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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继铭：要素价格灵活性促进宏观稳定
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形成要素价格粘性与刚性的重要原因。在刚性价格下，市场丧失配置要素和分散风险的功能，价格变成单纯的利益再分配工具
□ 许小年/文
面向市场的中国经济改革已进行了20多年，但被我们从前门送走的计划经济，近来似乎正以各种形式从后门悄悄地溜回来，价格管制即为其中之一。
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反，要素价格特别是资本价格时常呈现出僵化甚至固化的倾向。以外汇资金市场为例，尽管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却被钉在8.28左右的狭小区间内已长达七年之久。期间美元的供给与需求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维护人民币稳定的必要性也早已时过境迁，人民币汇率却始终如一，以至于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误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
如同汇率作为外币的价格反映美元的稀缺程度，利率作为信贷资金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反映信贷的稀缺程度。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基准利率再作用于市场利率，实现全社会信贷资金的高效配置。然而在我们推进利率自由化的改革过程中，却出现了利率单边粘性怪现象，调低容易调高难，在央行10月28日加息之前竟然变成了单边刚性。
与利率单边刚性如出一辙，作为股本资金成本指标的股票价格长期以来只能升不能降。每当股价指数跌到市场人士所称“铁底”附近，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蜂起。为了实现可持续圈钱，政府也几乎是有求必应，发社论、出政策、注资金，种种利好措施向市场宣示的，都是政府管制价格的政策取向。
政府管制价格不仅导致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并且还阻碍了市场发挥分散风险的功能。固定汇率并没有消除汇率风险，汇率风险的根源是美元供给与需求的变动，政府保证汇率，不过是替市场参与者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同样的道理，托市的政策也不可能降低或化解股市风险，股市风险的根源是上市公司业绩的不确定性以及非规范的市场操作，政府对股市的干预只不过将价格下跌的风险从投资者转移到自己身上而已。如果要素市场既不能很好地配置资源，也不能很好地分散风险，有其名而无其实，这样的市场还有什么意义？政府承担所有的风险，这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退一步讲，就算政府包揽一切，政府是否具有长期支撑市场的能力？为了维持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央行不得不增发货币买进市场上多余的美元，因而不可避免地冲击国内货币政策。当资本账户开放，面对国际资本时，央行若仍想保留国内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就没有力量再坚守固定汇率。在股票市场上，政府已经尝试过几乎所有的救市手段，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面，政府还有多少资源可以动用？还有多少政策可以出台？
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本来就是要波动的，价格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微观经济个体没有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正像火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缺乏防范火灾的意识和措施。若以稳定和安全为名限制甚至试图消除价格波动，其逻辑则无异于害怕引起火灾而禁止百姓点灯。
事实上，政府通过价格管制为经济个体“排忧解难”，非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增加了道德风险，即经济个体因政府兜底而低估和忽视风险的倾向。经济个体不能很好地控制风险，系统风险因此上升，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失。政府试图干预“无形之手”的运作，结果不仅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扭曲和窒息了市场，阻碍了市场的发育和发展。
在刚性价格下，市场丧失配置要素和分散风险的功能，价格变成单纯的利益再分配工具：汇率不能动，因为人民币升值于出口企业不利；利率不能调，因为加息对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有负面影响；股价不能跌，因为投资者和从业机构将遭受到损失；我国目前要素市场上的价格刚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利益集团的游说。
然而，价格不应作为单纯的利益分配工具，否则就会陷入逻辑终点的困境。例如，为了帮助出口企业，人民币岂不是应该一贬到底？为了维护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繁荣，名义利率岂非降到零最好？为了保证投资者赚钱，政府岂不是应该持续地推高股价？价格只升不降，谁人见过这样的市场经济？
通过要素价格进行利益分配的另一问题是公平性和公正性。价格如同双刃剑，高也罢低也罢，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弱势本币使出口商开怀，却令进口商忧虑；低利率下的高房价为房地产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中低收入工薪阶层的购房却因此日渐困难。不幸的是，在事关要素价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受益者的声音往往超出受损者，受益者的游说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最终的决策。
当然，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个人与团体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任何个人与团体都可以影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都有权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但不正常的是，游说活动缺乏透明度和广泛的代表性，还没有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这就使一部分社会群体被排斥在政策酝酿和讨论的过程之外，经济政策自然也就无法很好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
为了给所有的利益方平等的影响政策的机会，全国人大可以考虑召开政策听证会，邀请赞成和反对汇率浮动的企业、民间团体、政府机构、学者发表各自的观点，并说明自己观点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听证会对公众开放，经电视、报纸等形式的媒体向全国传播，政策制定部门在听取各方包括公众的意之后作出决定。利率政策的制定可根据同样的原则进行，请工业、地产、金融、各级政府以及学术界人士到会辩论，为什么要加息，或者为什么不能加息。在听证会讨论的基础之上，中央银行做最后的权衡和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确保从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有必要逐步提高央行等政策制定部门的独立性，不仅要独立于所有的利益集团，也要独立于行政系统。这是因为目前各级政府、政府机构和政府所属企业仍是积极的市场参与者，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部门从属行政，政策就会向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利益团体倾斜，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能不说是有失公平。
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形成要素价格粘性与刚性的重要原因，若想提高价格的灵活度，就要打破特定利益集团对游说的垄断，提高社会各方的参与。就深层次而言，应该考虑启动政府决策程序的改革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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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财经》杂志封面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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