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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2005年12月，已退休一年半的三九集团原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赵新先于深圳被捕。
我们扼腕、叹息、愤怒，他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这或许是对中国企业家宿命的第千
百次问。
也许，他的被捕始于他自身角色定位的混乱。他具有红的一面，靠借贷来的500万元打造出了一个总资产200多亿元的大集团。
三九精神是实业报国，三九机制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给多给少，照样干”。当年的中央大企业工委信任他，在政企不分的环境下给了他最大的经营自主权：总经理负责制。
这一切，起源于创业时的夏熬酷暑、冬熬寒冷，不计得失。
因此，当香港学者郎咸平批责中国企业家MBO之过时，曾有反对意见称：“郎教授等外来者由于没有和我们一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是不会因此感到任何内疚的。”
但是，三九集团从2001年三九集团占用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到180亿元的银行负债黑洞，再到涉嫌转移、侵吞国有资产，三九系最终成为一个亏损严重的烂摊子。
曾几何时，他拥有令人羡慕的权力，可以调动大量的政经资源，并因此不断满足着个人不断膨胀的梦想和私欲。
在转变之际，赵新先曾有四大“怨”：一、三九没有国家资本金注入，亦没有享受国企应有的财政待遇；二、不该把大量不良资产硬塞给三九，这大大增加了三九的负债率；三、三九好的时候银行硬给他塞钱，不好的时候却纷纷逼债；四、对于三九改制的问题，“婆家一直没有表态”。
“这是体制问题，不是经营问题。”赵新先说。然而，三九的主业医药产业除了几个当家老品种，近些年几无创新；三九后期的主动多元化，决策随意，经营亏损严重；三九的五级子公司管理机制，治理机构严重不健全，集团层面一支笔，三级以下财务管理严重失控。这却不是体制问题。
体制的归体制，个人的归个人，法律的归法律。体制是缺陷的，个人是贪婪的，法律是不健全的。三者混沌，便是原始市场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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