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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丽 李昕/文
为什么高盛集团CEO保尔森出任财长对布什政府如此重要？拥有与中国打交道的专长对于执掌美
他来自华尔街
5月25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星期四。华尔街投资银行巨擘、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悄然出现在北京。这一天，保尔森接连拜会了中国三大金融高官：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
访问中国，与中国金融高层领导会面，对保尔森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这次与保尔森相熟的中国朋友却有种预感：他大概要离开高盛了！
五天后，5月30日上午9点15分，从中国回来不久的保尔森，与美国总统布什、现任财政部长约翰斯诺一起出现在白宫玫瑰花园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宣布，斯诺将辞去财长一职，接任者正是保尔森。
在声明中，布什直呼保尔森的昵称“汉克”。他表示，如果汉克的提名获得国会通过，后者将成为他“主要的经济政策顾问”。
由此，美国财长易人，在经历一年多揣测之后，终成事实。
“临危受命”
“保尔森将给财长这一职位带来时下所急需的影响力、务实精神和信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如此写道。熟悉华府政情的人士亦告诉《财经》记者，此时此刻，布什政府比保尔森更需要对方。
财政部长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经济职位，是财政与经济政策最主要的设计师和美元的看护者。但是，在2001年以来的布什政府中，财政部长的作用发挥极为有限，基本上只是布什总统本人推行的经济政策的传声筒，实际政策制订多来自白宫幕僚班子。
布什政府上台之时，适逢美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繁荣之后进入衰退期。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政府平衡预算、消除财赤的经济政策，而推行长期、大规模减税，并于2001年成功立法通过了未来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由此形成美国经济双赤字(贸易和财政预算均为巨额赤字)的格局。
布什选定的第一任财长，是美国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奥尼尔。奥尼尔对大规模减税持怀疑态度，担心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会对经济产生过大负面影响。更兼此人性格直率，时常在公开场合直抒己见。布什政府很快便意识到，奥尼尔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选择。2002年12月，担任财长一职不到两年，奥尼尔以一种非常屈辱的方式被迫辞职——在白宫先散出辞职消息后，奥尼尔本人才得到通知。
对于继任者，布什政府非常明确，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政策制订者或者战略家，而是既定经济政策的“推销员”。
接替者约翰斯诺，来自美国最大的铁路控股公司之一CSX。斯诺政治经验丰富，对布什的忠诚度无可挑剔，但他的政治经验和忠诚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执掌美国财长职位的三年多时间里，斯诺没有犯任何明显错误，但也谈不上有重大建树。美国经济双赤字持续恶化，今年5月中旬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认为“经济情况不错”的美国民众由4月的38%降至29%。日益政治化的人民币汇率议题上，如何有技巧地取得实质性进展，斯诺也乏善可陈。
随着任期进入最后阶段，布什政府在经济议题上有所作为的时间日益紧迫；而企业家出身且缺少国际经验的斯诺并非其任的势态，已然非常清楚：除了被动地传达和执行白宫政策，他本人并无多少创见和解决难题的能力。
“斯诺是历史上影响力最弱的财长。”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研究总监李普瑞斯(Lee Price)对《财经》说，“就内阁成员下台而言，这是我见过等待时间最长的，足足有一年半。”——自布什政府第二个任期开始以后，关于斯诺下台的传闻就不绝于耳。
两度拒绝
然而，迟至布什总统宣布提名前，外界都没有把目标锁定在保尔森身上。部分原因是，直到最后关头，保尔森自己一直公开排除接受这个职位的可能性。以至于在提名宣布的几天前，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的首要人选，还是布什的好友、前商务部部长伊文斯(Donald Evans)。
早在今年2月，布什政府当时的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白宫办公室主任乔什瓦博尔顿(Joshua Bolten)——曾在高盛国际业务部门任高级职位——便代表白宫向保尔森发出了邀请。保尔森兴趣不高。到4月中旬，保尔森还谢绝了一次与总统布什共进晚餐的机会，原因是他不想让布什误认为他将接受这份工作。
直到一个多月后，保尔森与布什终于共进午餐。5月20日，周六，保尔森与布什在白宫官邸共进午餐，谈话长达两个小时，博尔顿随后又加入，继续长谈。
正是这次谈话中，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布什承诺，保尔森将不会成为仅是总统经济政策的“推销员”，而是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制订者，在布什内阁中的地位将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相若。总统主要经济幕僚机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的若干重要会议，将在财政部大楼里召开。
高管转任公职，可以说是高盛集团的一个传统。上个世纪30年代，高盛高级合伙人悉尼威因伯格(Sidney Weinberg)开创了这一“先例”，迄今，高盛“校友”在美国政界可谓星罗棋布。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罗伯特鲁宾。
鲁宾于1992年从高盛掌门人任上退休后进入克林顿政府。他先是担任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后出任财政部长，成绩斐然，被评论为自汉密尔顿之后美国最成功的财政部长，与格林斯潘并称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的两大设计师之一。
既有先例，人们对保尔森的选择并不感到意外。熟悉保尔森的人称，保氏有远见，极具事业野心且精力旺盛，本人也一直有担任公职的愿望。
但据接近保尔森的人士透露，他曾两度拒绝布什政府的邀请。早在布什政府组阁之时，就曾找到保尔森希望他出任财长。但保尔森没有接受，其时高盛公司上市未久，仍在转型过程中。
2002年底，财长奥尼尔去职，布什政府又找到保尔森，但再次被后者拒绝。高盛前联合首席运营官、保尔森曾经的第二把手约翰桑顿在2003年3月辞职后，曾接受《财经》杂志采访。当时他认为，2001年10月安然破产危机及其后一连串公司丑闻，对华尔街震动极大，亦使华尔街金融机构成为司法当局追诉的目标，保尔森不可能于彼时抽身。
身为行业领袖，保尔森致力于重建公众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2002年6月5日，保尔森来到华盛顿美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意在挽救美国公司信誉的讲话。这是一次被认为“极具震撼力”的演讲。保尔森提出了未来美国公司改革的三大方向——会计制度改革、公司治理标准更新和投资银行利益冲突。
随后，包括高盛在内的华尔街十余家投资银行与司法当局达成历史性的和解协议，支付超过10亿美元罚金，并承诺在公司治理、研究独立及内部“防火墙”的设置上做出重大改进。
事隔两年，布什政府“三顾茅庐”，这一次，保尔森终于接受了邀请。
从国防部到华尔街
从政对保尔森来说并不陌生。这位投资银行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国国防部。
保尔森1946年生于佛罗里达州，长于伊利诺伊州一个农场家庭，于1964年考入美国东部常青藤名校之一达特茅斯大学，主修英语专业。他还是美国全常青藤名校最佳橄榄球球手之一。1968年，保尔森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
1972年，在国防部工作了两年的保尔森击败了另一位哈佛商学院和法学院双料尖子生明尼克，进入白宫，为尼克松总统国内事务顾问John Ehrlichman工作。Ehrlichman后来被指控在“水门事件”调查中阻碍司法、共谋和做伪证，并入狱18个月。但在当时，这是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
“他是一只牛头犬(bulldog)，很像年轻时的切尼(美国现任副总统)。”当年被击败的明尼克说。他至今仍是保尔森的密友。“汉克是推销员中的推销员，他兼具坚韧和热情，这使得他非常高效。”据称，保尔森在华盛顿工作的四年间，每周工作长达90个小时！
保尔森一直保持着这种工作狂状态，“他精力充沛，工作努力，自制力极强，善于调动员工的情绪。”高盛公司发言人Lucas Vanpraag对《财经》记者说。保尔森对部下要求也很苛刻，如果半小时不回话，他就主动打电话留言，让人感到有“很多压力”。
保尔森习惯在清晨5点30分起床开始锻炼，7点30分到办公室，晚上7点左右离开，通常是与客户一起吃饭。《财经》记者曾于1999年早春在华尔街对保尔森进行过一次专访。采访在清晨7点开始进行，天色仍蒙胧未明，而保尔森却精神抖擞，滔滔不绝。
正是这种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事业野心，让保尔森在华尔街银行家生涯中崭露头角，并最终达至巅峰。
1974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遭弹劾，保尔森也转而加入高盛公司芝加哥分部，从事投行业务。
在高盛曾经与保尔森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回忆，保尔森非常执着地“追求”当地最大的公司客户，如食品超市连锁店Sears和食品生产公司Kellogg。“他热爱追在那些‘大鱼’后面。”保尔森以前的上司、高盛前副主席赫斯特说，“他很擅长于得到他们的生意。”
保尔森获得大客户的能力，引起了高盛纽约总部的注意和赏识。1990年，他被调到纽约担任投资银行部的联合负责人，并成为高盛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在纽约，保尔森完成了他通往高盛权力顶峰的路程——1994年12月，他被提升为首席运营官；1998年6月，他担任联合首席执行官。同年，已拥有129年历史的高盛公司经内部投票表决决定公开上市。这是高盛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正是借助于这一历史事件，保尔森掌控了高盛的最高权力。
与保尔森同为联合首席执行官的，是交易员出身的康扎因(Jon Conzine)。康扎因原为惟一的首席执行官，是高盛上市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但他极力鼓吹的一宗债券交易，于1998年四季度亏损6.63亿美元，导致高盛于1998年秋季上市的计划被迫延迟至1999年5月。
借此，保尔森联合两位首席运营官——桑顿和舍恩，在1999年1月康扎因在科罗拉多休假时，发动了一场“政变”，剥夺了后者的全部实权，只留下一个傀儡主席位子，直至上市完成。
康扎因离开高盛后即进入政界，先竞选成功新泽西州议员，现为新泽西州州长。两人从此再没有说过话。在布什提名保尔森出任财长的消息公布后，康扎因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这一选择：“通过选择保尔森作为下一任财长，布什总统让一个有智慧、勤勉的商人来领导我们国家的经济队伍。”
中国情结
据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回忆，一次，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散步时，保尔森告诉他，跨国公司要成为一个传奇，只需要做好几件事就够了。保氏自认，在他的治理下，高盛最成功的有三件事：一是维持了高盛的文化——合伙制、优秀、团队合作——不被稀释；二是维持了独立性；三是中国，为中国的开放和全球化做贡献。
保尔森执掌高盛的近八年时间里，正值全球经济和市场发生巨变。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信息技术的发展，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
保尔森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机会，并产生了浓厚的中国情结。在美国，还没有哪一位商业领袖像他那样对中国持续地倾注热情和关注。至今他到中国已逾70次。“高盛和我本人长期以来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992年以来，我每年都要访问中国好几次。通过这样的经历，我本人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保尔森在高盛中国网站上的致辞中这样说。
1994年，高盛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市场。在以后的十几年里，高盛在帮助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承担了多个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销业务，包括中国电信(现已更名为中国移动)、中石油、中国银行(香港)、交通银行，以及最近颇为成功的中国银行香港上市等。
从2004年开始，通过高华证券公司及高盛高华证券公司的一整套结构安排，高盛成为以“买门票”方式进入中国证券业的第一家外国顶级投资银行。
保尔森在中国的交往者名单上，更可谓冠盖云集——原建行行长、现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前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不一而足。
保尔森与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基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上世纪90年代末，应当时朱总理的邀请，保尔森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顾问委员会主席。据称，在保尔森参加的头两次委员会议上，他与朱基并肩而坐。他们还一同在北京观看了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电视转播。
保尔森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2003年SARS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据高盛有关人士向《财经》透露，时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现为中国工商银行行长)的杨凯生正在美国访问，所有的人都不愿见中国来客，惟有保尔森请他到高盛总部会面。当年6月3日，SARS仍盛，保尔森专门跑到中国来拜访客户，以显示信心。
可以说，在布什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中，没有一位像保尔森这样在中国有如此深广的人脉关系，对中国政商情况如此熟稔又广受尊重。在正式公布财长提名前，保尔森特别选择了中国作为离开高盛之前的最后一次出访，当不为偶然。
“他非常重视中国，热爱中国。”高华证券董事长方风雷对《财经》记者说。
未来挑战
按照程序，总统提名内阁成员后，需经国会通过。但保尔森提名消息一出，朝野上下支持声四起，获国会通过应无悬念。
与斯诺不同，保尔森在政界人脉甚广，且在金融圈中威望很高。布什刚刚宣布保尔森的提名，多名重量级议员便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成员鲍克斯和舒曼等。
在诸多赞誉声中，“可信性”(credibility)是随处可见的关键词。“他会给白宫带来更多的可信性，也必然会极大地参与到今后的经济政策制订中。”前所罗门美邦投资公司执行经理、现任世行政策和审议部副主管德斯芒拉赫曼向《财经》记者说。
“保尔森在华尔街非常受尊敬，他的任命会大大加强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可信度。”曾任克林顿政府东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接受《财经》采访时，亦作此说。
接近保尔森的人士认为，布什政府作此选择，是因为他们需要找一个有公信力、有判断力的人来当财长，以给公众信心。
有中国朋友问及保尔森：“为什么要接这个位子？”保尔森回答：可能有所作为。
与榜样鲁宾相比，保尔森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宏观经济环境。外界普遍认为，保尔森接手的是一份“棘手”的工作，对他个人也是重大挑战。
“布什政府中的财长往往只是既定政策的推销员。但在此之前，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中，财长的作用和权力都十分强大——以罗伯特鲁宾为代表。”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菲利甫斯瓦格(Phillip L. Swagel)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说。
保尔森是一名温和的共和党人。他支持减税政策，但反对财政失衡；他信奉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他可能将是白宫里惟一的‘赤字鹰派’(Deficit Hawk,支持缩减赤字)”。前尼克松政府国防部副部长艾尔斯沃斯(Robert Ellseworth)对《财经》说，“作为一个有财政责任心的人，保尔森可能会遇到不一致的意见。”
在提名保尔森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总统表示希望保尔森在减税问题上与国会合作，创造一个高增长、低税赋的经济环境，并实现在2009年削减联邦赤字一半的目标。
另外，保尔森也是一个热情的环保主义者。作为美国非政府环保组织自然保护协会的董事会主席，保尔森积极推动该协会参与在中国云南的一个自然保护项目。他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立场也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而布什政府一直拒绝签署。
“我最好奇的是，他会提出什么样的带个人色彩的政策，比如全球变暖和教育等。”斯瓦格说。不过，斯瓦格认为，保尔森在基本政策方面应该和布什的方向是一致的，否则，他不会接受这个职务，“可能在执行细节和方式上对现行政策有所改进。”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甚至将保尔森的提名看做美国“政策制定权力转移的一个标志”。
保尔森在提名仪式上表示，在自己32年的金融生涯中，见证了金融日益全球化的过程，对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方面的作用深信不疑。保尔森表示，美国经济依旧是世界经济的引擎，美国经济竞争力更源于其自由开放的市场；但他警告说，美国经济的相对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维护美国经济的强大和竞争力。
“美国社会越来越变成一个以金融主导的社会。”高华证券董事长方风雷说，“传统的观念、理论、政策无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急剧变革。”方认为，由保尔森来担任财长，是布什政府明智之举。
保尔森出任财长，被认为有助于中美关系。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国会针对人民币升值和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施压，贸易保护主义日盛。与保尔森接近的中方人士认为，保尔森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可以直接对话，双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保尔森对中国金融改革有着深切的了解和体认，在人民币问题上是支持逐步市场化的。《纽约时报》甚至将保尔森的这些资源称为拥有与中国打交道的expertize(专业技能)——如华尔街对银行人力资本价值的描述。
但分析人士也指出，虽然保尔森当财长对中美关系有利，但并不要指望他在任内把美国贸易逆差降下来。同样，对布什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靠保尔森一个人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双赤不可能降下来，不能有幻想(illusion)。”在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看来，保尔森将起的主要作用是抑制美国保护主义抬头，稳定金融投资市场和公众的信心。
保尔森出任财长，意味着他将放弃在高盛3900万美元的年收入，也将暂时失去总额7亿美元的个人资产的控制权。这笔资产，将交由一个保密信托机构(blind trust)管理。
保尔森的资产主要来自高盛的股票和期权。根据有关规定，为避免利益冲突，公职人员必须在上任前售出其全部所持公司股票。保尔森目前个人持有300多万高盛普通股票(不包括期权和有限制股票)，价值近5亿美元。而他作为财长的年薪，将不到20万美元。
个人资产带来的变化，当然远不及将面临的工作挑战。保尔森面对的是一个发展严重失衡的全球经济，油价高企、贸易财政双赤字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只剩两年任期的总统；能否真正成为经济政策制订者，能否在自身信念与白宫纪律间取得平衡，还有诸多变数。
在前两年领导高盛转型时，保尔森曾经有言：“我们不能控制环境，只能控制自己。”这句话也适用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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