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革命 城商行蝶变

　　本报记者 贺江兵 北京报道

　　三年前还是中国银行业中最接近破产的城市商业银行，如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的上市，以及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商行的即将上市，昔日的“麻雀”已经变成了“凤凰”。

　　三次革命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的改革与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5年，“城市信用社改造为城市商业银行，初步建立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框架”，业界称之为中国城商行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2004年6月起，城商行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开始大规模重组整合，这被称作其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而从2007年7月起，由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首开先例的城商行上市，无疑标志着城商行的发展已经掀开了新的篇章。

　　城市商业银行是经国务院批准，在部分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城市私营、个体经济的蓬勃兴起，城市信用社发展加速。1994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信用合作社5200家，但存在规模小、资金成本高、股权结构不合理、内控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经营风险日益显现和突出。1995年国务院决定组建城市合作银行，1997年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由于城商行在经营管理中受到地方政府极大干预，加之历史包袱沉重，在城商行发展的第一阶段，最严重的时候，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34.32%。2004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6%。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银监会于2004年下发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要求到2006年底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8%的最低标准，并在2008年年底前，分阶段完成不良贷款的拨备。银监会多次强调：今年将解决部分风险较高的省会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对于风险状况不断恶化、地方政府无力或无意救助的，要研究其市场退出问题。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限上收，城商行是地方政府能够掌控的惟一银行。为保住城商行这个稀缺的金融牌照，地方政府都出手援助了城商行，比如对城商行的不良贷款进行置换、协助清理不良贷款、注入资金等。部分省份把辖内的城商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成为省级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安徽把省内的6家城商行和7家城信社整合成为“徽商银行”、江苏省把省内的10家城商行整合成了江苏银行。《华夏时报》获悉，吉林省和陕西省也即将采取类似的办法整合辖内的城商行，以组建省级城市商业银行。

　　通过多方努力，城市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经营业绩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2006年，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实现利润136亿元，资本充足率达8.48%，资本充足率在8%以上的城商行达75家，不良贷款率降至4.8%。城商行资产总额为2.57万亿元，占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总资产的5.85%；负债总额为2.45万亿元，占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总负债的5.87%。南京、宁波、杭州、上海等9家城商行已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关键的5年

　　业内人士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城商行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标志着城商行正在朝良性方向发展，其主要标志有三个：安徽省内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整合成“徽商银行”；上海银行和北京银行实现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最耀眼的是最近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成功上市。

　　徽商银行发展规划部总经理邵赤平对本报表示，未来3到5年是城商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5年后，全国城商行中较好的可能有30-40家”。在他看来，经过整合重组，部分城商行将被合并或兼并，其余的城商行将会发展成较小的社区银行。此前，曾经分管城商行工作的原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提出过城商行发展规划目标，银监会要求城商行到2008年，整体要具备现代金融企业的雏形；到2012年，城商行要全部建成现代金融企业。所谓的现代金融企业可以理解成像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那样的上市公司，而今后的5年则是城商行发展的关键期。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主要参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研究员也持类似看法。邵赤平和刘煜辉对城商行发展均持乐观态度，他们向本报介绍，这几年城商行财务状况得到改善、不良贷款占比大幅下降、资本充足率提升，城商行正在朝良性方向发展。银监会提供的数据印证了他们的观点，截至2007年3月末，全国113家城商行合计资产总额26806亿元，其中贷款余额14606亿元；按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余额660亿元，占比下降到4.52%；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8.67%，城商行的核心的平均指标达到巴塞尔协议和银监会监管要求。各项指标比去年初更加好转。

　　深层矛盾

　　城商行大多由当地城市信用社或者城市合作银行整合而成，而城市信用社多由地方政府、基层

人民银行或各类经济组织组建。

　　由于城商行与当地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给城商行改革与发展带来一定的有利因素，但更多的是弊端。众多的其他商业银行人士认为，有地方政府“罩着”给城商行业务发展带来很多好处，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下文要求财政资金、预算外资金和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必须存在城市商业银行，并且把代理业务也划给了城商行。

　　身在城商行的内部人士也认为，这种支持是畸形的，城商行的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不能依赖行政手段实现。

　　在邵赤平看来，城商行遇到的问题还是身份歧视问题。比如，监管部门对于城商行在监管上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一视同仁，但是在异地设置机构上则难得多。城商行在异地开办业务同样会受到社会和地方政府的“歧视”。

　　刘煜辉对城商行和地方政府关系提出了更尖锐的质疑。由于地方政府多是城商行的大股东，城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多由地方政府委派。很多城商行的高管都是政府官员，而不是职业银行家。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和贪大求洋的风格很容易带到城商行，把银行机关化，银行的高管和干部也讲行政级别。

　　他表示，行政官员到银行任高管的一个明显的弊端是，行政官员喜欢追求大规模和大块头，这跟商业银行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是难以调和的矛盾。“银行规模大了，风险控制不好，亏损严重，这些银行高管大多调回地方政府当官。”

　　由于城商行多由城信社转变而来，人员素质整体不高，这对于现代商业银行来说也是致命的硬伤，并且，这种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改善。

　　出路

　　刘煜辉认为，城商行首先要明晰产权，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重组城商行，地方政府尽量少的干预城商行的经营管理。如果政府真心想为城商行的改革与发展做点什么的话，那么就应该学习浙江省的各级政府。一方面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另一方面城商行的股权向民营资本开放，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对于明晰产权十分有利。

　　在他看来，工、农、中、建、交升级成为国际化的大银行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谋求全国化是合适的，113家城商行都谋求股份制商业银行有些不切实际。城商行的特色就是小，优势是为社区和中小企业服务，并不是越大越好。

　　他对城商行跨地区经营也持保留态度，他说，在浙江台州市有泰隆、民泰、台州等3家城市商业银行，每家银行都不大，但效益都很好。“在多年对城商行的竞争力排名中，我们发现一个规律，竞争力和效益好的城商行规模都不大。”

　　邵赤平也强调，城商行不能放弃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定位，随着城商行发展壮大，这些城商行有放弃为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服务的倾向。

　　“引进战略投资者对于城商行发展很重要，但是，必须要引进合适的战略投资者。”据邵赤平介绍，徽商银行正在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他们认为，战略投资者必须能为城商行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在战略制定、产品研发、管理能力的提升上都要有实质帮助。想成为徽商银行海外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很多，但至今未敲定。“银监会已经取消成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要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硬性规定，这对城商行在谈判中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