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部制改革调查：向重点部门开刀(3)

　　成都市交通委员会的牌子旁，还挂着一块成都市公共交通管理局的牌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是为了上下对口，否则到上面办事不方便。”成都市交委副主任涂智说。

　　“虽然大部门体制有很多好处，但也有很多为难的地方，如果不从上到下实施，基层的探索就有点举步维艰，甚至可能顶不住压力走回头路。”李声宙说。

　　改革之坎：“人事”、“财政”

　　成都的机构改革，除了外部，还有内部压力。

　　“一碰到过筋过脉的事情，我们就只能绕过去了，因为这牵扯到太多的部门利益。”李声宙说。

　　“筋”和“脉”指的就是“人事”和“财政”，据李声宙说，这是成都所谓“大部制”实践中最难的部分。

　　“职能整合的面越广，所触及的部门利益越多，受到的干扰就越大。一些部门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不愿交出管钱、管审批的权限。”李声宙说。

　　部门整合，职能合并，相同的两三个部门合到一起，中层干部必然多出来，而干部的调整和精简，也涉及许多人的根本利益。

　　成都市的做法是：把职能整合作为核心，将部门先合进来、工作开展起来。富余人员也没有简单地进行分流，而是人随职能走，在不突破编制的前提下，通过考核逐步消化；处级干部按照核定的职数，通过考核竞争上岗；局级干部年龄大的保留待遇退居二线，或调整充实到其它部门，纳入调整和分流的1100多人实现了平稳过渡。

　　“成都市农委由原来的农工委、农牧局、农机局合并而来，2005年，把供销社也合进来，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农委现在的主任，原来就是从农工委平调过来，但是合并之后的农委，一下子多出来四个副职，没有地方安排，这就成了一任四副。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机构合并过程中非常的普遍，严格地说，中国的《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中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们只能是逐步消化，这是国情。”李声宙说。

　　《组织法》规定中第六十五条这样说：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办公厅、办公室设主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主任。

　　内部约束机制出台

　　“大部门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机构合并。大部门体制改革除涉及职能整合与机构合并外,还涉及政府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涉及到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协调机制、领导层级、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复杂问题。因而，大部门体制改革还需要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学者李军鹏对大部门体制下的诸多问题曾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政府部门常被人诟病的缺位、错位事实上都是职能转变不到位所致，但是要搞配套改革，除了政府部门的自身努力，还有赖于社会中介机构的发育完善和健全。”李声宙说。

　　而成都的现实是，中介组织不诚信、不规范，为了自身利益为企业代办很多手续，造成很多问题。据成都市工商局的调查数据显示，60%的中介组织都在做帮助企业进行抽逃资金的工作。

　　“回顾成都过去的几次较大较成功的机构撤并，每一次都要动人，我们的做法是非常的谨慎，成熟一个，推进一个，选择试点的部门也都是公务员分流相对比较容易的部门，比如，农、林、水务、交通，这些部门改革的成本都更低一些。”李声宙说。

　　动了人，形成了大部门，按照大部制的定义，就是要在部门内部之间形成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

　　“但是这就更难了，坦白地说，在我们过往的改革中，还无法触及这一块，所谓的监督机制，目前尚很难形成。原因还是因为部门利益，一句话，领导们不想被约束。”李声宙笑着说。

　　“我们已经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在决策上，走专家咨询论证、群众参与、集体决定的路子，重大事项要听取多方意见，集体研究决定。”刑毅透露，行政首长问责制也开始实施，由监察部门来监督执行。今年，成都市就问责了22名官员，对于不作为或违反相关法律的要做出处罚。

　　“这样做了之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05年前，我们试点并联审批，行政效率因此而提高50%以上。”刑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