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帕斯蒂尔教授纵论社会保障诸多新问题

　　人民网记者钟心

皮埃尔.帕斯蒂尔教授

　　皮埃尔.帕斯蒂尔简历：生于1943年，比利时人。先后于1963至1967年在Louvain大学获得哲学、社会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1972年获耶鲁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至1967年在Louvain大学担任助教，1969至1971年在耶鲁大学担任助教，1971至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75年至今在比利时Liege大学担任教授。

　　帕斯蒂尔是一位对社会实际问题充满热情的经济学家，他主要致力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在社会保障和人口经济等相关领域上被公认为权威专家。帕斯蒂尔曾多次在《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等国际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并出版了《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Enterprises》、《Public Enterprises in Western Europe》等广受业界好评的学术专著多部。

　　帕斯蒂尔于2004年12月20号抵达武汉。他是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之邀，为那里的学生讲授世界最前沿的公共经济学课程的。

　　本文核心提示：

　　-对中国做出和欧洲同样的建议，那就是要引导人们工作到尽可能大的年龄。

　　-在中国，社会保障最好由中央政府来处理而非地方政府。

　　-社会保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奢侈品。

　　-如果一个国家开始没有建立一种医疗保险体系，现在突然要求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当听到中国的公立大学竟然还要收很高的学费，出现很多学生交不起学费的情况，我觉得很惊讶。

　　-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率是很低的。

　　-不平等是和贫困紧密相联的，解决不平等要靠“劫富济贫”，也就是要把富人的钱匀一部分出来给穷人。

　　-社会保障的私有化问题不易于操作，而且也不应该这么做。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

　　2004年12月22日下午，也就是皮埃尔.帕斯蒂尔来华的第二天，记者在武汉大学EMBA中心与之见面。 帕斯蒂尔向记者伸出手来，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I am very glad to meet you!这位有着高大身材的比利时教授给人最初的印象很好，记者在内心里作出判断：这是一个与人和善、充满热情的欧洲经济学家。此前，武汉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邹薇在帕斯蒂尔来华的前几日，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位比利时的公共经济学家近日将到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讲学，这位教授主要研究社会保障和人口经济等相关的经济问题，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他还有意做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相关课题研究，问记者是否愿意见见他。记者随即表示非常乐意就中国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的一些问题请教他。

　　与帕斯蒂尔交谈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关注的和谈论的都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事情。他几乎回答了我所有的提问，在一些记者认为较为重要的问题上，还进行了“追问”。记者相信，这中间的有关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的介绍和他对中国经济的有些建议，是可以给关注此领域的人提供一些参考的。

　　一、想对中国做出和欧洲同样的建议，那就是要引导人们工作到尽可能大的年龄

　　记者： 您好，帕斯蒂尔教授，我来自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最大的新闻网站人民网。今天，我非常荣幸地与您见面并采访您。据我所知，您是世界上公共经济学领域方面的专家，我很希望您的谈话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一些新的信息。

　　帕斯蒂尔：谢谢！

　　记者： 您能否谈谈您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您对中国的公共经济领域现状的一些了解和研究？

　　帕斯蒂尔： 让我主要谈谈我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吧。我所做的大量工作都是理论性的，但我也做了一些实际研究。我关心最多的是养老金体系的问题。通过研究，我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人们应该工作到更大的年龄。后来我还发现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

　　事实上，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男子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8岁，他们一般能活到80岁，甚至85岁、90岁。所以人们不工作的时间很长，并且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主要都靠养老金生活，这就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你知道，法国的养老金是公共集资的。这就意味着现在工作的人必须养活那些退休者。而要养活庞大的退休者队伍就需要足够多的工作人口，因此较低的退休年龄选择给养老金的筹划带来了麻烦。你可以对比一下瑞典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退休年龄。在这两个国家，平均退休年龄在64岁左右。与法国的58岁相比，这就意味着多工作6年并且少拿6年的退休金，这可相当于12年的差距呀！我总在试图说明这一点，但这做起来很难。一些西欧国家的居民相当保守，他们总是守着自己的权利不放。他们认为在58岁退休是他们应该享受的特权。你很难说服他们多工作几年。

　　记者：但在中国，实际情况是政府试图让人们少工作几年。因为有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希望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让出来。

　　帕斯蒂尔：哦，这是个好问题！在欧洲，有很多政府持相同的观点。当我建议他们引导人们多工作一会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才不会犯傻呢，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我们要是再让即将退休的人多工作几年，哪岂非火上浇油啦。”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工作机会的数量不是不变的，让人们过早退休对经济发展没有好处。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失业问题。只有不认真思考的人才会把压低退休年龄当作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

　　记者：我想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下面我想和您聊聊与此相关的老龄化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1％，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去年中国政府已增拨了数亿元的款额用以发放养老金，并且地方政府也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这仍然没能解决问题。目前大概是3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而10年后可能是10个人养4个人。我想听听您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帕斯蒂尔：首先，我认为对老年人的扶助应该是公共化的。我的意思是只有政府有能力负担。我们应该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居住等基本保障。但问题是由于老龄化程度加剧，这样做的成本在激增。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计划生育等政策使得中国社会的年龄结构看上去像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想对中国做出和欧洲同样的建议，那就是要引导人们工作到尽可能大的年龄。因为这能减小退休人口和工作人口的比例，进而减小社会的养老负担。现在没有太多的解决方案，因为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想政府应该尽可能筹划更多的养老基金。我们只能提供给老年人最低的养老金，使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得到这笔钱。但我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即使只提供每个人能维持生计的最低金额也将会是政府的一个十分庞大的开支。

　　二、在中国，社会保障最好由中央政府来处理而非地方政府

　　记者：您能否谈谈目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在社保方面近况如何？它们的做法能否给发展中的中国以借鉴？

　　帕斯蒂尔：好的，我想我会重点讲一下社会保障在欧洲的状况。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我自己是欧洲人，其二我认为欧洲的社会保障体制比美国更成熟。在美国，社会保障的投入很少。从统计数字上看，欧洲在社保上的投入占其GDP总量的25％到30％，这比美国，甚至英国都要大得多。

　　很显然，谈到社会保障总会牵扯到很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保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讲清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抱怨应该减少社保福利的额度，因为它消耗了过高的成本并且阻碍了市场竞争。不少人觉得适当的减少社保福利能提升竞争力。

　　记者： 但我们看到，很多高社保福利的欧洲国家仍有很强的竞争力。

　　帕斯蒂尔：是的，是有这样的国家。许多欧洲国家确实有着很高的社保福利水平，但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它们的失业率相当低。但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的。像法国和德国，它们在这方面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记者：可能您已经有所耳闻，中国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许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寻求生计。然而他们要在城里谋生是很不容易的。这就出现了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您知道，流动人口很难获得医疗、教育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服务。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请问您是怎么看待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

　　帕斯蒂尔：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据我所知，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的发放，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由地方政府发放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们不情愿为外来人口比如进城的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

　　记者：我听说近年有大量的摩洛哥人移民法国。我想知道法国政府是怎样对待他们的。政府是否会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

　　帕斯蒂尔：是的，政府会提供的。尽管有一些保守政府不愿意这样做，但一般来说，大多数政府都会给每个定居他们国家的人提供社会保障。不过情况并不乐观，目前就有一些德国居民向他们的政府提议减少对外来人口提供的社会保障额度。

　　我认为对待移民的社保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不给他们任何社会保障以迫使他们回家去。这一种方案我十分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二是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但这势必会降低本国的社保平均水平。

　　我认为在欧洲，社会保障问题应该由欧盟等机构负责处理，而非各国政府。同样的，在中国，社会保障最好由中央政府来处理，而非地方政府。事实上，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十分普遍的。每当谈到这些移民，我们的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何要留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一方面我们也觉得他们既然来了，就应该帮助他们。并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辛勤而廉价的劳动才使我们得以如此安逸地生活。我想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三、社会保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奢侈品

　　记者：十分感谢您的回答。现在让我们来聊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您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很大的比重。而在相对贫困的农村，诸如医疗保障等基本的社会保障很难得以落实。大部分农民只能依赖子女或土地解决养老等问题，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患上重病时很难获得有效的救助。您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应该如何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呢？

　　帕斯蒂尔：当你纵观全球时，你会发现社会保障在富国比穷国要好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说明社会保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奢侈品。像德国、瑞典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付得起社会保障所需的费用。而在非洲，一些贫困国家可绝对付不起这样一笔费用。

　　让我告诉你一些数据。在欧洲国家，社会保障上的支出大概占GDP总量的30％，而在一些非洲国家，它们只有2％到4％，更何况它们的GDP总量本来就不高。因此你很难想象在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当我在比利时和法国针对婴儿和老人的赡养保障体制进行观察研究时，我发现即便在发达国家，政府也不愿意对上述保障承担责任。小孩和老人主要由他们的家人负责照顾。令人难过的是，在欧洲，家庭分裂时有发生，很多小孩和老人得不到足够的照料。这表明家庭并不能很好的负起这个责任。

　　对于中国的情况，我很抱歉地说，目前只能主要依赖于家庭。你们很难有足够的公共资金来负担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运作。我想有一个方案或许能起作用。我们可以试着把人口进行分类，将那些有充足家庭关系的人列为第一类，将那些孤寡人士列为第二类。然后我们把公共资金重点用在对第二类人的保障上。例如孤儿院就是一个为孤儿们特设的福利机构。

　　四、如果一个国家开始没有建立一种医疗保险体系，现在突然要求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记者：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医疗问题。农民、城市失业人口和一些贫困人群最怕患病，因为他们看不起病。最近媒体报道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因为缺钱不能及时转院而死亡的消息引发社会反响。西方国家对那些穷人的医疗保险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呢？

　　帕斯蒂尔：医疗保险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在英国，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是免费的，因为它是一个福利国家。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开始没有建立一种医疗保险体系，现在突然要求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来之前以为你们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很多都是不要钱的。没想到我们不要钱的你们都要钱。这和我的预期有很大差异。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总是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给每一个人同样的补助，但这样的话数额就会很少；要么对人做一定的区分，向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大额的医疗补助。这点不论在哪里，我想都应该这么做。

　　记者：可是正处在发展中的中国，人口这么多，经费有限，这样的话，怎么能做到呢？

　　帕斯蒂尔：我是说理想的情况应该这么做。因为要不然的话，人与人之间就有很大的歧视，那些富人完全可以自己出钱治病，但穷人即使非常需要，也没人提供帮助。

　　至于像你所提到的某大学学生因为没钱不能及时转院而死亡的悲惨的事情，在西方大学里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一旦你被录取，学校肯定会负责你的医疗保险问题。另外，西方一些国家也在考虑，比如英国，看病都是免费的，但是现在有人提议，有些人生病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注意身体造成的，如果由于他个人的不注意引起的生病都要政府买单，这不是不公平吗？所以现在这些国家也在采取措施进行区分。比如说心脏搭桥手术，如果查出来是由于嗜酒成性造成的，那么政府就不给你买单。所以，医疗保险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既保证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公平，又要节约有限的资源。中国虽然人口很多，但我想道理是一样的。

　　记者：医疗美容、牙齿等项目在英国是不是也可以免费呢？

　　帕斯蒂尔：(笑)人长得美和丑又没有什么健康风险。医疗保险只是向危及健康甚至生命的疾病提供保障。比如牙齿保险，只有当你牙齿很疼需要治疗时才会提供支付。如果你想对牙齿进行美白或者装饰，医疗费用必须自己支付，或者由自己支付大头，余下部分由医疗保险提供。这样可以防止乱用保险费用。不能说有了保险你就可以随意使用。

　　另外，在大的公司或者大学工作，单位会为你购买保险。但有些人是自我雇用的，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如果他们生了大病，问题会非常麻烦。有很多年轻的自由职业者，觉得自己很健康，没有必要买保险，但是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就会很危险。

　　五、当听到中国的公立大学竟然还要收很高的学费，出现很多学生交不起学费的情况，我觉得很惊讶。

　　记者：我们现在谈谈教育方面的问题。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大概占到GDP的2.5％或2.8％。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是国家强制性的义务性教育。在这个阶段，虽然国家补贴，但父母的负担依然很重。到了大学阶段，这个费用就更高了，甚至采取收费制教育。好多农村家庭或者城市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贫困学生也越来越多。对于教育这种关系重大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西方国家有些什么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帕斯蒂尔：在别的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至少占到6％或7％。我一直以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每个人自一出生所有的支出就由国家全包了。我记得在前苏联，小孩的教育，还有医疗保险等都是国家全包了，中国好像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我听到你们大学都是公立大学，竟然还要收很高的学费，出现很多学生交不起学费的情况，我觉得很惊讶。在西方很多国家，只有私立大学才会收很高的学费，公立大学的费用主要由政府支付，学生不需要交很多钱。你们是不是中央政府收税有困难啊？经费来源不足啊？

　　记者：不知道。但根据过去10年的统计，GDP的年增长率大概是8％到9％，税收的年增长率要高得多，大概在15％以上。

　　帕斯蒂尔：既然政府收了这么多的税，那就应该首先保证教育的开支啊！要知道，教育始终应该放在第一位，比医疗，比保险其它什么都重要。医疗至多是让人多活几年，但教育是为了下一代活得更好，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引擎。我们国家GDP增长率只有2.5％左右，但教育占到GDP的7％。这个比例不算高，对于经济刚开始起飞的国家，GDP的10％以上都应该投到教育上面去。

　　记者：中国目前可能是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占的比重比较大，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帕斯蒂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政府使用的方法错了。对于一个经济开始起飞的国家，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确实很重要，但教育投资更重要，甚至重要得多。

　　记者：那么您认为GDP在基础建设、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国防开支等方面的分配应该各是多少？

　　帕斯蒂尔：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一般来说，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三个方面都应保证10％的份额。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占的比例也应占到10％以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中国现在有了很多汽车，再过几年，汽车数量将会大幅增加，这就需要修建许多公路和停车场。当然这个比例也不应过大。

　　六、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率是很低的

　　记者： 您能谈谈欧美国家的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有何新进展吗？我可以告诉您一些中国的情况以便进行对比。2004年9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的白皮书。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保问题的白皮书。书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社保问题并急待解决。目前中国有2800万国有下岗职工，3600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和2200万的城市贫困人口。您可以参照一下这些数据。

　　帕斯蒂尔：哦，我对这些数据没有直观的概念，我知道，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我必须飞快地转动脑筋进行换算。但经我计算，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率是很低的。

　　记者： 中国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是2.4％，但也有人认为实际的失业和待业率要高出这个数据许多。

　　帕斯蒂尔：好的，我明白了。事实上，欧美国家之间的失业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法国和德国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它们的失业率高达10％，而在英国、瑞典、丹麦或是美国，失业率只有4％，这样小的失业率被我们视为完全就业。我想强调的是，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几乎拿不到失业补助，因此人们必须十分勤快地找工作。而在法国或德国，人们可以拿到高额的失业补助。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失业保障福利和失业率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联系。高福利似乎总要以高失业为代价。但我认为这种关系并不总是存在的。例如瑞典就同时享受着高额的失业补助和较低的失业率。我认为这还取决于失业补助的发放方式。像瑞典，失业的人在第一年会拿很高的补助，但这种失业补助会逐年大幅递减，并且政府总在积极地创造就业机会。我想这就是一种良好的方式。

　　记者：您能不能以您的国家为例，谈谈失业补偿的问题？

　　帕斯蒂尔：比利时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国家，如果你失业了，并且是单身的话，那么第一年你可以得到普遍收入的60％作为补偿，第二年就降到40％，这个比例一直保持下去。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并且配偶也没有工作的话，你可以得到更高比例的补偿，而且可以保持多年。

　　记者：在比利时，这个40％的补偿能够维持日常生计吗？

　　帕斯蒂尔：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在我们国家，如果你有很多亲戚朋友的话，因为他们能够给予一些帮助，所以拿这个比例的补偿还是可以比较容易生存下去的。但是如果你是孤单一个人的话，用这个比例的钱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另外，在其它一些国家，情况有些不同，第一年比例可能较高，但第二年就降到很低，到第三年就几乎没有了，这样就逼着失业者去找工作。

　　关于比利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它的南北有明显的不同特征，南部讲法语，类似于南欧，北部讲荷兰语，类似于北欧。南部的人一般持有社会福利的观点，即我是这个国家的人，无论我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为社会服务，我都要得到社会福利。北欧的人一般持有工作福利的观点，就是说你之所以能向国家要求一些福利，是因为你工作了，你为这个社会作出了贡献。比如在北欧，当你领取失业救济金时，如果有人向你提供工作而你拒绝的话，那就不给你救济金。他们认为你宁可不要工作，却要求福利享受，你是不配得到救济金的。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我本人比较支持北部观点，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应该为社会做出贡献，然后在你有困难时，社会再帮助你。

　　记者：看来中国现在采取的是类似于北欧的政策了。对于一个下岗工人，地方政府会给你一份工作，比如去扫大街，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得不到失业补偿了。你认为这样好吗？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些工作很脏很累或者很丢面子。

　　帕斯蒂尔：在我看来，这种拒绝至多可以有一次。第一次给你一份工作，你不干算了。要是再提供一份工作你还不干的话，那就对不起了，你不能再从政府手中领取救济金了。

　　七、不平等是和贫困紧密相联的，解决不平等要靠“劫富济贫”，也就是要把富人的钱匀一部分出来给穷人

　　记者：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比较严重。官方报道的基尼系数是0.46，但是很多人认为真实的情况要比这个数字高很多，据说民间的估计是0.59。而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如何去评估这一现象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减少这一不平等的现象？

　　帕斯蒂尔：我认为不平等是和贫困紧密相联的，解决不平等要靠“劫富济贫”，也就是要把富人的钱匀一部分出来给穷人。而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让穷人们至少有一个起码的维持生活的条件。这两者相比，我认为解决贫困的问题是首要的。只有在先解决了贫困的前提下，才能谈论如何让人们的收入更加平均一些。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每天的支出低于一个美元叫做绝对贫困，低于两个美元称为相对贫困。

　　记者：在中国，官方标准为年支出低于670人民币就是贫困。这个数字如果换算成以每天为单位的话，就只有接近两元人民币。如果再换算成美元，就只有两毛多钱。即使以这样一个标准，全中国的人口也还有3.1%是处于贫困状态。对了，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先解决了人们的贫困问题，再去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帕斯蒂尔：对，是这样的。

　　八、社会保障的私有化问题不易于操作，而且也不应该这么做

　　记者：我们看一下美国，最近布什政府的一个焦点是社会保障的私有化问题，他在第一届任期时就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帕斯蒂尔：我认为社会保障的私有化问题不易于操作，而且也不应该这么做。首先我想厘清一个概念。Social security这个词在英式英语包含的内容很广，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所有这些都称作社会保障。但在美式英语里，这个词仅指养老金或者退休金这一块。布什政府的意思是说养老金这一块的数额十分巨大，应该考虑私有化，投放到市场上，成立一个养老基金进行运作。在我看来，这个运作的事情，就需要进行长期投资，因为这样才可能有较高的收益。但长期投资就意味着很多人要等很久才能得到回报。而且成立基金运作的话，你需要投入整笔的资金，而且是长时间的，这就不能保证你可以随时拿出一部分来。当你这笔钱被投资出去后，那些要拿养老金的人怎么办呢？显然肯定有一代人的利益将受到损害。

　　记者：那么，您认为美国有多少人支持布什政府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方案呢？是不是投布什支持票的人大都支持这个方案呢？

　　帕斯蒂尔：实际上，很多人根本就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投布什票的人不懂，而且投反对票的人事实上也不懂。(笑)实际情况是人们只是听到不同的经济学家在支持或者反对。支持布什方案的是以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教授)为首的经济学家，反对布什方案的是以彼得?戴蒙德(MIT教授)为首的经济学家。

　　记者：您自己持什么观点呢?

　　帕斯蒂尔：我个人支持后者的方案。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一般是短视的，而且大部分人也没有很多的资源，他们要用钱时就要求马上能拿出来。大部分人的这个眼光问题使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当然马丁?费尔德斯坦是共和党人，他是布什的铁杆支持者。对了，中国政府是不是也请了彼得?戴蒙德作为社保基金的顾问呢?

　　记者：我不知道。但我听说中国政府正准备成立一个社会保障项目，也许彼得?戴蒙德会出席这个项目吧。不过我认为中国应该也请您作为社保基金的顾问，您的意见对中国也许有用。

　　帕斯蒂尔：(笑)不过，中国最好不要请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因为大部分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都是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支持者。

　　九、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

　　记者：您认为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吗？

　　帕斯蒂尔：我这是第一次来中国。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

　　记者：您正好与我见到的其他的西方经济学家完全不同，他们中的人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了解都是负面的。(笑)结果您发现这里和您在比利时所了解的中国有所不同。

　　帕斯蒂尔：是的。有很多的文章都是说中国是如何的富强，发展是多么的快，在国际上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我一直认为你们在资源配置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来了之后，我发现了很多我此前不知道的东西。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生活没有基本的保障，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补助甚少。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但是有些问题政府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记者：您过去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中国的呢？

　　帕斯蒂尔：我通过英国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上面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

　　记者：接下来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对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主任邹恒甫教授的看法。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邹恒甫教授当选为200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之一，并且因为他对政府的建言，他被人民网和央视国际共同提名为“2004年中国风云人物”，目前正在最后的评选之中。您对他有什么样的了解和评价呢?(编者：据2005年1月6日消息，邹恒甫教授已当选为2004年度“建言献策”中国风云人物。)

　　帕斯蒂尔：首先，我对邹恒甫教授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恒甫教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能够同时做好很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刚过世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教授。而且，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人们的福利，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他们把这当作一项事业认真去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

　　关于公共经济学的一点介绍：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有效促进社会福利的经济学。它和其他一些诸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基础经济学分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门学科把研究的核心放在如何合理设计分配机制和税收机制等与实际直接联系的问题上，并将关心的重点放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上，而非单个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正是这些独特之处，使得公共经济学成为一门极富吸引力且能够迅速应用于实际和指导实践的科学。我们通过几个具体的方面来介绍公共经济学。

　　如何最优税收制度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广泛被讨论的主题。如果我们着眼于个人所得税，并把它放到经典的市场均衡框架下，我们可以考察收入税收对于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这里主要考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这两个经济学概念。打个比方，如果政府增加所得税税率，有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不再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从而他们选择更多的时间进行休闲，这便是替代效应；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同样的劳动换来的收入减少了，因此为了能够达到足够高的消费水平，他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当第一种效应占上风时，劳动供给会随税率的升高而减少，反之则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

　　如果我们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税收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对诸多税收形式进行考察比较。我们可以考虑到底是应该收取收入税还是消费税；如何征收遗产税或馈赠税，无疑这样一种税收会减少社会资本的集中程度；是否应该对资本持有者征收财产税，比如在美国，房屋的所有者必须缴纳一定量的税款。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者不同的影响。

　　如果我们考虑个人收入的不确定性，并引入信息不对称，那么税收制度就会涉及到道德风险即风险分担的问题(关于风险分担问题可以参见“经济观察家”栏目对David Martimort的采访)。从而税收制度会影响个人的决策(比如工作努力程度)。如何通过税收制度来实施一个较好的风险分担从而使得人们作出更好的决策，进而社会福利得到改进，将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如何制定最优就业、退休政策以及如何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精简与任用也是公共经济学要讨论的重要问题。而这样一些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的人口和政府机构的国家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就业，可以借鉴公共经济学相关理论。再比如，我们精简政府机关的时候，可以采用公共经济学当中的逆选择模型(关于逆选择问题可以参见“经济观察家”栏目对David Martimort的采访)来指导我们制定相关政策，将更能够胜任本职工作的人留下。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保险市场如何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有着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关于保险市场，其基本问题分两类：分别是道德风险与逆选择。前者主要是关于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风险分担。打个比方：当一个业主为自己的房产买了保险后，他所承担的风险就小了，他也就不会花钱去改进房屋的防火设施，因为有保险公司来承担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最好的对策是提供不完全保险，让业主也承担一定的火灾损失，即风险。

　　逆选择主要是考虑保险公司如何抽取被保险人的私人信息，说得具体一点：有的人属于高风险人群，有的人属于低风险人群，对于高风险的人，保险公司可以将保险费设置较低而赔付额较高，对高风险人群则采取相反的政策，这样，公司可以获得较高利润，但是，高风险的人会谎称自己是低风险的，如何防范这样的举动，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

　　公共经济学对如何解决我国正在日益显现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弊病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举个例子：医生与病人以及药品厂商在一个不完善的医疗体系下可以通过串谋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医生可以开出高于实际所需质量和剂量的药品通过保险公司的支付获得更多利润，然后与药材商和病人分享这样的好处。基于这一点，保险公司往往对于药品的使用加以限制，但不恰当的限制，无疑会对病人的福利造成损失，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最优的医疗保障方案。

　　公共物品的提供是经济学当中有着久远历史的问题。什么时候提供公共物品？由谁来提供？如果提供，由谁来买单？谁来管理？这都是公共经济学要讨论的问题。

　　比如，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很多地方需要修建地铁。众所周知，全世界只有香港的地铁是盈利的，要私人来修建显然是不可能，只有靠政府提供。修建好了以后谁来经营管理？如果政府来管理，必定缺乏效率，因为没有足够的激励。一般通行的做法是委托给多家私人机构，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促使他们更有效率地经营。而票价如何设定？如果要通过车票收入来回收建设成本，以上海的地铁为例，票价将高达数十元，这是无法接受的也是不公平的。地铁的修建带来了地铁站附近的房产升值，房地产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要乘坐地铁的市民来买单，这是不合适的。政府有必要提供一个恰当的税收与支付方案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本文得到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邹薇教授、新生代经济学人李锐、耿森和洪圣杰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皮埃尔.帕斯蒂尔(Pierre Pestieau )教授本人的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此文为版权文章，其他纸质媒体若转载或援引此文必须征得人民网本文责任编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