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2)

　　美、澳先后退出，对于《京都议定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许是汲取了其中的教训，各方随后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谈判策略，并最终于2001年底举行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 Accord)。

　　至此，历经四年多的风雨，《京都议定书》终于具备了可操作性。但是，要真正生效，还需要至少55个成员批准，并且要求这些成员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要达到所有发达国家1990年总量的55%。

　　这同样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2005年2月16日，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批准之后，《京都议定书》才终于等到了正式生效的时刻。

　　此时，距《柏林授权》，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十年的时间。

　　碳交易崛起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最大亮点，无疑是碳交易市场崛起。

　　温室气体主要由碳燃烧所致，一般用“碳交易”指代“温室气体交易”。各个减排义务国将各自的减排目标层层分解到各个产业部门和企业中，体现为每个排放主体的减排量；各个企业可以选择内部消化，也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排放额度。

　　2005年1月，欧洲排放贸易体系(EU ETS)正式启动。欧盟委员会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思迪马斯(Stavros Dima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通过这个市场，政府和企业都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碳排放额度。

　　他承认，由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初期分配给一些企业的排放额度可能超过了其实际需要，导致交易价格在2006年夏天出现了异常波动。但迪马斯对《财经》记者强调，他对这个市场充满信心。他预计，仅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欧盟各国政府就将在这个市场花费28亿欧元，购买5.5亿吨的碳排放额度。

　　数据显示，排放贸易体系极大地降低了欧盟国家兑现《京都议定书》的成本。目前，欧盟在这方面每年只需要支出29亿欧元到37亿欧元；而如果没有这一交易体系，可能支付的成本将大为提高。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在他去年10月完成的轰动一时的全球变暖经济影响评估报告中，也给予了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很高评价，认为值得在全世界加以推广。

　　除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排放贸易体系，在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达成的“灵活机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与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碳交易。

　　“清洁发展机制”(CDM)从2005年开始启动。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数量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视做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由于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较低，发达国家可以以较低的代价达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可谓“双赢”之举(参见《财经》2006年第21期“与CDM共舞”)。

　　另外一种“灵活机制”，是发达国家与中东欧转型国家之间的“联合履行”计划(JI)。这一基于具体项目的减排合作，显然也可以大大降低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

　　实际上，即使在那些并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自愿性的碳交易也蓬勃兴起。其中最为典型性的，是创建于2004年的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2003年启动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金额约为110亿美元。但在2006年前三个季度，整个交易金额就比2005年全年翻了一番。

　　2005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还要高出8%。如果仅仅依靠内部消化，这就意味着在2012年前，日本需要削减12%的排放量，这种难度是不可想象的。但多种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存在，使得日本履约成为可能，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CDM，从中国、印度等国购买大量的减排额度。

　　2月1日，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一份报告中乐观地预测，在未来五年中，出现全球性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可能性“超过了50%”。

　　气候的觉醒？

　　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气候觉醒”。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统计，2005年是1850年开始有全球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仅略低于1998年。但1998年，全球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厄尔尼诺(El Nino，因赤道海面的异常增温而造成的气候反常)现象。科学家们普遍认为，2005年的全球气温实际上已经是史上最高。

　　在《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之前，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气候变化已经被认为是全球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仅排在贫困以及公平的全球化之后。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举行的G8峰会上，气候变化也与援助非洲一起，成为最重要的话题。

　　这一年，在美国和中美洲，罕见的飓风夺走了超过3000人的生命，其中就包括卡特里娜(Katrina)。这场于2005年8月袭击美国的飓风，也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为惨重的风暴，超过1800人死于这一极端性气候事件，以百万计的人被疏散，经济损失更高达800亿美元以上。

　　尽管这一飓风与全球变暖的直接关系还存在争议，但不少科学家都警告说，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从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遭到高强度飓风的威胁。

　　事实上，虽然美国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很多州以及城市，都制订了自己的减排计划。以加州为例，其目标是到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

　　虽然不管是商业界还是普通公众，对于全球变暖仍有一定的疑虑，但在美国，气候变化的觉醒已经上路了。

　　美国去年以来进行的几次民意调查都显示，超过七成的公众对全球变暖给予了认同，并且认为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鼓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连一些保守主义宗教团体，也开始呼吁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

　　回想1995年，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气候专家本杰明桑特(Benjamin Santer)仅仅因为参与了当年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就在国内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就不难明白十年间的转变是如何巨大了。

　　在商业界，虽然仍有埃克森美孚等能源巨头坚持强硬立场，但直面全球变暖已渐成气候。

　　2007年1月22日，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的“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USCAP)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了雷曼兄弟、美国铝业(Alcoa)、英国石油美国公司(BP America)、卡特彼勒(Caterpillar)、杜克能源(Duke Energy)、杜邦(DuPont)以及佛罗里达电力和照明公司(Florida Power & Light)等。该组织向将在第二天发表国情咨文的布什总统呼吁，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美国通过立法来舒缓、停止和扭转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耐人寻味的是，连一直宣称全球变暖在科学上还存在争议的布什，在1月23日的演讲中，也首次使用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这样的字眼。

　　美国著名环保组织西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国会说客梅琳达·皮尔斯(Melinda Pierc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华盛顿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暖的一个冬天，这给了人们更多的直观感受。

　　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去年11月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也已经开始转向了。

　　美国参议院前任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詹姆斯·因霍夫(James Inhofe)一直声称，所谓全球变暖是“史上最大的愚弄行为”(greatest hoax of all time)。在这种情况下，邀请《恐惧状态》(State of Fear)这样的赝科学著作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堂而皇之参加环保听证会，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在民主党控制国会之后，因霍夫的主席一职由民主党人芭芭拉·鲍克索(Barbara Boxer)接替。

　　“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或许美国选择强制性减排最终将不可避免。”美国“保护环境”(Environmental Defense)组织国际顾问安妮·派松克(Annie Petsonk)说。

　　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最为清晰的图景：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激进的欧洲已经在酝酿进一步的行动。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要稳定全球气候，发达国家必须在2020年前削减3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的演讲中也重申了这一目标，即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将在2020年前完成30%的削减。这比《京都议定书》更具雄心。

　　中国角色嬗变

　　在目前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印度、巴西等国家一样，不必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中国还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CDM项目最大的受益国，其所占的市场份额远超其他国家。

　　但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被推到舞台中央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不管是英国首相布莱尔还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讲话中强调，应该建立一个包括中国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内的新排放体系。因为在批评者看来，《京都议定书》最大的“洞”，就在于它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任何约束。

　　布莱尔强调，即使英国一点温室气体都不排放，也仅能削减世界总量的2%，还不足中国在两年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如果没有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经济体参与，任何新的体系“都没有现实的成功可能”(earthly hope of success)。而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09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此前，斯特恩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也强调，要稳定温室气体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做贡献，即在2050年，把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的增长控制在四分之一的水平。

　　然而，承诺之路对于中国而言绝不容易。

　　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潜在的严峻程度。1990年，中国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统一协调中国的气候变化对策，当然也包括外交对策。

　　在1998年中央机构改革之后，这一小组被重组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任组长。2003年，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成为第二任组长。

　　分析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小组由原来的环保部门转到国家发改委下面，显然是中国政府认识到了《京都议定书》可能带来的长期、复杂影响，以便加强在气候谈判时的统筹兼顾。

　　2005年6月，叶笃正、刘东生、何祚庥、孙枢、孙鸿烈、巢纪平、吴国雄和秦大河等八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设立国家气候变化科学特别顾问组的建议。在最高领导层批示之后，今年1月12日，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无疑，由12名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

　　这种关注度的提升，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压力。全球变暖的影响，在中国已日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