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安基金：三级决策体系控制基金业道德风险

　　华安基金首席投资官姚毓林接受《财经时报》专访：第一层是投资决策委员会，把握公司基金投资的重大决策；第二层是投资研究联席会议，贯彻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监督落实执行及协调部门事务；第三层是基金经理小组

　　本报记者 邓妍

　　无论规模多大的基金，交给一个人去管，不确定性因素都很大，一旦出现问题，基金经理个人不可能有能力承担对公司造成的后果，公司的品牌将遭受沉重打击。如何释放这样的风险？如何避免出现不理智、冲动的投资行为？

　　国内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最新空降的“海归”人才，华安现任首席投资官、副总经理姚毓林，在国外的主要工作领域是资产分配、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

　　近日，他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表示，华安探寻的三级决策体系，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和职能的明确，或许比较适合国内的基金行业。

　　姚毓林是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MBA，具有10年证券和投资专业经验，曾是美国避险基金投资公司Berens Capital(贝伦斯资本管理)的合伙人，并曾在美国道琼斯公司房屋抵押贷款债券部、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风险管理部和美国避险基金公司Alpha Asset Management工作。

　　监管有效性取决于惩罚力度

　　《财经时报》：在美国，设立基金非常简单，只需备案或核准即可。但在中国，发行一只基金对基金管理公司是件相当难的事情。这种区别是否和市场成熟度和规范度有关？

　　姚毓林：美国的基金业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迄今已发展到约9000只基金，基金规模在7万亿美元左右，主要为开放式基金。如果仅比较规模，中国和美国相差甚远；但从发展速度看，中国绝对要快许多。

　　中国基金市场的历史还不到10年，从中国证监会的角度考虑，一开始严格规范是必然的。但从导向角度看，监管应侧重于基金业今后的持续发展，应有意或无意地将大家的注意力引离新基金的发行，在疏导中加强监管。

　　其实，不管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都会出现问题。比如美国的共同基金最近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个人感觉，美国的日常监管力度似乎比中国国内还松，但中国违规者受到的惩罚却比美国轻很多。在美国，即便是一家百年老店，如果出现重大违规，美国证监会也可能让它一夜“毙命”。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违规事件，惩罚性措施强硬不强硬非常重要，如果力度足够，后面就不会再有类似行为跟进。

　　而在中国，监管层看到公司违规后，罚则较少，通常是增加很多新法规以达到进一步约束的目的。实际上，这束缚了优秀基金管理公司的手脚，有些甚至被绑死。从这个意义看，怎样建立一套符合基金管理公司发展的法规和监管体系，让他们长期健康发展，是个很难也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激励机制激发信用提升

　　《财经时报》：华安发行的基金产品很多填补了国内空白。在您看来，基金管理公司除在基金品种上进行创新，是否包括其他方面？

　　姚毓林：产品创新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国内基金业目前对于创新问题主要还停留在“宽度”上，即是否有新的基金品种推出。产品创新非常重要，但成本较高，代价也比较大。我觉得另一种产品“深度”上的创新也很重要，比如基金品种的含金量，这包括投资策略、产品可持续发展、对基金公司盈利的贡献情况等。

　　2004年以来，在投资和研究方面，我们在筹划建立一套比较客观的、符合行业特点的业绩评价标准，这套标准要清晰地告诉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应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目前，国外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对冲基金都已使用类似体系，我们也期望从中寻找到更符合中国基金业发展的道路。

　　《财经时报》：您在金融业执业多年，在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姚毓林：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人品。这个问题稍微出差错，就会有很多后遗症。从这个角度上看，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资产管理公司的信用问题。而信用度直接关系到一家公司是否能长期存在。

　　我感觉，基金业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需要个人激励机制。一家好的基金管理公司应该让比较重要的员工都有一个感觉——“我是公司真正的一部分”。这样，员工才会在这家公司长期呆下去，他也会自觉避免出现违规等重大问题，不会被迫违规。

　　制度控制道德风险

　　《财经时报》：基金管理公司是否还能通过其他方式控制因人为因素引发的风险？

　　姚毓林：基金管理公司也可通过一些制度的建立，控制个人的道德风险。中国基金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基金经理都比较年轻，经历的磨难和锻炼都比较少，道德风险可以想像。但从制度上，可以对他们进行控制。

　　作为华安内控体系的一部分，我们设计了“三级决策体系”，明确不同层面的职责。比如第一层，投资决策委员会把握公司基金投资的重大决策，包括投资仓位及行业配置等；第二个层次是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它由投资部和研究部共同组成，在贯彻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精神、监督落实执行以及协调部门事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金经理小组是第三层，每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在做重大投资计划前，将方案提交小组讨论，群策群力，以防范投资风险。

　　在我看来，这套体系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和职能的明确，可能比较适合国内的基金行业。另外，还能减轻基金经理的个人压力，这个压力实际上是基金经理个人所不能承担的。

　　无论多大的基金，如果完全交给一个人去管，有可能管好，有可能管坏，不确定性因素很大。如果出现问题，公司的品牌将遭受沉重打击。

　　减轻基金经理的压力，实际上是为他提供后备支持，当有一部分责任分解到更上面的两个层次后，基金经理就可以更客观地去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