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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派记者 钟心
干练的大卫·马赫蒂摩(David Martimort)有着偏瘦的身材，那浅浅的胡子，似乎有意把自己的真实年龄隐藏起来，但他的手和眼镜片后的目光却无法隐瞒他的年轻。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又略显老成的青年经济学家。
马赫蒂摩1989年毕业于法国理工学院，1992年获法国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法国图卢兹大学教授、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研究员。他还是世界银行与“Inter American Bank of Development”顾问，美国哈佛、MIT等名校的访问教授，《激励理论》一书的作者之一。因为《激励理论》，年轻的马赫蒂摩被誉为世界经济学激励理论大师。
日前，《商界名家》特派记者与马赫蒂摩有了面对面的对话。
激励理论的中国化
《商界名家》：大卫教授是激励理论方面的巅峰级专家，能否请您用通俗的语言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激励理论。另外，以您个人的观察，激励理论对中国的哪些实际问题有应用价值，能否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马赫蒂摩：用一句话说，激励理论就是考虑当委托人不能亲自从事某项任务时，他需要把这项任务分配给别人(代理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因此委托人就要提供某种激励来让代理人去好好完成工作。所以激励理论研究认为对所有的人都采用同样一种政策是不妥的，比较好的做法是提供一组选择，让人们自己去选择对自己最优的方案。
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很多大学要求所有的老师每年都要教学，并且教学的时间要基本相等。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每个教授的个人能力不同，有的教授是好的授课者，有的则是好的研究者。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提供一组选择，每个教授可以选择多授课和少研究，或者多研究和少授课。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存在不对称信息，我们往往难以判断哪些教授是好的授课者，哪些教授是好的研究者。这时候就需要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让适合的人去做适当的事情。当然这个恰当的激励只有经过制度设计的创新，才能使现行的大学体制得到改变。这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如此，一个公司里面有设计部门、营销部门，我们就需要分配恰当的人到恰当的岗位去做恰当的事情。
至于对中国的应用，我想举一个例子。考虑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出于激励的考虑，我们应该让地方政府做一些决定，比如该以什么方式发展当地的经济，一些地方法规该不该制订等。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地方的事物要比中央政府更加熟悉。当然，这种分权也不能太过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控制指导地方政府，让它们考虑它们所作所为可能产生的外部影响。比如说某一个省市发展工业可能会给河流带来很大的污染，这会严重影响到下游的省市，这时如果让他们自己作决定他们是不会考虑到对下游省市的影响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约束上游省市的决策。
《商界名家》：我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近年来一些城市房价飙升。很多想买房子住的人买不起房子，而另外一些人买房却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炒房。像这样一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用您刚才所说的理论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制度，使得真正想买房的人买到居住的房子？
马赫蒂摩：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容易会想到限制每个人买房的数量，认为这样可以抑制为炒房而买房的问题。事实上这样做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炒房者可以花钱雇人去买房子，最终，房子仍然落到炒房者手上。
这种问题非常严重。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在我的家乡法国的图卢兹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住的地方不在市中心，在过去3年内，那里的住房价格上涨了40%。图卢兹的情况是这样的：市中心的那些老房子不断的被人买走拆除，重新修建更高的大楼以利于投机。很多人投机于房地产，其结果是其他越来越多的想买房子的人被迫往城外迁移，最后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直接的问题就是城市交通压力增大，这导致很多人连正常上班都很困难。
从激励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我们激励理论中逆向选择的问题。你可以设计两种不同的合同，第一种是长期合同，你可以买这个房子，比如10年后才能卖它，卖的时候不用缴税；第二种是短期合同，你可以在买房2年后卖掉它，但卖时你需要缴一笔重税。这样的话，投机者和普通的买房者就会自动选择不同的合同。
《商界名家》：有没有哪个国家真的采取这种方案？
马赫蒂摩：(笑)实际中有所不同。在法国采取的是类似的合同方案，在买房后5年之内你不能够卖，除非你能证明你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道德风险”和 “共同代理”
《商界名家》：关于您的理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我想问一下它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有一些现实意义。是否有好的方法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如何调动那里的职工干活的积极性？让他们感觉到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看法，我想这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会有所启发。当然，中国私营企业的这方面问题也是存在的，但可能要好一些。
马赫蒂摩：我首先谈一下“道德风险”在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问题，如果他们之间可以签订一个非常完全的契约，即概括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就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很多原因，比如私人部门的经费问题或者由于私人部门是风险规避的，从而在任命或者代理的过程中，总会存在一些摩擦，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把国有企业加进来。比如我们有一个不太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和一个有效率的私营企业，它们的中间是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又不能只考虑效益问题。这几天我在给学生讲课时也讲到，我们需要考虑其他方面，比如说社会福利等。如果我们仅出于效益的考虑把所有的合同都给了私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最后很可能会破产或者倒闭，然后这就会导致大量的职工失业。而且一旦我们强迫私人企业要有更高的效率，他们往往就会解聘更多的职工。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这个问题，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争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在考虑效率的同时，应该把社会福利的因素加进去。
再让我们看看国有企业的雇员问题，他们存在非常少的激励去努力工作，这是因为缺乏竞争。在一个国有企业，职工的业绩往往缺乏参照对象，但在私营企业，由于存在很多的竞争者，经营管理人员做得好不好，可以和类似行业公司的业绩进行比较，不好的话就会被解雇。所以在国有企业之间也要形成一种竞争，这样相互之间就有一个比较，从而对管理人员进行筛选。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软预算约束问题。所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都知道，一旦自己陷入危机或者快要破产的时候，国家政府肯定会全力帮助。这样就会使得整个激励被抹去。这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问题。而在私营企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政府不会去帮助他们。
另外一个也是关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问题，我听说过去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经理不管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是一个样，甚至企业破产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也会使得激励大大削减。所以中国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着眼于上述方面。
还有一个是关于腐败问题，这在国有企业并不少见，因为东西是国家的，不少管理人员会偷偷把国有企业的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中。而在私营企业，公司本来就是自己的，当然没有动机去做这种事情。当然，在西方社会，也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私营企业之间的腐败问题。
《商界名家》：关于“共同代理”问题，我知道大卫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共同代理”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比如一个人为一个单位服务，同时也为其他雇主工作。而这些单位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和利益冲突。显然，这个人对单位不会隐瞒一些重要事情，他的行为可能给某一方带来损失。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马赫蒂摩：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父母和小孩之间，有时小孩会跟妈妈说，我爸爸要我这么做，从而争取到更大的自主权。而当涉及到CEO时，如果给CEO过多的权力这样做，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共同代理”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应用就是关于下游企业问题。比方说，两个竞争性的公司通过同一个代理商进行代理的话，这就会对消费者效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削弱了竞争。此外，共同代理唯一可能会带来好处的情况就是在两家公司进行联合项目时对同一个代理商进行委托。当然这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两家公司彼此非常熟悉，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制订一个联合策略让代理人去完成。另一个例子是不少大学教授自己办公司，这也是一个共同代理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一种做法就是把教授在学校的职责规定得非常详细，这样您才能知道他每项工作完成得怎样。
其实，我觉得教授在外面有职务有时也是好事。比如说，一个物理学教授在实验室得出了一个很好的成果，通过创办公司可以把它投入生产，这样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让这个教授去做公司的管理者，他的身份还应是教授，他所提供的也只应是一些知识和技术上的支持。比如在法国，一个教授如果有一个好点子想投入市场，就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帮助他进行融资，负责管理等等。教授可以从公司处获得报酬，但是他不能做管理工作。如果他成为这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就必须辞去教授的职务。
经济学家的好与坏
《商界名家》：您这么年轻就走上了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高峰。我想问一问关于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您一开始就谈到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少有学经济的学生甘愿去做纯粹的理论研究，他们绝大多数人希望从事于实际应用方面的工作，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和收入。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您对年轻学生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马赫蒂摩：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国也存在。最有才能的年轻人往往都跑去做生意了，而没有去搞学术研究。这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现在去做研究的人并不是最有才能的人，让他们去教下一代年轻人，只会使整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差。解决这样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增加教授的工资。在我看来，法国教授的现在的工资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商界名家》：现在一个法国教授的平均工资大概多少？
马赫蒂摩：在法国，比如像我，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3000欧元，当然还需要缴纳各种税。其实包括很多私人部门在内都在享受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理应为此付费。中国可能和法国存在相同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不过最后结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商界名家》：在中国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一些经济学家不停地在新闻媒体上露面，发表不痛不痒的看法，有时候还哗众取宠，似乎对国家经济的好多事情都能做出解释，几乎无所不知。结果使一些学生认为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而不是沉下心来做学问。在您所了解的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
马赫蒂摩：法国在这方面又和中国类似。在法国，也有一群不学无术的所谓经济学家，整天在网络、电视和报刊上大放厥词。你可以做一个试验，你到法国一家书店去看经济类的书，都是那些所谓“经济学家”制造的一些垃圾。但是你如果去一家英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学书店，你会发现那里有不少好的经济学书籍。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做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也上媒体，去打败那些家伙，把他们赶出去，但这样我就没有功夫去做学术研究了，背离了我原来的职责；另一种选择就是教授自己的学生，告诉他们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从长远来看，只有第二种办法才能使那些在经济学上不学无术的家伙逐一下台。
《商界名家》：那您能不能告诉大家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来区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一个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
马赫蒂摩：我觉得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看他们是否谦虚。一个不好的经济学家总喜欢在媒体前大放厥词，似乎对什么问题都要谈出自己的见解来，好像无所不知。但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般比较谦虚，自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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