安全的、最方便的？就是国有企业、政府平台包括地方上大型民营企业，还有房地产企业。我自己感觉20年左右无论在境内还是境外工作，我们的舆论都在说这几个领域都是高风险的，所有的专家、新闻包括那些中国崩溃论的论据，其中这个也是。但是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来讲，恰恰20多年来，这几块最好的资产最安全的资产。什么原因？这几块后面都有大刚兑，是暗的刚兑没有明的。我跟外资讲，你们国有银行是不是政府命令你们开放，我说没有，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包括这些民营企业，也是一样，大型民营企业，所以我觉得单纯讲什么民营企业，单纯讲国进民退，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没有分析清楚。为什么这些大型民营企业会这么高的资产负债率？就是因为这个企业政府会帮它，地方政府会帮它。原来我做行长的时候我很痛苦，始终要求下面应该把风险分摊开来，客户，我们的信贷在大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个人要有合理的比例，但是到下面都愿意去累大户。90年代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个奥妙，只要你是国有的、政府的，在香港都给你贷款。正因为广国投广国兴有血的教训，不敢随便给政府机构放贷款。这个事情不解决，在对外开放当中可能是风险，可能我们还是看到他们做不起来。

　　第四个，关于体制问题。这不是机构或者金融体系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当中要处理好管制、调控、监管还有政策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些管控的措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该管控要管控。调控是随着市场变化进行调节的问题，比如货币政策做一些临时性的市场调节。但是监管政策，相对来说它应该是相对比较恒定的东西，而不能因为经济变化了，监管政策也要变化，经济下行了监管政策放松，经济上行了，监管政策要收紧，我觉得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我们现在可能不是我们监管本身的原因，我觉得我们监管承担的责任太重了，承担义务也太多了，所以这个事情恐怕如果在开放当中不解决这个问题，外资银行它也会感到无所适从。还有一个我们的政策，包括我们的一些产业政策，举一个和我们相关的，普惠金融。我觉得普惠金融要搞而且值得搞，台州几家小银行确实做得好。原来浙商银行这一块我们也是做得好的，浙商银行小微贷款不良率低于平均不良率，我觉得确实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个里面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产业政策变成监管政策或行业政策变成监管政策来进行要求而不是变成市场化的引导。所以应该是怎么把这些产业政策也好或者国家希望银行或者说金融机构投向的方向是变成一种市场的引导而不是说用监管政策去推动，这个在对外开放当中要做到的。要不然外资银行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你变成一个监管政策来监管。在对外开放当中，不一定对，我也是从一个工作者的角度，请大家批评指正。

　　主持人：下一位是金刻羽。

　　金刻羽：既然谈到国际化，我就谈一个国际观点。刚才也说到金融服务业开放和风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忽略，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到。近些年来，国际金融平台上最重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全球化带来一个新的现象。这个新的现象就叫全球金融周期。近20年来所有国家的股市、债市、信贷相关系数非常非常高，成为一个全球的一个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意味着什么呢？它会对很多的新兴市场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央行的政策货币政策或者是全世界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变化，就会带来巨大的流动性和信贷的变化，流动性有可能会扩张。这对于很多其它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他们抵挡不了外面带来的流动性，它不需要信贷扩张有信贷扩张，他不需要信贷紧缩信贷就紧缩，这是美国央行和全球风险偏好带来的变化。

　　最近，很多的关于宏观审慎包括资本管理，资本项目管理包括IMF提出的，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怎么去防范全球流动性。全球流动性是怎么传播？怎么传导？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全球银行，所谓的世界银行，就是这些国际银行在各个国家有分支，中央有一些流动性就会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各地，以至于信贷和流动性，这些国家都没法控制这个东西。他们带来了没有必要的巨大的波动性，所以现在很多的国家想在针对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很大，中国国内本身的波动性也很大，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从全球金融周期，而在这里头全球银行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就补充这一点。

　　主持人：感谢金刻羽。上午的时候余老师说，我们其中一个教训就是很多的泡沫一个一个的破灭，包括P2P泡沫的破灭，下一位演讲人是中国或者全球最大P2P的领导还在，唐总。

　　唐宁：从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网贷、P2P只是我们业务很小一部分，作为我们起家的业务感情非常深，作为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持续做好大有可为，在此也给大家关心的各位朋友讲，我们发展得很好，而且网贷行业头部的P2P企业一直在其中，而且未来越来越好。我发言接着刚才张斌老师讲，从财富管理角度上，中国家庭的资产组合的情况分享一些我们的认识，我们财富管理业务既符合高净值也符合大中产。我们看资产组合不符合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按照现在的资产组合是非常难的。主要的问题我们觉得有几个。

　　一个中国理财者非常短线，没有长期投资的逻辑，他不会去想我的这种权益类投资，买基金，我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去持有，跟这些底层的企业一起去成长，他没有这个概念，他也没有这种风险自担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教育这方面需要做特别大的工作。与此同时，到底这个长期投资权益类投资的底层资产，资本市场上的股票是不是好，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需要持续大力让我们资本市场的底层资产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高质量，我觉得一方面底层资产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基于好的底层资产有长期投资的投资者，那么他们的回报也就会越来越好。

　　如果按照基金定投的逻辑的话，虽然过去十年股市没有什么太大的成长，增长，但是从投资者的角度仍旧做得不错的，所以我说还是长期投资、科学理性投资的习惯没有养成。从政策制定者监管者能够做些什么？我也建议考虑一下有一些强制性政策，例如说像美国政策可以强制长期投资长期理财，但是与此同时，有大棒也要有胡萝卜，给税收方面的优惠，真正让长期投资的投资者能够受益。就像之前在美国做税表，如果你是持有一年以上，你的亏损盈利，你的税收情况跟你只持有很短一段时间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政策，既给大棒又给胡萝卜，迫使投资者长期投资理财我觉得是特别有必要，你单纯机构去改变广大理财者的这种习惯还是非常非常难的，美国的基金业的腾飞，像富达等等这样基金业的腾飞，也都是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取得了后续黄金的几十年。

　　主持人：唐宁总是奥数的天才，一路上凭着奥数免试上北大，北大没读完后来去了美国，早期曾经是全球最大的P2P的领导，后来又迅速的转型到财富管理，在投资领域也做得非常成功，也希望他能够一方面财富管理方面做得好，另一方面P2P领域也能够健康发展。这样的话，P2P这个行业还在。我们接下来是有请张所长。

　　张承惠：关于金融对外开放问题，在上一次CF40闭门会议上我已经发表过观点，这里有些观点就不重复了。我非常赞同今天前几位发言人的观点，对外开放同时要对内开放。再比如说监管部门要尽快转换思维和理念，这些我都是非常赞同，我也非常高兴看到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大家认识越来越归于一致。这个圈子之外其他人是不是有同样的认识，那么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所以我谈两点。

　　第一点，虽然监管机构要转型，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更高层的理念要转换，监管层更高的领导层要转换对金融的看法，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

　　1、中国的金融业或者商业金融应该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是不是通过监管部门行政命令或者指标命令履行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心里是不清晰的。

　　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边界究竟在哪里？边界也是不清楚的。这是在理念需要剥清或者调整的第一点。

　　2、金融是无风险行业吗？这个问题，虽然理论上讲得很清楚，一到决策部门可能就不清楚。金融活动是无风险交易吗？我相信在座的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期货市场，只能做套保，只能做套期保值不能做投机，这是市场行为吗？

　　3、我们监管部门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我们的金融监管部门现在承担的产业政策，落实信贷政策、落实社会政策、维护市场秩序、消费者保护。是不是要承担这么多的职责，还有金融行业的发展。这么多的职责，有些相互之间是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如果说我们监管部门还承担这么多的职责，我觉得下一步改革开放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4、金融业是可以脱离服务对象独立存在的吗？我们服务对象，刘行长说了，服务对象，为什么信贷都去累大户？国有企业这一块享受国家信用它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平台也是一样。在这样服务对象的基础的改革都没有推进，指望金融业的单兵突进，我觉得也是不太现实。所以金融业改革和外部环境改革配合起来。如果说外部它的土壤、服务对象不改变我们只能行政命令，而且效率极低下效果很差的改革。不仅我们监管机构要进行转型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决策层也要对金融创新有认识。

　　第二点，我们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目前来说，也是不够清晰的。金融过去是数量，速度、规模的发展模式，未来要转成质量和效率。怎么来衡量呢？比如说到2020年或者过五年以后，怎么来衡量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成效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四大行已经列入一千家银行评价的这些，就是有巨大成效，我觉得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考虑。

　　我曾经提出几个标准，但是几个标准并不一定是很正确的或者是很全面的。比如说我认为第一个标准，衡量改革开放或者我们未来的改革成效的目标。第一点，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周行长说自己跟自己打，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在游泳池里比赛不是在大的海洋里比赛，很多金融机构到大海里就会被淹死，国际竞争力怎么衡量？目前中资银行在走出去过程中是最快的，但是中资银行我在其它场合也说，中资银行海外营业收入占比远远低于资产配置占比，海外利润占比是低于资产配置占比。金融机构在海外获利几大行都不超过10%，比这些跨国银行在50%以上的份额低很多很多，我觉得要有一个明确的监管导向，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究竟怎么来衡量。

　　第二点，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们有没有掌握定价权，有没有掌握产品创新的引导的能力。

　　第三点，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制定中我们有多大话语权。这个标准要有一个深入的研究，而且要清晰化。虽然说向质量方向转型，但是衡量的指标仍然是用我们金融资产的规模，信贷的总量、增长的速度这样一些数量的标准，所以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我觉得不能解决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胡晓炼：刚才听了发言我就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随着金融的对外开放，我们和国际的融合越来越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不是越安全，越没有可能遭受制裁，提出来以后，我就想起来中美贸易战提出的问题。在前一段在中美贸易上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中美经济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是像夫妻，谁也离不开谁，最后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大伙都看到了。所以在金融问题上，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我们不能出现战略误判，我们必须要有底线思维。

　　主持人：行领导提问了，郭凯回应一下。

　　郭凯：胡董事长说的和我说的没有矛盾。

　　主持人：上半场的各位的发言，我们刘主任、徐忠局长有回应吗？没有，我们上半场结束，茶歇之后回来。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