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天审理三大案 证券业危机继续引爆

　　本报记者　邓妍

　　今年以来，券商遭起诉频率倍增，近期被开庭审理者也十分集中。

　　6月8日，鞍山证券原总经理陈力等8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1亿元案在沈阳开庭审理。鞍山证券是国内第一家被中国证监会强制撤销的券商。这家公司在财政部、央行、证 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国债券卖空行为的通知》后，依然使用“高息债券转让单”、“证券转让单”等凭证，继续向社会公众出售高息债券。

　　海南省海口市中院6月7日开庭审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260多亿元的金融案件。河北证券秦皇岛营业部、广发北方证券均被指控。被告人之一石雪原是海南华银国际信托临时负责人、大连证券法人代表。大连证券于2003年4月被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其关闭，其主要违法违规行为是挪用客户保证金、发售高息国债等。

　　5月31日，原三峡证券(2002年5月更名为“亚洲证券”)三名高管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于武汉受审。

　　如果再往前追溯，云南证券、闽发证券、佳木斯证券、富友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等大批券商倒下或“触雷”，身影历历在目。

　　从“问题券商”身上可看到，其违法违规行为大同小异，无外乎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开展受托理财业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国债回购、非法高息揽存等。

　　国债回购2004年亦成为券商主要问题，且风波越演越烈。因国债市场价格大幅下挫，导致券商融资体系被打破，“庄股”不断跳水，沪深两地股市股价受此影响更一泻千里。至今，国债回购危机尚未结束，各家券商或忙于向当地证监局上报自查材料，或胆战心惊接受证监局现场检查。

　　证监会从未对券商的违法违规行为坐视不管。仅去年12月，就连续发布《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关于加强证券公司营业部内部控制若干措施的意见》、《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多部法规。

　　证券公司为何不断以身试法？券商内部风险管理薄弱是根本原因。“说的时候重要，做的时候次要，忙的时候不要”，这是券商内控机制的真实写照。

　　由于缺乏内控机制，商业机构与监管者之间变成了一场纯粹的“猫捉老鼠游戏”。这不仅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而且会使外界倍感监管者无能。其实，证券业和中国所有金融机构一样，监管任务全部落到了政府这一外部监管环节。目前国内有券商130余家，即使证监会机构部全体人员上阵，亦是杯水车薪。

　　监管机构或许也乐得担当全部的市场任务和掌握权力机会。事实上，中国证监会从成立之日起，在查处券商违规行为时，就很难一概保证“透明度”，“尊重历史”也往往成了“从轻发落”的借口。于是，券商也乐得将“历史”延续。从现在暴露的问题看，几乎都能找到与“历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原因，情有可原”的说法依然延续。

　　对于券商而言，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回报实在太可观了。相关法律对违规行为处罚过轻，加剧了他们的侥幸心理。在2002年“中科创业案”庭审过程中，暴露出100余家证券公司营业部都曾为中科创业涉案人员提供非法融资，但涉案人员相继受到刑罚，而营业部违规者却无一被惩戒。

　　2004年初，证监会首开先河对南方证券采取行政接管措施，更使得券商有恃无恐。有南方证券在先，券商都认定自己闯下的祸越大、造成的资金窟窿越深，政府就越可能“买单”。

　　近日相继开庭的券商高管受审案件，能否给证券公司以刻骨铭心的警戒？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规范中发展、发展中规范”？这应是中国证券业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