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大妄为郑筱萸

　　胆大妄为郑筱萸

　　——一个“商人官员”的生意经

　　财运不佳的“郑局长”

　　毫无疑问，没有谁能比郑筱萸更有资格成为打开中国制药业这把“病锁”的钥匙。

　　郑筱萸1942年生于福州，母亲早逝，父亲在医院担任挂号工作，以此养活郑筱萸兄妹5人。郑筱萸排行老大，由于家境困难，常常下雨天把鞋子放进书包，打赤脚回家。不过，郑家的家底曾经非常殷实，著名文学家郑振铎是郑筱萸的姨公。

　　不少熟悉郑筱萸的人认为，正是家道中落，让郑一直对金钱十分在意。

　　1963年，郑筱萸考入

　　妻子刘耐雪是郑筱萸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上海人，和郑同岁。毕业后，郑筱萸和刘耐雪双双被分配到了浙江，后进入杭州制药厂(民生制药厂前身)。民生制药厂是当时浙江最大的药厂，至今仍是国内著名的制药企业，旗下有“21金维他”等明星产品。在随后的岁月里，郑筱萸因为做事“清晰有条理”，得到领导的赏识，一路官升民生制药厂厂长。

　　在大家的眼里，郑厂长平易近人，甚至略带拘谨，但对鼓励下属很有办法，常常嘘寒问暖。“他还很注重仪表，即使没什么钱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是的，只能领国有企业死工资的“郑厂长”当时的确没什么钱。尽管郑筱萸为民生药厂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率先在同行中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1991年，郑筱萸被提拔，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其实，这个工作是为了郑筱萸从企业编制过渡到行政编制，郑曾亲口向人透露他下一步的去向，一个是杭州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个是担任杭州市副市长。

　　在省总工会的三年，郑的仕途似乎并不顺利，两个去向一个也没实现。在此期间，民生制药厂改制。郑的继任者们不仅得到了一些企业股份，而且年薪高达70～80万元。

　　自己栽树，别人乘凉。郑筱萸的心理有些不平衡。在此期间，郑多次向朋友抱怨：“收入太低，太穷。”

　　但机会再次垂青了郑筱萸。由于前任国家医药管理局长卸任，1994年4月，在企业里滚打了20多年的郑筱萸，带着错过国企改制给管理层红利的遗憾，开始了他在国家医药管理局长位子上的为官生涯。

　　需要说明的是，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只是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类似于中国医药总公司这样的角色，隶属于国家经贸委，并没有多少实权，真正对药品实施监管的，一直是卫生部药政局。

　　到了国家药监局后，郑在老同学聚会上，仍然多次抱怨：“收入太少，每个月工资只有1700～1800元钱。”

　　不过，郑筱萸很快就开始财源滚滚了。

　　1998年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这是个由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个部门合并组成的副部级单位。

　　大权在握后，郑筱萸几乎是在第一天就走上了“创收之路”。

　　下面这个故事就是证明。

　　一家民营制药公司的王经理在1997年向国家药监局申报过一个新药，但迟迟没有下文。1998年中，他突然接到了北京赛狮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经理胡某的一个电话，希望以300万元购买申报材料中某个漏写的关键工艺细节。

　　“我申报的材料怎么流到他那里去的？”

　　在一番打探后，王找到了答案。原来，刘耐雪随丈夫郑筱萸到北京后，落脚点就是在北京赛狮生物技术开发公司，领取高额薪水。后来人们发现，郑筱萸的妻子与儿子郑海榕都在从事“拿批文、卖批文”的勾当，“他们一家三口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利益链，药品、医疗器械通吃。”

　　权钱交易的“黑色大厅”

　　是哪一位睿智者说过，生活就是一场笑话，而且从一开头就是品位低俗的笑话。

　　这用来形容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主政下的“药品安全监督体制”，再合适不过。对于每一个看病吃药的人来说，谁会想过，健康的威胁来自于药品安全监督部门及其最高首长？

　　上台后，郑筱萸马上开始了他主政期间的第一件“大事”——“地标”升“国标”，一举把新药审批权力收归局里。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药品存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地方标准药品的质量水平参差不齐。1998年，“地标”升“国标”开始了，这意味着上市药品将统一使用国药准字的文号，药品的地方标准将不复存在。

　　很多标准低于国标的地标药品根本没法通过实验考察，企业只能编造数据后找注册司官员行贿才能顺利拿到新的批文，郑筱萸及其秘书曹文庄顺势狂卖了2600件批文。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药品管理法》只要求企业进行GMP(意为“良好作业规范”，是一种注重制造过程中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制度)自愿认证。

　　1999年，郑筱萸上任后推行又一个重大政策——强制推行GMP认证，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凡未能取得认证的企业一律不准进行药品生产。郑筱萸还告诉各个企业：“搞GMP才活，不搞GMP就死。”

　　要搞一个GMP认证，建设符合标准的生产车间、引进设备等动辄需要上千万元。

　　一些听话的企业为了能生存，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GMP认证里，购买了药监局“推荐”的昂贵设备，把企业搞得元气大伤，这些设备在很多企业里都成了应付检查的道具，连一天都没用过，甚至连包装都还没拆开。

　　可大部分企业达不到这个要求，怎么办？结果就是作假，行贿。

　　在新药审批上，郑筱萸的胆大妄为更令人咋舌。由于新药能拿到较高的定价权，大多数厂家忙于将原来的“普药”(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或使用多年的常规药品)改变包装、剂量和用法，并加入一些无用成分，申报注册成新药。

　　这些报批药品同质性很强，批哪家，不批哪家，药监局直接决定。

　　于是，郑筱萸领导下的国家药监局将新药报批的“绿色通道”直接变成了权钱交易的“黑色大厅”：快的多少钱、慢的多少钱，明码标价，决不含糊，企业都提着现金等候召见；一个普通新药的证书叫卖到200多万元，好一点的1000多万元；“换马甲药”(指只改一下外包装的“新药”)便宜，5万到20万元，而仿制国外的药品做出的“新药”最贵，没数百万批不下来。

　　于是，2000年前后，中国药品注册报批中介公司逐渐兴起，它们大多以医药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估计现在全国有1500多家。制药企业通过他们去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增加了交易的中间环节，说白了是要解决犯罪链。“你说我给负责审批的官员钱了，我都不认识他，怎么给钱？”实际上，中介公司充当这个角色，增加了中间环节就没有法律罪证。报批的中介公司和负责官员也未必很熟，但是他们之间有互信。

　　就这样，郑筱萸在中饱私囊的同时，也几乎摧毁了整个医药行业的良知、诚信，断送了整个行业前进的动力基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背景下，中国的制药业开始进入一个弄虚作假、群魔乱舞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