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之父：活跃于金融界与中共地下组织关系密切|柳传志_新浪财经

　　爱国者柳传志决定开战

　　文|郑亚红

　　编辑|祝同

　　柳传志可能不会想到，有一天联想会被安上一顶卖国帽。

　　这源于2016年5G信道编码标准方案的投票。两年后突然被重提，第一时间，柳传志先是在震惊中与杨元庆和朱立南，联发了内部信。在这则1500余字的内部信中，出现了14次惊叹号，卖国论显然触及柳传志的底线。

　　他声音略带颤抖和激愤：“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过来，这不仅是要了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还要我们终身蒙羞受辱！”柳传志像一个要收复宝贵国土的国王，面临国运破裂之际，他痛心疾首：“几万名员工，都不能让正气自保，我们就是一群窝囊废！”最后，他在破音边缘呼吁“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

　　被外媒评价为“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自创业之初，柳传志身上就有一个“产业报国”的标签，这四个字曾经被写进联想集团的企业愿景，如今也依然是联想控股的企业愿景的首句。

　　几乎可以说柳传志亲历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现代史，他经历了饥饿的少年时光，混乱不安的青年时代，后来又趁着改革开放投入到了新时代浪潮中。柳传志的爱国与报国情结很难不重，他常说：“你们这代人没法理解，我们这代人，中国怎么苦，怎么受凌辱都还知道。”

　　“衔着红色银勺出生”的爱国者

　　柳传志出现在2018联想春晚现场，他身材高大挺拔，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套装十分合体，完全不像一个73周岁的老人。他一手插在裤兜，一手拿着麦克风，语气不紧不慢，向台下的年轻后辈回忆往事。

　　柳传志成为企业家的年限只有34年，相比于他的年龄，这并不算很长。1984年成为一个下海商人前，他的人生跟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异，尽管美国商业周刊称其是“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但同样是在匮乏、饥饿、封闭中度过的。

　　柳传志的父母曾向他讲过，柳传志出生那年，柳父柳母带着柳传志从上海回镇江，在火车站不得不给日本兵鞠躬。“父母讲述后，至今我还记得很详细”，这样的经历，让柳传志深信国弱民难安，他的集体主义荣辱感正是在那个年岁里生根发芽，成了他后来产业报国动力来源。

　　如果说柳传志有什么赢在起跑线上的，那就是他的父母。柳父柳谷书早年曾经活跃在上海金融界，与中共地下组织关系密切。后来柳谷书成为中国第二号律师证的持有者，他在63岁的时候，创办了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创始人，还是专利制度的建立人之一。

　　柳谷书曾经带领IBM公司打赢在中国的侵权案，这起案件的胜诉，为外资今后进入中国提供了保障。有媒体将柳谷书形容为孤独的民智启蒙者与真正的爱国者，2003年他去世时，超过400位社会各界名人名士前往八宝山为其送行。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柳传志高中毕业后曾打算做一个飞行员，后因舅舅是右派分子而梦想落空。那晚柳父对柳传志说：“不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最终柳传志去了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雷达系学习，那是一段军营生活，在那里，柳传志接受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也塑造了他日后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而后他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去劳动锻炼，那个时候柳传志常常吃不饱，觉得自己的肌肉都在蒸发，有一个夜里他饿得不行，爬起来摸了两颗药丸吞了下去，半小时后，他肚子疼得满床打滚。

　　青年柳传志。图片来源于网络

　　柳传志对“国弱民苦，国强民安”有着时代性的深刻认识。十几年后，柳传志带领联想冲出中关村的时候，他对年轻一辈说：“1978年出生的这些联想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充满羡慕地在听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关于购买新款汽车的讨论，你们无法想象你们的父母在20年前，为孩子添置一条棉毛裤都要提前一个月做出预算的窘况。”

　　“我希望几十年以后，今天年轻、年少的人们能凭追求、凭团结、凭实力让中国富强，让自己过上光鲜亮丽富有的生活。”正如所有亲历过漫长贫穷岁月的长者一样，这样的话，柳传志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说出来。

　　要“扛起民族产业的大旗”

　　“今天，疯子买了沃尔沃，又成了奔驰大股东，这不是给中国企业家长脸吗？” 2018年春天，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闭幕式上，柳传志发表演讲时力赞李书福。当时，李书福刚刚以90亿美元购得戴姆勒9.69%的股份，成为奔驰最大的股东。柳传志承认，过去是自己看错了李书福。

　　李书福被认为是疯子，柳传志却从头至尾都在扮演一个合格的爱国企业家。

　　八十年代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经历，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联想刚成立之时，由于没拿到政府的计算机批文，他不得不将工厂开到香港。刚去香港的时候，他发现香港人把内地人都看成农村人，“在那儿工作，由不得你内地情结不重。”

　　创办联想的初期，柳传志常将事业与整个中科院甚至国家科技改革的命脉相连在一起。1989年4月，联想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一封信里，是这样写的：“我们希望自己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和整个中科院的事业联系起来，甚至和国家科技改革的方针联系起来。”

　　1994年9月，联想给电子工业部领导的汇报讲话中称“扛起民族产业的大旗”。这句话的背景发生在国产计算机企业节节败退的90年代初，国产生产微机的几家大厂自1993年基本放弃原有品牌，柳传志这才在汇报中直言：“如果我们也放弃联想品牌的危机，有可能国产微机就完全不存在了”，“我们咬牙坚持也要扛起民族产业的大旗，要求政府关注我们，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为我们叫好。”

　　联想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外界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联想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壮举，联想“产业报国”终于得到了官方认可。这之后，国家有关政策也有力回应了柳传志，之后的两年，联想国内业务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两年实现了超100%的高速增长，1996年，国产电脑第一次在中国市场上的拔得头筹。

　　1997年，联想位居中国PC市场第一，这是国有品牌PC第一次打破国外品牌长期霸占中国市场的局面。次年，美国的一本杂志刊登了有关联想的报道，文章先是称赞联想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转而又称，这样的成绩在美国公司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论断让柳传志无奈又愤怒，他说：“确实这伤了我们中国人的自尊心。我们联想集团是血性男儿，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他们外国人看。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想，为了中科院，也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柳传志并非孤例，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包括张瑞敏、任正非同他一样，都是“产业报国”口号的支持者。直到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后，联想的国际化向前迈了一大步，产业报国的内容从联想集团的企业愿景中拿掉，“你不能叫美国CEO产业报国给中国”，但联想控股的企业愿景第一句仍然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

　　2008年，联想首次进入世界500强的榜单，这家最初为了让创始团队保住饭碗为朴素愿景的公司，在后来二十几年的发展中，不知不觉被裹挟了更大的责任和野望，率先完成了中国企业迷恋的世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