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记者需要三种管理 重新构建心理契约

　　本刊记者 钟孟光 莫克

　　记者的种种不合法的寻租行为，其实也离不开媒体自身的运行缺陷。在自己行为不端的情况下，媒体单方面要求记者如何尽职尽责是很困难的。从目前来看，对记者最需要的三方面的管理是：一、尊重记者；二、对记者提供培训和可观的报酬；三、建立严格的职业操守考核与管控机制。

　　一位老记者在回忆起以前媒体单位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时，举了一个例子。一次他和版面编辑、栏目编辑提了一个创意，这两位都说好，于是，三人一起高高兴兴去找副主编，没想到副主编一听就说，这是什么呀，还不如做什么吧。版面编辑、栏目编辑马上改变了主意，说就这么办吧。于是记者刚才的创意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不是说副主编就没有我能耐强，可是我长期在一线，看问题的角度可能比他敏锐。怎么能以领导的派头来压抑记者的思想自由呢？”感到愤愤不平的这位记者最后选择了离开。“即使副主编是对的，那么也要给大家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让我觉得自己错在那里，而不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

　　中国媒体业对于记者的管理，需要改进的不仅仅是尊重记者这一方面。

　　记者最需要的三种管理

　　尽管中外媒体都设置了各类的编辑和管理人员，但中国媒体的更突出的特点是，在管理层级上高于记者的人员决定记者的选题或者稿件的时候，通常拥有比记者更大的发言权，层级越高发言权越大。有的媒体甚至与一般的行政单位相同，等级森严，使得记者的自我表达欲望受到了很大的抑制。

　　“记者最需要的是尊重。”美国西北大学记者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苏姗·麦可·柯蒂斯(Susan Mango Curtis)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记者从事的工作具有舆论引导作用，这要求记者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分析能力及洞察能力，以及活跃的思想。他们的观点不一定都要接受，但却都希望得到尊重。

　　由于记者需要与社会直接接触才能把握住社会发展的脉搏，那些认为严格实施坐班制度就是严格管好记者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尊重适合记者的工作方式同样不容忽视。

　　当然，尊重不仅仅体现在不实施坐班制、能自由讨论选题这些形式上，而是要给记者发自内心的尊重。现在中国的不少媒体，基本上3年所有的记者全部翻新，管理人员对记者没有多少感情。但记者的工作性质非常具有挑战性，媒体管理人员不仅需要把记者视为同事，也要视为朋友。创建一个融洽的工作氛围，让每一个记者都感觉到在工作上充满激情。

　　除了尊重记者之外，苏姗·麦可·柯蒂斯认为，如果媒体希望保留他们最优秀的记者，就必须在记者身上作出很大的投入，包括经济上的投入。因此，对记者提供培训和可观的报酬是获得记者忠诚的重要前提。但现在中国媒体的情况却是，对于记者的培训和成长几乎没有多少关注。一些新记者在进入媒体后，基本上靠着自己的摸索做新闻，三个月试用期不合适就自动淘汰。

　　即便是经过锻炼成长起来的记者，渐渐也会面临职业

天花板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一位记者做得久了，收入和在媒体的认可并没有与新来的记者有很大的不同。加上工作的内容很大部分是在重复，让一些年龄稍大的老记者感到很恐慌，“一些比你年轻，比你能跑的记者进来了，你怎么办？”一位老记者表示。一些记者只能选择跳槽来提高身价。而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建立资深记者制度，记者越资深，作品越受欢迎，薪资和认可的程度越高。

　　在记者身上的投入还包括提供给记者的收入有一定的保障作用。目前，不少国内媒体只提供微薄底薪，投资方一旦资金紧张便压低记者稿费，迫使记者“卖文字”、走穴维持生计。苏姗·麦可·柯蒂斯指出，如果记者拥有业余时间为其他媒体供稿，只能说明企业并没有提供适当的报酬解决记者的基本生存问题。媒体这样做不仅是对记者职业的一种不尊重，也在破坏读者对自己的信任，是一种自杀之举。

　　美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资深记者表示，记者在小利(兼职或其他额外收入)与大利(个人职业前途)之间选择时，必然会倾向于后者的。获得记者对媒体、对文章忠诚的基本之道是解决记者的基本生存问题。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苏姗·麦可·柯蒂斯认为对记者管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严格的职业操守考核与管控机制。

　　2005年7月31日，汝州市寄料镇一煤矿突发透水事故，正在井下作业的多名工人得以逃生，但还是有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矿主不见了踪影，此事被当地隐瞒。8月13日，汝州市寄料镇发生矿难的消息被知情人透露给省内多家媒体，而后这一信息又通过手机短信广泛传播开来。当地政府于是给各大小媒体发“封口费”， 在此次的发放中，共有100多家媒体、480人领走了20万元。

　　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是“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而代表正义的记者居然大发“矿难财”，寒心的不止是死者和百姓。针对不少记者背离职业精神的现象，社会上还流传着“一流记者炒

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 四流记者拿红包， 五流记者为本报”的顺口溜。

　　虽然在遏制这种现象方面，人的道德自律固然十分重要，但仅仅有这一条还远远不够。对社会进行监督的新闻工作者也必须受到监督。记者的权力若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英美一些新闻记者一旦丑行暴露，则很难再在新闻界立足。比如美国黑人女记者贾尼·库克因捏造假新闻《吉米的世界》丢了饭碗，后来再也没能在新闻界谋到一份工作。而在中国，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而被开除的记者少之又少，这极不利于新闻机构优良风气的形成。对社会影响极坏者就应清除出新闻队伍，性质特别恶劣，触及刑律者应移交司法机关惩办，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扼制不良风气的蔓延。

　　媒体自身的修炼

　　不过，记者的种种不合法的寻租行为，其实也离不开媒体自身的运行缺陷。由于中国传媒业市场化的时间实在太短，投资方找不到明确的媒体定位，由此造成传媒企业的效益屡屡存在问题。

　　有的媒体因为着急创收，直接利用“软文”来换得广告费；或者刻意揭企业“黑幕”，让企业掏钱在自己的版面上做广告，花钱免灾。在媒体为解决自身生存之道、没有把建立公信力当作首要的运行目标的情况下，有时不可避免让记者去做一些并不符合职业规范的事情，或者对于记者的各方面投入明显不足。

　　一些媒体认为，给付记者再高的薪酬，你也有机会兼职或是“捞外快”，我何必花高薪酬呢？记者也接受了低报酬的工作，以文字产业工人的姿态从事传媒工作，通过各种寻租行为满足生活与发展需求。在心理契约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传媒企业与记者之间陷入这种循环怪圈中，彼此几乎无忠诚可言。

　　在自己行为不端的情况下，媒体单方面要求记者如何尽职尽责是很困难的。

　　而媒体公信力是媒体生存的基本，没有公信力就没有读者，没有读者就没有广告。而公信力的构建，在于媒体，也在于记者。

　　苏姗·麦可解释说，公信力的构建离不开忠诚。这里的忠诚包括二层含义，一是媒体必须忠诚于公信力，其建立公信力的决心直接影响记者对媒体的忠诚；二是媒体必须忠诚于记者，记者才能还之以忠诚，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说，传媒企业要获得记者忠诚，首要前提是传媒必须对记者付出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