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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摒弃要素价格的计划控制
□ 哈继铭/文
要素价格刚性不仅导致资源配置错误、风险难以识别，还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隐患。在过去完全的计划体制下，市场并不存在，经济的波动主要由外部冲击引起，要素价格的调整不足以引起经济的大幅波动。在成熟市场经济中，灵活的要素价格本身会传递经济信号，推动市场趋向稳定的内生调整。但在一个商品(下游)价格基本放开，而要素(上游)价格却仍然在行政控制之下的“半吊子市场经济”中，当需求变化时，下游价格灵活性和上游价格刚性的组合会给经济带来内生的大幅波动。这种情形比完全的计划经济甚至更糟糕。
要素价格的刚性不仅体现在利率、汇率等货币和金融层面，也体现在实体经济的一些关键性投入价格上。
“煤电油运”瓶颈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例子：由于电价、油价、铁路运价基本被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远远低于市场的均衡水平，而煤的价格也未充分反映其生产和社会成本，因此，以“煤电油运”作为基本投入的钢铁、建材等产业享受着高额利润率，吸引众多投资流入这些部门，从而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而作为“上游”的煤电油运部门价格被压抑，不利于吸引私营和外国资本投资于这些行业，也不利于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在价格刚性下，针对这些部门的供需形势变化，行政当局倾向于通过数量手段、而不是价格手段来迎合需求变化，这是非常危险的。以电力投资为例，在滞后的数量管理手段下，“电荒”和“电力过剩”交替出现，此时的大量发电能力投资很可能在未来变成过剩的生产能力。
汇率刚性也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来源之一。尽管不能用固定汇率/浮动汇率来区分是不是市场经济，但汇率的调整应当根据当前汇率制度的利弊权衡而定。国内有人认为，目前经常账户没有显著盈余，因此调整汇率理由不充分。但目前的资本管制效果并不理想，当局很难将有真实贸易和FDI背景的外资流入与“热钱”区分开来，此时过分关注贸易账户对汇率的重要性已经失去意义。
外资流入的主要动机不是通过利差套利——实际上，外资对中国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担心远远超过利差对它们的诱惑。外资流入中国主要受一些部门(例如房地产部门)高回报率的吸引，导致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财政损失。在短期内，应该应用价格手段实现经济的平稳着陆；也可以参照国际经验，通过实施本外币差别准备金率、征收利息平衡税等方式来缓解资本流入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但长期中，适时提高汇率灵活性才是正途。
利率和汇率问题密切相关：结售汇制给央行带来了巨大的基础货币冲销压力。一方面，央行将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仅获得不到2%的收益率；另一方面，发行央行票据冲销的利率在3.4%以上；央行票据发行到一定数量，成本会迅速上升。同时，这种成本实际上是一种准财政赤字，因为央行的净收入或者亏损最终将影响到国家财政。同时这也是对票据持有者及商业银行的补贴，不利于国有银行改革。将来更多外资银行进入后，他们也将受惠。这等于是用中国的财政收入补贴富有的外国银行。
此次加息和增加汇率灵活性的方向是一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减弱。加息次日，人民币非交割一年远期(NDF)汇率应声而落，回到接近官方汇率的水平，外资投机性流入必然下降，这也促进了经济降温，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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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财经》杂志封面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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