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金融企业家眼中的中国经济崛起

　　陈东升简历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任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学会副会长

　　北京市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董事会成员

　　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际MBA项目客座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顾问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专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

　　本刊记者 于江 柳瑛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历经百年和平崛起，近些年成了东西方共同关注的高端话题，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美国总统，都就此向全球发表过演说。最近，中国一位保险公司董事长，在中国金融市场即将全面开放的前夜，潜心就中国和平崛起、尤其是资本与金融崛起做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中国和平崛起是包括从经济到政治两个层面、六个阶段全面和平崛起”的思维体系。

　　这位颇具宏观战略意识的企业家，就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10多年前，身为经济学博士的陈东升，曾经任《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参与创立中国企业500强评选，后创建嘉德拍卖行一举成功。10年前，他又只身闯入保险市场，创办了至今稳步发展的泰康人寿保险。无论陈东升介入哪个行业，都是备受市场关注的风云人物；无论他做什么，都不曾间断读书和思考。今年7月，陈东升就中国的经济崛起接受了本刊专访，可谓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这样一个国际政治话题在中国企业界的一家之言。

　　与政治家不同的视角

　　《当代金融家》：最近我有幸拜读了您尚未发表的新作《中国全面和平崛起之路》。我感到好奇的是，在中国金融市场最后全面开放的前夜，作为一个正“四面受敌”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百忙之中您为什么花大力气去研究中国和平崛起这样一个超级宏观的国际政治话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您做保险公司董事长有怎样的联系？

　　陈东升：也许是因为做过管理类杂志，我对管理，小到企业管理大到国家发展战略，一直都有浓厚兴趣。而且，与当今年轻人更多地享受人生不同，1950年代出生的人“命苦”，从中学时代起就为当时极端政治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所迫，小小年纪便形成了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的思维定式。不论是我们现在当领导、做董事长，还是当年上山下乡做小农民、小工人，热情都是一样。我也算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吧。

　　近些年，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备受全球关注。但是我发现，最先提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更多地是把它当作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结论去研究，而我是企业的，我更在意这个崛起的过程，比如它包括哪些具体内涵，按照什么顺序阶段性地启动并推进，等等。我的研究不完全是为了兴趣，而是想看清楚在整个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资本与金融崛起所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正在给中国保险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泰康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保险公司董事长份内最应该做的。

　　《当代金融家》：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但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时，国际通用的是“和平崛起”一词。作为一个企业家，您眼中的中国和平崛起与政治家所看到的有什么不同？

　　陈东升：我想我们看到的都一样，甚至他们比我看得更高、更远，只是由于职业背景的不同，我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和平崛起对内部发展环境的中微观影响。结果我发现，仅仅提中国和平崛起还是不够的，而应该说中国在全面和平崛起。“全面”这两个字包括了纵向的时间轴和横向的空间轴，这两个轴交叉出了许多里程碑。

　　从纵向发展看，中国近现代15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渐进过程。一个民族的崛起一般需要50年左右，美国如此，日本也如此，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战争而崛起。中国走了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迄今已经用了一个半世纪。直到今天，中国才迎来了全面和平崛起的局面。

　　从横向发展看，中国和平崛起是指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包括经济崛起、政治崛起两个层面及其六个阶段的内涵。概括地讲，中国经济层面的崛起包括工业崛起、自主技术与品牌崛起、资本与金融崛起三阶段。政治层面的崛起包括文化崛起、军事崛起、政治崛起三个阶段。

　　《当代金融家》：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崛起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位势如何？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崛起相比，中国经济崛起有什么特征？

　　陈东升：中国经济崛起实际上是三句话：先是工业崛起，形成了世界工厂；技术崛起就是打造自主知识品牌，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但只有实现了金融和资本的崛起，才能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全面和平崛起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真正的中国经济崛起出现在140年之后1980年代启动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何以如此漫长而又曲折。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的中美“蜜月期”结束，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形成，中国也全面打开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同期，“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需要进行产业转移，恰逢中国改革开放，而“四小龙”中有三条龙所在地区有众多华人，于是血缘和文化承担了产业转移的机制，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工厂。这与日美商品与资本输出相结合的崛起大相径庭。

　　《当代金融家》：全球经济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快速崛起，留给中国经济崛起多大一个缝隙？

　　陈东升：全球经济在“二次大战”后的这一轮崛起，已经持续了60年时间，更重要的是以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结果是，不仅带来了国家层面的总体经济实力洗牌，甚至带来了全球经济按区域出现的产业结构大分工，极端表现是出现了国际定价中心与世界工厂的相互分离，而且，这个分离正是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崛起时发生的。我不敢肯定是否因为中国经济低姿态以世界工厂的面貌崛起造成了这一局面，但起码是加速了这一局面的形成。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获得的发展缝隙看似不小，但相对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来说，现阶段的价值却不够大。

　　《当代金融家》：中国经济崛起的理论顺序和实际发展过程是否完全对应？

　　陈东升：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从容地走完了从工业崛起到自主技术与品牌崛起再到资本与金融崛起这样一个经济崛起过程，但严酷的现实是，中国似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确定后，一方面我们要面对印度、越南的竞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甘于永远作世界工厂。随着部分制造企业、出口型企业的产业升级，中国必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必须加大研发投入的力量，一方面通过购买、改良一些技术，一方面通过创新，形成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产业结构要升级，就会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产生越来越多的专利，也就逐渐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而有了系统的自主知识产权，也就将逐渐形成自主品牌的崛起；随着技术品牌崛起必将带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此进入经济崛起的最高阶段——资本与金融的崛起。这是一个逻辑的发展过程。

　　我之所以说现实对中国经济崛起过于苛刻，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沿着时间纵轴依次演进的经济崛起三阶段，目前在中国几乎要在时间轴的同一时点上齐头并进，更准确地说是技术品牌阶段与资本金融阶段要同时启动，中国经济也一再落入“鸡”与“蛋”的哲学命题怪圈。

　　国策需要做些调整

　　《当代金融家》：当中国和平崛起处于工业崛起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只看到成为世界工厂的好处，兴奋而又自豪。但是，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国际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却很小，结果是高价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却低价在国际市场出售加工后的产品，让中国的经济崛起在收获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意想不到的高昂成本。您认为中国经济在崛起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陈东升：这是国家竞争能力不强的体现。国家竞争能力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即企业竞争力、经济体系竞争力和社会竞争力。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系竞争力薄弱。

　　竞争能力的高下决定于效率，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则是产权效率。可以说，近3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大部分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产权效率问题，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促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立刻成为了世界工厂。

　　然而在经济体系竞争力方面，由于决定因素是资本和金融制度的效率，而中国的资本与金融制度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新建，并且长期为政府所垄断，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低下，造成中国经济体系的竞争能力不强，而这也成为我国缺乏国际定价话语权的症结所在。

　　《当代金融家》：中国的经济崛起可谓一波三折：先是长期且大范围从事贴牌加工贸易，使中国企业痛失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接着又因资本与金融发展滞后面临痛失定价权的危险。在经济崛起中，这两者原本是双峰主体，既相互依存又互为因果，而当两主体双双未起却遭遇挑战时，您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会建议中国政府如何作为？

　　陈东升：当前，既然我们已经很难按常理从低往高、从小到大地出牌，我就主张直奔主题，我最关注中国的资本与金融崛起。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资本是经济运行的血液。但是，我对金融理解得更简洁，它既是制度安排，也是效率安排，而资本与金融崛起的过程，就是制度与效率两方面结合的产物。

　　显然，当前再讨论技术与品牌崛起和资本与金融崛起谁为先，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最可行的路径可考虑两方面：首先，将技术与品牌崛起和资本与金融崛起共同作为国策来抓。其次，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我们奉行了一二十年的引进外资的国策应该进行调整，调整为优先让中国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崛起，目的是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资金尽可能从国内取得，一是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实力，二是可获得相对便宜的资本支持国家发展，同时也让中国的企业和老百姓享受到我们经济高成长的结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当代金融家》：资本与金融崛起听上去非常宏观和抽象，您是否可以更直观地描述它们与中国经济崛起之间的关系？

　　陈东升：无论多么复杂的经济体，最终都是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经济效率又是以企业为载体。企业无非就是两种命运：生存或死亡。因此，制度安排也就是两句话：让好企业能更好地发展，让不好的企业能尽快退出。而企业的发展和退出又都离不开资本与金融市场。在成熟的金融市场里，企业发展要有制度安排，主要是运用公募、私募、贷款或者是发行债券这4种手段。企业要退出也不是“关门”这一个动作，同样要面临在公开的资本市场上进行收购、兼并，最终还有一个依法进行的破产程序。

　　光有制度不行，制度还要有效率，也是两句话：微观要看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运行效率，宏观则要看中央银行、财政体系的运行效率。可见，制度和效率是连接经济、资本与金融以及企业之间的本质纽带，也是金融的本质内涵。

　　《当代金融家》：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您认为资本与金融崛起的标志是什么？

　　陈东升：我不想谈太理想、太遥远的标志，而是想讲去年出现的两个重要迹象。一是我们国家从一个债务国变成债权国，现在已经开始资本输出，而过去我们则是大量引进外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就是我国的汽车销售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如果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这将是金融崛起的最核心标志，也就是说，我国将可以通过自己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来支撑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全球第二的汽车消费量，则说明我国开始进入一个真正的消费时代，也就具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志。而在中等发达国家，金融消费与投资通常会超越汽车消费成为拉动资本与金融崛起的重要力量。

　　《当代金融家》：在中国的资本与金融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未来的区域化布局将出现哪些变化？哪个区域最有可能强力拉动中国资本与金融的崛起，并成为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陈东升：我预测，中国会出现三个明星城市，即北京、上海、香港；或者是说以香港和广州、深圳为一体的珠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以北京、天津为纽带的京津冀地区。中国的中产阶级会集中在这三大地区。另外还会形成几个中心城市，像武汉、沈阳、成都，形成这种辐射带。三大经济区域再加上几个辐射带区域，大概就是中国未来经济区域化的结构。

　　为了加速中国资本与金融的崛起，国际金融中心的驱动作用不可小视，而利用香港既有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显然比平地再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效率高很多。而且，香港的地缘位势很特别，它不仅与台北、新加坡形成了东南亚经济圈，还透过祖国大陆与韩国、东京构成强势的东北亚经济圈，又与法兰克福、新加坡等同属二流国际金融中心，再加上有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概念作支撑，香港最有可能取代东京成为一流国际金融中心。

　　《当代金融家》：既然看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泰康人寿是否准备在香港捷足占位呢？

　　陈东升：泰康人寿已经决定了，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将在香港建立一个分公司，因为现在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还没有对外开放，为了把我们的资产配置全球化，追求安全性前提下的最大盈利，占位香港是很重要的。而且不仅是泰康，中国的大保险公司都会在香港开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会把一部分资产换成港币、美元进行全球交易，香港也将自然而然变成一个投资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原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会得到加强和升级，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中国的“纽约”，成为中国资本与金融崛起的象征。

　　“温水煮青蛙”时代

　　《当代金融家》：在中国资本与金融的崛起过程中，保险业会扮演什么角色？

　　陈东升：今年6月底，《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了。这在中国保险业发展史上将成为里程碑性质的文件，甚至在业内被称为“国十条”。《意见》从理论上说有很多新的创意，但在我看来，它最根本的突破有两点：一是提出全面、系统、谨慎、有序、大胆地打开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广阔渠道，二是系统阐述了保险的三大功能，即补偿的功能、融通的功能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这三大功能也正是中国资本与金融崛起过程中保险业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实，保险公司的功能是很简单的。保险公司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长期资金的一个重要提供者，也是资本市场最核心的机构投资者。当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时，国内更关注的是投资银行，高盛、第一波士顿、摩根士丹利等等备受关注。但其实在路演的时候，台下坐的才是台上投资银行使出浑身解数要搞定的“大佬”们，他们是基金的经理、保险公司的经理。也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资金来源一定是养老金和寿险资金。

　　在资本市场里，保险公司就如同古玩市场上真正的收藏家，不是文物炒家。古玩市场没有收藏家价格是撑不住的，资本和金融市场同样，没有中长期的资金提供者也是撑不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险业既是资本与金融崛起的助推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稳定器。

　　《当代金融家》：刚才您谈到《意见》的第一方面突破时，既提到了谨慎也提到了大胆，这两个词近乎是反义词，您是否能解释为何这两个概念同时被提到？

　　陈东升：“大胆”指的是要突破过去的思想认识禁区，尤其是指中国长期以来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所划出的禁区，在这里是从战略突破的角度使用“大胆”一词。而“谨慎”的核心，就是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风险防范，按照保险公司安全性第一，流动性第二，盈利性第三这样一个资金运用的原则来开放这个市场，它是从操作稳妥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大胆”和“谨慎”是两个互补的角度，使得《意见》不仅具有突破性，也具有科学性。

　　《当代金融家》：考虑到《意见》正式出台的大背景，你认为中国保险业下一步发展会走出什么样的曲线？

　　陈东升：中国保险业在未来五年会出现三个趋势：

　　首先，将出现保费倍增的趋势。保费倍增是什么概念？就是说由于中产阶级新兴消费群体的崛起，他们对保险需求会增高很多。比如，过去泰康平均一张保单的保额只有5万元，现在一个普通家庭，基本有20万元的保额，这期间就是增长了3倍。我说未来保额倍增的核心就是说，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会大大提高。

　　其次，保险公司会从百货大店走向专卖店，出现专业化的保险公司，这是保险细分市场的崛起逼着你去走一个专业路线。

　　第三，保险资金会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保险公司的实力也会随之壮大。即使中国的保险公司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与银行平分秋色，但是在现有基础上，在整个金融市场的份额再提高几个百分点是没有问题的。

　　《当代金融家》：但是，中国保险业可能不会再有美国保险业那样的机遇了。因为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资产已经占到了90%，眼下有条件的银行又都开始建立金融控股公司，激进地涉足保险业和证券业。反之，保险系的控股公司本身就少，准备涉足银行业务的更是寥寥。面对未来的中国金融控股新版图，您是否担心保险公司的生存与发展？

　　陈东升：我的态度是，既不能杞人忧天，也不能怨天尤人。一直以来,无论全球金融市场怎样创新，混业经营的浪潮如何汹涌，保险业一直没有被别人蚕食，反倒是在蚕食别人地盘的核心。例如，把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结合起来开发的投资连结险产品，是当代保险业对抗银行竞争的最伟大发明，银行保险问世也让保险公司直接从银行储蓄中分得一杯羹。

　　同时，由于保险公司的竞争优势突出，即使是在银行主导的金融控股体制下，保险公司依然会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去经营保险业务。例如，保险公司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永远都不可能由银行或是券商作为主营、哪怕是兼营业务去经营。再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经营文化和管理风格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瑞士丰泰最终被瑞士信贷卖掉了？为什么花旗也将旅行者集团卖掉了？这些起码说明了一点，保险公司的独立价值内核是非常坚硬的。

　　而且严格地讲，银行资产过大是过去计划经济体系遗留下来的结果。银行存款中大概有40%是人们留下的养老和看病的钱，这些钱大部分是要从银行转移到健康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去的，不论这个保险公司是银行投资的还是别人投资的。因此，我根本不担心保险公司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当代金融家》：既然保险公司有如此鲜明的独立价值，保险公司是否会拒绝混业经营概念、抵制金融控股集团呢？

　　陈东升：一般不会。金融混业的实质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渠道共享，一个是客户资源共享。而金融混业的业务方向主要集中在理财领域。证券、银行、保险各自都有适合与别人融合的一面。

　　首先，保险公司就是为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老百姓服务的，或者说保险就是为中产阶级发明的，因此它最适合的联姻“对象”是大众意义上的零售银行，双方业务有很大的互补性。银行大量的网点和保险公司结合，通过银行柜台卖保险，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其次，私人银行和投资银行也有很大互补性，现在瑞士信贷和第一波士顿互补得很成功，瑞士信贷是做私人银行的，第一波士顿是做投行的，他们都是为高端客户提供理财服务。

　　《当代金融家》：中国金融业崛起的过程就是对外开放与世界融合的过程，而保险业是中国金融业最早对外开放的，当今年底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后，您认为中国保险业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竞争力如何？很危险吗？

　　陈东升：当年大家都喊狼来了，认为外资一进来就开始拼肉搏战。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如果准备不足，将在不知不觉中死掉。因为外资是装扮成羊的模样进来的，并不与我们直接正面交手。实际上人们忽略的是，我们自己也是狼，只不过是小狼。许多年来，外资保险公司在慢慢脱下羊皮，而内资保险公司也在从小狼慢慢长大。从外资最初进入中国到双方放开来直面交锋，这个过程的周期大概需要5～8年。

　　5年前我曾经说过，在这5～8年期间，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在做相向的交叉，即本土企业国际化，跨国公司本土化。5年过去了，本土企业国际化的速度显然超过了跨国公司本土化。尽管如此，我们一时还无法超越外资公司的水平，只是在接近它的水平。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太大危险。

　　《当代金融家》：中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正在趋近，该如何解读这个发生在两个方向上的同一过程？接下来双方的竞争格局将会是怎样的？

　　陈东升：5年前，泰康第一个在业内设置了CEO，第一个引进了独立董事并大谈治理结构，那时在社会上、在金融业、在保险界几乎被看作是异端邪说。而今天呢，中资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大谈核心竞争能力、公司专业定位、市场细分、人力资源优化、波士顿矩阵管理等等从战略到执行的全方位经营管理问题。

　　相对于中资保险公司来说，外资公司面临的困难似乎更大。首先从组织架构上看，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神经末梢”对付我们的“大脑”；其次从行业发展内在规律来看，他们虽然有在境外积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全套成熟的经营策略和制度，但是同样没有了从零做起、在初级市场的经验和感觉；最后从外部环境看，他们要面对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伤痕，还有一个5000年历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社会人文关系。这也是外资机构本土化速度慢的症结所在。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每接近他们一步，都是在为他们创造更适合他们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我们接近的速度越快，他们发力的空间就越大，因为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全面对外开放，毕竟要在国际化的标准平台上去竞争。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外资已经开始启用大陆背景的高层经理人，将加速他们本土化的进程。

　　看来，“温水煮青蛙”时代就要结束了。但我对中国保险业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