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家：经济学家伍新木解读中部崛起

　　记者 钟心

伍新木教授

　　伍新木简介：伍新木，1944年4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法人代表。伍新木教授多年来为湖北和武 汉两级政府建言献策，在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上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中国研究区域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

　　伍新木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和湖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协常务理事、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的学术专长是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区域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他提出的“区域关联乘数效应”，是他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发现。

　　伍新木主编出版了《县经济概论》、《跨世纪的迁徙——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长江地区城乡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入世湖北怎么办》等13本书，发表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目标的选择》、《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经济论文130余篇，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县经济与县综合改革》、教育部重点《开发区比较研究》及省市重点科研项目15项(三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目前是教育部《中国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学分析》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本文核心提示：

　　“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中部塌陷”原因的反思。

　　运用“区域关联乘数效应理论”分析中部发展的问题。

　　历史上的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过六大贡献。

　　中央应该尽早出台支持“中部崛起”明晰实惠的有力支撑政策。

　　直辖武汉，对“中部崛起”的十条建议。

　　日前，记者就“中部崛起”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对此有专门研究的经济学家伍新木教授。伍新木认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部崛起”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中部地区的六省应该抓住历史机遇，排除干扰，寻求协调，整体崛起；伍新木还认为，历史上的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代价，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中央应该根据中部六省的实际情况，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撑。作为建言献策者，伍新木对“中部崛起”还提出了十条具体的建议。

　　一、“中部崛起”的提出以及“中部塌陷”原因的反思

　　记者：伍教授，我想请您谈谈“中部崛起”的有关问题。我们知道，继“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中部崛起”前不久已作为国家战略被正式提了出来。您是如何理解“中部崛起”这个概念的？

　　伍新木：“中部崛起”最早是1988年由湖北省委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提出的一个地方发展目标，并写入了湖北省党代会决议。16年过去了，湖北不仅没有崛起，反而陷入了塌陷的尴尬，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各种思考。东北三省从传统的中部地区划出之后，现在中部地区是指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在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为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央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中部崛起”成为国家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六省与沿海发达省市的差距逐渐拉大，与西部的差距则逐渐缩小，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逐渐下降，呈现“中部塌陷”的趋势。从经济学的角度正确解释“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助于科学地确定“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部塌陷”的问题，这也是一些专家探讨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请问目前学术界对“中部塌陷”都有那些看法？

　　伍新木：此前，有很多专家学者围绕“中部塌陷”的问题，力图找出其根本原因。概括地讲，主要的解释可分为六种。

　　解释一：中部开放滞后论。湖北、武汉比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晚开放了12年。近代历史上武汉是中国最早开埠开放的城市，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武汉市1993年才获准对外开放。率先开放的地区获得了开放的先机，获得了政策优惠，获得了发展的“马太效应”。

　　解释二：中部政策缺失论。政策就是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资源。东部有开放优惠加快发展的政策，西部有大开发政策，东北有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唯独中部被遗忘，缺乏倾斜政策，成了“政策洼地”。

　　解释三：财政政策不合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因中部省份经济基础较好，财政收入和上缴基数高，上交比例大，所以中部省份的地方可用财力一直窘迫；而沿海省份上缴财政的基数低，经济发展快，自用财力大。

　　解释四：“四不够论”。湖北省从自身内部深刻反省，从主观方面找原因，提出了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不够，而发展不够又是因为抢抓机遇不够，狠抓落实不够，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够。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一论断切中要害。可是后来经过多年努力，还是未能扭转塌陷颓势，呈现出“解决四个不够又不够”。

　　解释五：“用人论”。四个不够，解决四个不够又不够，关键是用人：解决发展不够，要敢用会发展之人；解决抢抓机遇不够，要敢用会抓机遇之人；解决狠抓落实不够，要敢用务实求真之人；解决解放思想不够，要敢用思想解放之人。要敢于大胆启用年轻人，不能总是借口年轻人太年轻了，不成熟。等完全成熟了，会像树上的果子一样，就会掉下来了。而用人的关键又在用人之人。

　　解释六：“文化背景论”。我曾试图用文化背景解读湖北的发展：湖北等中部省份容易“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像江浙人有强烈的创业冲动，有很大的冒险开拓精神，有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沿海开放省市有开放、兼容、竞争的文化氛围。孔雀东南飞，内地的麻雀也东南飞，而且有些飞到沿海也变成了孔雀。沿海地区像一堆干柴，燃着熊熊大火，内地的一块湿柴丢进去也被烤干燃着了；内地如一堆湿柴，有几根燃着的干柴常常被一大堆湿柴压埋得冷火冒烟最后烟熄火灭。有人甚至用“鄂”字来讽喻湖北的文化背景，说九头鸟聪明，但好斗，窝里斗，内耗，不团结，好争当头，不愿称第二。“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当然这有调侃的味道。

　　记者：您怎么评价以上观点？

　　伍新木：以上解释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求中部塌陷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都不是最本源的。“中部塌陷”是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中国2000多年前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西北，在长安；后因为资源禀赋变化，西部荒漠化加快，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至北京；由于战乱影响，宋室南渡，江南开发，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成了繁荣富庶之地。20世纪初，1912年，武汉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部塌陷”是近20年来显现的区域经济现象，区域经济现象还得用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解释。

　　二、运用“区域关联乘数效应理论”分析中部发展的问题

　　记者：我们知道，您有一个有名的“区域关联乘数效应理论”。如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把中部看作一个区域，那么，您是否可以用您的这个理论对这个区域的政策和相关问题进行一个实证查验？

　　伍新木：中部是一个区域。区域发展关联与外部性是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发展是有关联的。大区域之间，如北美、欧盟、亚太；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国内的区域间(东、中、西之间，南、北之间，资源地与加工地之间)；在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经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区域与区域之间发展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关联度越来越高。所以人们说，美国经济打喷嚏，全球经济会患感冒。

　　区域与区域发展关联与产业关联关系一样，有强弱之分；产业关联链有长短之分，区域关联有远近之分；产业关联有前后之分，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区域关联也有空间关系，有前后关联、左右关联、上下关联。

　　区域与区域发展关联效应有正负之分，好的制度安排，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好的区域发展规划，好的区域政策，可以使区域间发展关联效应为正，或为大正，甚至获得倍加的乘数效应。

　　一个国家内部的多个区域间的发展关联关系会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们假设：国家宏观效应为A，国家内部有B、C、D(东、中、西)三个区域。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区域政策可以有四种结果，八种情形：最好的区域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应该是：A+、B+、C+、D+，不仅国家的宏观效应为正，而且每个分区域的效应也为正；次优的结果是三正一负；再次的结果是两正两负；最坏的结果是四负。我们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应追求第一种结果，即国家宏观效应最好，分区域的效应也最好。而应该避免第三种和第四种结果。

　　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实体，区域的经济活动也会发生关联。就单个区域的经济活动而言，单个区域的发展措施和制度安排会出现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以为正，也可能会为负。单个区域的微观的一种制度安排，会呈现出几种后果：①内部效应为正，外部效应为正；②内部效应为正，外部效应为负；③内部效应为负，外部效应为正；④内部效应为负，外部效应为负。如果假设还有大正、大负、小正、小负量上的差别，则情况会更为复杂了。

　　前面是假定外部性表现为经济影响，如果这种外部性具体细分为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生态影响，则会出现A123、B123、C123、D123的排列组合的新情形，这种关联的复杂性超过前面两类关联的数十倍。例如甲地的原油自己粗加工，不给乙地，乙地生产能力闲置，结果是A为负，B为大正，C为大负；如果甲地自建原油粗加工，乙地技术改造进行深加工、精加工，结果会是A为大正，B为大正，C为大正。我们可以应用这一原理和方法对我国50年的区域政策进行实证查验，对我国的重大投资项目的区域影响进行经济、社会、环境评价。

　　三、历史上的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过六大贡献

　　记者：我们再回到“中部塌陷”的问题上，我们还是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部塌陷”，您是否可以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为我们解释“中部塌陷”的本质的、深层次的原因？

　　伍新木：如果用区域发展关联和外部性规律来审视中部地区与全国及相关区域发展的关系，我们发现中部地区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作出过六大贡献，与此同时，中部地区依靠自身却无力付出革命、改革、改造、发展、保护、保障的六大成本。以下六个方面，可以说是“中部塌陷”本质的、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是革命的贡献，革命的成本。纵观人类社会，新的社会制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要素，但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在中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为之付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巨大的代价。正如毛主席所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湖北是革命老区，面积广、人口多、贡献大，全国13大块革命老区有5块在湖北。湖北有老区的县(市、区)共74个，人口3491万。革命老区大多在深山区、边远山区、低湖地区，是各类弱势地区，是特殊地区。中部省份老区多，苏区多，革命根据地多。平江、红安等县几十年间牺牲精英百万以上，伤了三代人的元气。大多数革命老区的脱困致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国家更大力度的扶贫解困和实惠政策支持。

　　第二是基础工业的贡献，城市改造的成本。在一五、二五、三五时期，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将不少基础工业的大项目布局内地，中部是受益的地区。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我们又人为地压低基础工业的价格和原材料的价格，人为地让加工工业和轻工业去盈利，为国家原始积累作贡献。几十年来我们将基础工业称为“骨头”，将轻工业、加工工业称为“肉”，其结果是许多重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地方财力弱，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建设落后，基础设施差，城市包袱重，城市现代化改造成本高。

　　第三是国有企业的利税贡献，国企改革的成本。中部各省的经济特征很相似：偏农，偏重，偏公，偏大，偏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国有企业几十年实施“低工资、高积累”政策，创造的利税贡献给国家作为原始积累，而职工的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保障福利是缺失的。国有企业不仅有沉重的社会包袱，还有僵化的机制和传统的观念负担。中部地区国企多，也是中部地区观念比较落后的社会经济根源。

　　第四是农业的原始积累贡献，反哺三农的成本。中部地区多为农业大省。我国是农业大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大国，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可能靠工业和城市，不可能靠对外举债，不可能靠对外掠夺，不可避免地选择剥夺农业。中国通过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化、国有企业等制度安排，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业农民实现双重剥夺，尽快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据估计，中国农业初始的原始积累贡献为8200亿人民币，中部农业大省的贡献是巨大的。目前中国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已达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的水平，中国已进入到了不剥夺而是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中部地区自身缺乏反哺的能力，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农业大省的补偿和支持力度。

　　第五是资源外部性贡献，环境保护的成本。中部6省地处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千百年来，这些省份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全国安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黄河、长江的灾害作斗争。沿江农民世世代代的水利义工，垒起了巍巍千里长江大堤、黄河大堤，可见沿江农民的贡献有多大；每年汛期停产抗洪；沿江许多分洪区不让发展工农业；江河上许多水电站发的电调往全国；清洁水调往北方；水源区库区抑制工业发展；移民找不到真正一劳永逸的出路。保护环境，保护湿地，保护生态，保护清洁的水源，对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许多环保要求它的外部性为正，应该让更广大的受益区为此付出保护成本。

　　第六是农民工的贡献，社会保障的成本。中部省份既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民大省、人口大省、劳动力大省、农民工大省。改革开放初期，大量输出农民工，“打工经济”既满足了沿海发达省份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农民求温饱的现实选择。近年来，传统的“民工潮”开始退潮，其原因一是农民减负，农业增收，把农民工当廉价劳力再难招工；二是传统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已逐渐升级，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工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劳动力市场；三是沿海发达省份，劳动力净流入区拖欠工资，高强度使用农民工，不给农民工国民待遇，带来了普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子女和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等。中部省份的农民工给发达省份创造了巨大的GDP和社会财富，而他们的自身教育和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的巨大包袱却留给了中部省份的当地政府。农民工的使用地应该给农民工国民待遇，应负起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责任。

　　四、中央应该尽早出台支持“中部崛起”明晰实惠的有力支撑政策

　　记者：您认为“中部崛起”是否可以做到整体崛起？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哪些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伍新木：中部应该整体崛起，应该作为板块崛起。我们强化中部板块意识并不排斥中部各省与周边地区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现在中部缺乏板块共同崛起意识，存在离心倾向、分散化倾向、边缘化倾向、“分散突围”、“去中部化”倾向。存在这些倾向的一个原因是中部省份的经济社会的内在有机联系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强；第二个原因是中部缺乏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的集聚幅射力强的城市群；第三个原因是中央缺乏明确的实质性的实惠的中部倾斜政策。

　　记者：您认为中央对“中部崛起”是否应该有一些特殊的支撑政策？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伍新木：支持“中部崛起”是中央的正确战略选择，支持“中部崛起”中央应该尽早出台明晰的实惠的有力的支撑政策。但是我认为支持“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应区别于东部政策、西部政策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但又涵盖东部、西部、东北工业基地政策中的适用部分。中部仅仅享有和东部、西部、东北地区已有的相同的优惠政策是不够的，政策相同等于没有政策。中部不仅应享有东部、西部、东北已有的优惠政策，还应享有一些“特殊”政策，新的中部政策不应是有明确行政区域对象的中部六省的专享政策，中部政策应淡化区域性，突出问题的针对性。

　　五、直辖武汉，对“中部崛起”的十条建议

　　记者：您是否有一些具体的建言呢？

　　伍新木：具体地讲，我有十条建议。

　　第一，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托国家发改委成立“中部发展办公室”，起协调、指导、制定实施“中部崛起”政策的作用。

　　第二，直辖武汉，促进武汉城市圈建设，增强集聚幅射能力。

　　第三，加大对革命老区扶贫脱困、发展致富的扶持力度。

　　第四，加大对重工业城市改造的支持力度。

　　第五，加大对国企改革的支持力度。

　　第六，加大对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生态保护资源的补偿，加大对移民致富的支持力度。

　　第七，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农村发展建设的力度。

　　第八，应通过政策和法规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规范管理，支持合理流动与转移，流入区应逐步完善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第九，在给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取消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分区域逐步实施，实施5年过渡期，早开放的地方早取消。

　　第十，中央要支持中部地区加大改革力度，尽快改善投资环境，迎接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尽早实现“中部崛起”。

　　总之，支持“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应体现科学发展观，应体现五统筹的思想，应对“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很强的针对性。

　　记者：关于直辖武汉，请您谈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伍新木：直辖武汉是实现中部崛起的要求；武汉大而不强，直辖武汉可以增强集聚幅射力；直辖武汉是中国直辖市合理布局的要求。直辖武汉可以选择不同于京、津、沪、渝的模式，可以选择省会和直辖市同城，但武汉不辖湖北，只是扩大一点武汉市辖市、区、县的范围，强化属地管理原则。武汉若有直辖的帽子，它会获得快速发展的动力。关于直辖武汉，我另有一篇文章对此作了专门论述。

　　(“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伍新木本人的学术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此文为版权文章，其他纸质媒体若转载或援引此文必须征得人民网本文责任编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