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部崛起的湖北机遇与作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

　　中部崛起带给湖北的机遇

　　继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三大区域政策后，中央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决策，“中部崛起”成为国家战略。这一地区承东起西，连接南北，在中部六省中， 湖北拥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根据目前中国发展的经济走势，我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经历一场重化工业的阶段。建国后湖北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拥有武钢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这场即将到来的重型化工业革命将为湖北的振兴带来机遇。在产业优势上，湖北的机械制造业基础较好，结合目前的光电子产业，可加强光、机、电一体产业化的力度和进度。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

中部崛起战略中，湖北的企业要时刻建立“双赢”的概念。商场不同于战场的地方在于：今天的对手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合作伙伴，商战中最好的结果是双赢。我曾讲过四次“龟兔赛跑”的故事：第一次，兔子因为睡觉偷懒输掉；第二次，兔子没有睡觉赢得了比赛；第三次，乌龟在终点附近设置了一条河作障碍反败为胜；第四次，陆地上兔子背着乌龟跑，河水中乌龟驮着兔子游，双方同时最快达到终点。四次比赛放到商业竞争中的比喻，第一次是要懂得坚持，第二次则是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第三次是要讲求策略调整，那第四次则是讲的双赢了。湖北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比较明显，黄金水道，鱼米之乡，人才高地……但这仅仅是湖北潜在的优势，是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以前就已经具备的，只有将这些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湖北才能成为其中的受益者。而双赢的基础是相互信任，长久合作。在这里，我送给湖北的企业三个建议：双赢，诚信，学会“肥水流入外人田”。

　　第三，即使作为内地，市场也是可以培育的。没有任何一个市场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是动态的、发展的。我再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木梳厂派四个业务员去寺庙推销梳子，第一个人无功而回，因为没有和尚要梳头；第二个卖了几十把，他向和尚们反复强调梳子有按摩头皮的健康功效；第三个卖了几百把，他说服了方丈把梳子放在寺庙供百姓梳理因上香朝拜弄乱的头发；第四个则卖了更多，他把梳子刻上有禅境的文字卖给寺庙，寺庙作为纪念品向外销售。后者的成功在于，他把产品最原始的功能改变了，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湖北为什么不能创造市场？每年到国庆节，旅游的人群大量涌向张家界、

九寨沟，相比之下，湖北的神农架却游客不多。并不是神农架的风光比这两个地方差，更关键是市场的培育不够。湖北历史旅游资源丰富，

襄樊、荆州、赤壁、黄石一线完全可以好好开发三国旅游资源，这些市场都需要地方政府整体策划和推广。

　　较之工业化初期，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优势有所下降，但也应该看到，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尤其是中部和西部省份，劳动力的成本仍相对较低，但劳动力质量却显著提高。武汉发展制造业基地，也应该成为全国熟练技术工人的生产基地，提高产品服务质量，面向广阔的国内市场。

　　我在江浙一代考察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增长速度，浙江都没有江苏高，但我能明确地感受到，浙江人的口袋比江苏人饱满。为什么？在浙江人看来，给别人打工总不如自己做实在，哪怕就是在后面老老实实学别人家。目前，湖北也面临一个要“学别人”的问题，在现有经济基础比沿海落后的情况下，做“最好”也许不容易，而且成本太高，但选择“次优”是可以做到的。“次优原则”也是经济生活中我们普遍遵循的原则之一，内地省份更应学会运用。

　　解决农民问题是关键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投资拉动是必要的，但经济的长期增长依赖于这一地区大众消费的拉动。中国的农村地区被誉为21世纪全球最大的金矿，全国的农村老百姓每人一年多买两件衣服，中国的纺织品就不需要依赖出口；农村地区的家用电器消费如果上来了，中国的家电企业将更快发展。湖北是三农大省，农村人口数千万，在鄂西北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比较贫困，解决了农民问题，湖北的经济会真正活起来。

　　根据我近两年对各地农村调查的情况，中西部农村的生产模式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发现，与上世纪50年代不同，规模化的新型“行业合作社”开始慢慢流行，几百户农民与企业签订供销协议，订单农业成为这些省份农村的主流经济形式。在一些地区，能人经济、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得也很快，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都得到显著提高。新的《土地承包法》出台后，一些地区的农民合理利用土地转包、交换、出租、入股的权利，使得该地区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现实。

　　伴随着中国开放，农村进城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各方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农民工”，但我认为这种称呼是不恰当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各地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进城务工的大多是壮劳力；90年代以后，外商加快在沿海投资建厂，大量农村女青年开始进城；再后来，农村的年轻小伙子们也大量涌进城市，这一趋势加快了城乡结构的变化。

　　很多人认为农民大量进城弊端很多，我认为这不是坏事。中国工业化的趋势是这样，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要遵循客观规律。“乱”和“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的中国人口流动不是乱，而是更活了。1999年春节期间，我在湖南农村考察时，正遇到春节期间青年农民打工返乡的情景，当时颇多感慨，即兴作了一首《鹧鸪天·见湖南打工妹回乡有感》：

　　小妹相迎小弟随，村头渐近步如飞。当年含泪离家去，今日笑拥结伴回。

　　猪崽壮，土鸡肥，青砖红瓦屋前堆。爹娘细问他乡事，直至四更月已垂。

　　近年来，湖北、湖南都有大量农民常年外出打工的传统，这些人在城里不仅赚到了钱，也开阔了眼界，得到了提高，在20年前，这是无法想象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要有一个过程，农村的进步和崛起最终还是要靠当地农民的力量。

　　企业管理好才会真正崛起

　　中国古代洪水泛滥，直到大禹治水采用疏导的办法，才把这一大患从根本上解决。在管理学上，疏导便是一种宽容，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历史上唐宋时期，连欧洲的几支犹太人进入中国，都没有保持其一贯的独立传统，最终被完全融入到当地的民族之中。对湖北企业家来说，宽容同样是发展时期的基本要求，企业不仅要会用人之长，更要能够容人之短，循序渐进，先做强，再做大。

　　在企业发展中，提醒企业要注重效率的双重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道德基础却能产生超常规效率。中国的抗日战争、建国后面对的特大自然灾害都是发挥超常规效率解决问题的例子。广东、福建一代的客家人能在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与其一贯坚持的家族道德凝聚力是有关系的，人情和道德捆绑在一起产生的凝聚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湖北人自古聪明，在集体企业中更要重视凝聚力的培养，培养员工的企业认同感。不管是企业还是社会，都是建立在互助、互信、互爱的基础上，这其中道德力量的调节是不可忽视的。

　　我始终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寓管理于无形之中，企业完全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决策，随自身精力和财力的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前汉书》记载说，西汉时有个丞相叫丙吉，有一次他去长安城外视察，遇到路人争执闹出人命，有人得知丞相的轿子正在经过，便拦轿申诉，丙吉却下令“绕道而行”；再向前走，遇到一头牛躺在地上，精神萎靡，他马上停轿仔细问明情况。难道丞相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却关心一头牛的死活？丙吉的解释是：路人打架是地方官的职责，随时都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而当时并非盛夏天气，耕牛卧地不起，有可能感染了瘟疫，如果真是这样，全国的农业收成就要锐减。

　　作为政府或是企业的领导人，他关心什么，做出什么决策直接影响到社会和企业的发展命运。管理中，最可怕的就是“权力+无知”，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一批一批倒下，很多原因在于决策者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投资决策失误。这个教训，湖北的企业一定要记取。

　　我上次来武汉是在2001年，只有短短4年，武汉的变化就让我很惊讶。中国的改革现在看仍然有很多问题，但过10年以后再看，说不定就都不再是问题了。我在东北中俄边境考察时，黑河一边的满洲里到处是工地，一派欣欣向荣；对面的俄罗斯小城却一派冷清，没有几处新房子。中国的经济能保持20多年高速发展的势头，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如此成功的先例。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不仅是东部、西部和东北有信心，中部更要有信心。

　　整理 编辑/李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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