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3)

　　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颇有些类似的是，在刚刚过去的1月，北京的气温也创了50年来的新高。在可能导致气温偏高的各种因素中，被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受全球变暖的大环境影响”。事实上，在过去50年内，中国东北北部、内蒙古以及西部盆地，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4度以上。

　　对于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的中国而言，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刘颖杰博士告诉记者，山东等中国主要的冬小麦产区近年冬季气温一直偏高。如果将来这种趋势加剧的话，很可能会影响粮食产量，因为温度高造成水分蒸发严重，同时升温也对病虫害防治带来负面影响。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境内的冰川已有八成以上出现了退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郑度曾在去年6月下旬考察了西藏波密，那里冰川退缩的速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冰川继续退缩，注入长江上游的径流可能就会减少。而对于西北干旱区，冰雪融水更是最重要的依靠。

　　郑度更大的担心，则来自全球变暖对于青藏高原的影响。在他看来，“世界屋脊”上雪盖的面积与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2000年，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陈乾金研究员就发现，凡是青藏高原当年冬季多雪，次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出现洪灾的可能性超过了三分之二；凡是当年冬季少雪，次年夏天出现旱灾的可能性则超过了七成。

　　从去年至今，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以及江西等地，都在经历着百年不遇的旱灾，这是否与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甚至积雪变化有关？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就长期而言更加严峻的考验？

　　也许科学家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即使对于中国普通百姓而言，全球变暖已经不再是遥远的、幻影般的威胁了。

　　改良还是革命？

　　1月26日夜，达沃斯一个小而温暖的饭店，窗外是久候的雪花，咖啡厅里聚集了20多位谈兴未已的午夜漫谈者。他们当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一位美国前财政部长。他们迅速地找到了兴趣的交集——气候变暖。

　　——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认为，应直接对碳排放征税；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Steve Chu)的看法是，虽然目前尚不可能被政客们接受，但也许可以公告将在多少年后征税，以便企业们调整行为。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悲叹中离题——美国在对碳征税这个议题上远远走在了欧洲后面，原因是欧洲有更好的社会保障网，而更好的保障使人们更勇于面对风险。

　　——前美国财长萨默斯(Robert Summers)迅速把话题拉了回来，他认为征税最困难的还是如何把发展中排放大国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如果不对发展中国家排放征税，就可能给予其产品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要把他们纳入进来，所需要的成本又可能是这些国家难以承受的。

　　——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指出，不一定需要全球统一的对碳排放征税框架，也许国家之间双边谈判就可以……

　　这场发生在达沃斯的雪夜漫谈，由此进入下一轮唇枪舌剑。

　　正如学者们所洞察的那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无论是否采取措施，都不会是免费的，“马上采取行动也许将是代价最小的”。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告诉《财经》记者。

　　不过，如何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问题。所有的设计，都绕不开《京都议定书》遗留下的一个“巨大黑洞”：在未来的架构中，是否应该把发展中国家包括进去？如果要的话，那么是什么时候，2012年《京都议定书》一期目标完成之后，还是更远？

　　换句话说，到底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改良，抑或是革命？

　　在达沃斯，与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暗示，应该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时间，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平问题”(a matter of fairness)。毕竟，工业革命以来，北美和欧洲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了总量的七成。

　　迪马斯也认为，今后的谈判还应该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进行，因为现在“还看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得这一机制更加有效地运行。

　　这也正是与会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想表达的。他在发言时称，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各国应增加交流，“对话而不是谈判”。会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张承认，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源消费水平必定相应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增加，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也强调，中国实际上已经在致力于节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就根本不发展。要统筹兼顾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节约能源。”张晓强补充说。

　　多位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由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成转变，资源禀赋又不同于大部分现有发达国家，加上数据和资料的缺乏，现在就预测中国需要多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足以支持现代化进程，仍然为时过早。

　　“我们当然注意到全球变暖对中国的影响，毕竟，中国不是生存在地球之外。但不管谁贸然去承诺减排目标，影响经济增长怎么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如何为“共同的地球”，承担“共同而又区别的责任”(公约确定的原则)？中间的度又在什么地方？除了可以预料到的更加艰巨、漫长的多边以及双边谈判，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正如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高广生撰文指出的那样，在全世界迄今提出的20多种排放权分配方案背后，各种利益的纠葛可想而知。

　　即使按照斯特恩的说法，要把中国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在比1990年高四分之一的水平，恐怕中国也难以接受。毕竟，1990年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是经济稳定增长之后的基准点，而对于中国来说，才刚刚是一个经济腾飞的起点。

　　据中国科技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称，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不宜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不过，这一分析完全基于中国的内部考虑，或许并未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作为国际社会关心的最主要议题之一将带来的外部压力。比如说，一旦美国未来重返谈判进程，中国肯定将承受更加巨大的压力。

　　当然，中印等发展中的人口和排放大国，也不是没有应对之策。一些学者认为，为什么要按照国家而不是按照人均来划分碳排放配额？倘如此，即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但人均碳排放也还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对《财经》记者表示，按照这一规则，发达国家将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购买额度；后者则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即使这样，也有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仍不够公平。毕竟，这还只考虑了人均增量部分，没有考虑到存量部分。更何况，中国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以及贸易模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也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准备好了吗？

　　科学家警告说，全球气候变化有可能在未来十多年中就接近“拐点”(tipping point)。一旦不采取措施，届时这种改变将再也无法逆转；但很显然，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还远未做好准备。

　　在达沃斯进行的现场调查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有超过55%的人认为，在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中，对于气候变化的准备是最不充分的。

　　按照《京都议定书》，对于2012年之后的减排方案的谈判，应该在2005年就启动。虽然缔约方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以及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两次会议，但整个进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说，按照去年11月内罗毕会议的决议，各方应在2008年完成对《京都议定书》体系的重新评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在达沃斯也发出警告，除非各国政府采取重大举措，否则新一轮的气候变化谈判几乎肯定会面临崩溃危险。

　　在中国，虽然政府设定了雄心勃勃的节能目标，即在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但从刚刚过去的2006年来看，每年4%的分阶段目标无法兑现几成定局。

　　2006年12月26日，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以及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但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气候变化虽然很多部门都在参与，但优先级别都不高，至于对策，更是多集中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距离真正的可操作性，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2006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北大环境基金会主席江家驷一直在推动中国气候交易所的建立，以便让中国通过市场机制探索减排之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对此提议表示赞同。

　　他认为，现在距离2012年至少还有三四年的“窗口期”。通过这个交易所的建立和运作，中国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在运行中的缺陷。

　　目前，从《财经》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出于多方面的顾虑，相关部门对此并不十分积极。中国目前的准备，可能连相对保守的气候危机都难以应对，更不用说“最糟糕的情境”(the worst case scenario)了。

　　“最糟糕的情境”并非全无可能。

　　根据2月2日最新发布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到2100年之前，海平面可能会上升59厘米左右。一般认为，IPCC的报告要兼顾到各方的立场，往往都比较保守和谨慎。真正的情况或许更为严峻。

　　以学术界普遍谈论的全球变暖“正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为例，此次报告中，只部分包括进去了水蒸汽的增温作用以及植物固碳能力的下降。随着温度升高，海洋的蒸发加剧，而水蒸气本身也是一种高效的温室气体，增温效应要远大于二氧化碳。

　　同样，一旦温度升得过高的话，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会减弱，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沉降速度下降，浓度升高。

　　还有更多可能的正反馈机制在，比如在湿地、冻土、湖泊和海洋中，存在着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富含碳的沉积物。而其主要成分甲烷的温室效应，要比二氧化碳高出21倍。早在200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气候学家辛德尔(Drew Shindell)就警告说，甲烷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比IPCC之前的估计要整整高出一倍。一旦全球变暖导致永冻土退化，并且这种升温逐步传导到深水、深海的话，大量甲烷的突然释放，很可能会极大地加快气候变化速度。

　　冰川迅速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各种极端性气候事件的大幅度增加，这将是一个梦魇般的场景。届时，决定人类命运的，很可能将不是历史经验，而是现在的准备程度。

　　虽然这一切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正如《科学》杂志所说，这一切，都是有很可能“真实发生的事件”(probable event)，而不仅仅是“假想中的可能性”(hypothetical possibility)。-

　　封面同组文章：

　　全球变暖将如何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