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慎用计划手段

　　本报评论员 李利明

　　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经济过热和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如果希望主要依赖于行政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则对此表示担忧。在过去几年宏观调控成效不大的情况下，特别需要避免宏观调控退回到直接价格管制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找到经济过热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始于2004年的宏观调控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11.9%，创1994年以来新高；7月份CPI增长5.6%，涨幅居十年之首；固定资产投资节节攀升，银行信贷2006年以来也是连创新高；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7.5%……

　　面对这种局面，不少政府部门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采取更多行政性手段乃至直接的价格控制手段来抑制经济过热：7月20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年中工作会议上要求将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速度控制在全年15%以内；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对房屋的成本加成政策；还有地方政府出台了对某些行业工资的指导政策。这些政策和举措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抑制CPI的过快上涨、

房地产价格的越调越高以及一些垄断部门的工资增长过快等现象。上述现象的确应该抑制，但是，是否就应因此而采取行政命令乃至价格控制等方式呢？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行了30年之后，如果仍完全寄希望于直接价格管制和行政命令等计划手段来抑制过热，那必将是一种倒退。

　　为何宏观调控不见效？往往是因为一些政策或措施开错了 “药方”，因而效果不大或者适得其反。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为了抑制

房价上涨，过去几年一会儿限制土地供应、一会儿限制二手房流通，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抑制投机行为，其结果恰恰是限制了房屋的供给、阻碍了房屋作为商品的流通，从而造成乃至加剧了房屋的供应紧张和短缺，进一步推动了房价的上涨。还有，银行新增贷款创历史新高，7月20日银监会发布了“限增令”。而银行热衷于增发贷款的原因在于，从2005年到今年，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通过上市或者增发，都筹集了大笔的资本金。资本必然要求回报，目前银行贷款是收益最好的方式。因此，各家银行有理由加快贷款发放，以向市场和投资者“交待”。这是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之后的一个合理现象，与以往的盲目放贷有所区别。如果监管机构认为划一个“硬杠杠”就可刹车了局，其效果恐怕未必尽如主事者的设想。

　　这些只是宏观调控具体举措往往不易见效的原因之一。宏观调控要想见效，还应该从宏观环境和微观主体上找深层次的原因。从宏观环境来讲，显然，房市、股市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的过热，都与外界对于

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大幅升值的预期，以及这一预期下的热钱流入投机有关。如果不较大幅度地调整汇率，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将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让货币政策发挥真正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让汇率发挥作用。在微观层面上，看看那些盲目投资、随意发放高工资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甚至是垄断性国企。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到位，这就导致了所有者缺位等老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必有 “向投资者负责”的概念和具体的约束。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寄希望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如此，则基本不会再需要制定那些对垄断国企的指导性工资措施，企业自然会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采取行动，投资一定会更相对谨慎。

　　我们认为，面对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的现实，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以直接控制价格、限制交易为主的计划经济式的行政命令，而需要反思宏观经济运行的症结出在哪里，微观主体行为不理性的根源在哪里，从而对症下药。反之，如果还把价格控制和行政命令视为宏观调控的最后一道杀手锏，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过去5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的路是走不通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