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共舞人民币升值

　　杨燕青

　　在环环相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一个“稳定”的世界消失了。货币与货币之间的相互走向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在市场不失时机聪明伶俐地制造出层出不穷的衍生品的同时，每个开放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加大了。这是一个充满魅力、冒险、国际政治谋算，然而也难以背离商业逻辑的货币世界，汇率是每一个依赖出口的经济体无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对于中国而言，汇率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课题。在水深火热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宣告人民币不贬值，以固定汇率制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时移境易，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由于凭借低成本在全球产业链中逐渐成形的“制造中心”地位，同时也源于以往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政策倾向，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为正在工业化的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升值压力。同时，由于资本项目管制程度较高，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不断通过对冲来缓解“外汇占款”带来的被动基础货币投放，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一定掣肘，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汇改，以一种渐进、可控、自主的姿态拥抱浮动汇率世界，同时稳步升值。

　　这个过程难度不小，需要精巧的安排和通盘协调把握，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双重坐标之内。改革有两个维度：一为逐步浮动；二为稳步升值(不只参考美元，也参考一揽子货币)，两个维度又相辅相成。如同大家所热衷讨论的那样，流动性过剩、热钱流入、

汇率形成机制等等，成为汇改进程中的诸多关注点。当然，从最高决策层角度着眼，外贸部门的承受力则是整个话题的核心所在。怀着对这个问题的好奇心，我们启动了样本超百家的一项外贸企业调查。尽管样本不大，但因其覆盖区域、类型和规模的大致完整性，我们期待可以一叶知秋。

　　一些调查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一些结果恰在逆料之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是，近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尽管

人民币升值两年来对出口有影响，但目前仍在可控范围内。结合宏观数据、学者解读和我们的调查，该结论的直接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中国制造在市场占有率方面有很大优势，出口产品提价正成为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结果之一。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也就是说，决定人民币升值空间的因素之一，即是国际消费者的价格承受力，尽管不是漫无边际，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全部的

天花板。

　　坏消息则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企业关注政策，胜于关注提高生产效率等自身结构因素(近三分之一企业认为，出口退税等国家政策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只有五分之一的公司以提高效率、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应对人民币升值)；其二，面对不确定性日增的世界，大多数外贸企业还没有形成利用金融工具避险的习惯，甚至并不知道这些工具的存在(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采取或者不了解金融工具来规避人民币风险)。当然，此中金融机构也负有责任，他们应当开发出更有市场亲和力和竞争力的金融产品。

　　如果加上货币政策、国际经济等宏观因素，以上种种就拼出了决定人民币升值空间的“一揽子因素”。中国制造的未来图景和人民币升值空间其实就是这个拼图的正反两面，正如大多数国际投资者和中国外贸企业所共同预期(多个问题答案的指向大致如是)的那样，目前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年均5%的升值(当然是对美元)可能是一个均衡速度。其间，汇率浮动的自由度(波幅)加大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升值的日子将持续多久？趋势和不确定性共存。升值代表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制造具有持续不断的议价能力，以及提高效率等结构性调整的持续动力，那么，人民币的升值将伴随着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的进程。如果协调得当，人民币升值结束汇率自由浮动之日，中国应当已经顺利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