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

　　全球变暖已经逐步从“幽灵般的威胁”转变为现实挑战。世界已经醒来，中国还未做好准备

　　本刊记者 王以超 发自北京 本刊特派记者 严江宁 陈晋 发自瑞士达沃斯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徐可 发自香港

　　另一个达沃斯？

　　1月24日至28日，位于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小镇达沃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度过了酷热难耐的2006年夏季之后，今年的达沃斯再度感受了“暖冬”，直至论坛开张前两周，小镇才迎来了第一场瑞雪。年会照例在雪花纷飞中召开，与会的各国各界要人们照例踏着积雪赶往会场。然而，2000多名与会者却比往昔更急切、更强烈地关注着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话题——气候变化。

　　引人注目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开幕上首开此题。今年的G8会议即将于6月在德国举行，默克尔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就明确表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是G8(由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八个国家组成的“富国俱乐部”)以及欧盟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三天后，1月2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同一个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将在2050年前削减6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作出姿态的绝对不仅仅是政治人物。尽管包括雀巢公司CEO彼特·布莱贝克(Peter Brabeck)在内的少数企业家仍然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紧迫性心存犹疑，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从有色金属巨头美国铝业到低成本航空公司EASYJET都纷纷表示，即使政府不采取措施，商业界也有责任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粗粗统计，在本次论坛期间，有多达17个专题讨论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无怪乎有人说，2007年的达沃斯聚会不仅是WEF，也可算WCF(“世界气候论坛”，World Climate Forum)了。

　　从1990到2007

　　其实，对于2007年，达沃斯也许仅是个引题而已。

　　世界经济论坛结束后第二天，1月29日，为期四天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就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开幕。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之一、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主持了开幕式。

　　最让世界关注的，则是在达沃斯会议结束后的2月2日，IPCC正式拉开了发布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序幕。由第一工作组完成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科学基础部分，在正式发布之前，就被认为可能“震撼世界”。

　　这份由全世界超过2500名顶尖科学家参与并共同完成的报告指出，从20世纪中期至今观测的大部分温度上升，有很大的可能性(超过90%)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这种变化，最起码在过去1300年中都是很不寻常的。

　　报告警告说，即使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稳定下来，海平面持续上涨的趋势仍然会持续数百年之久！这对于伦敦、纽约——当然也包括上海等沿海大都市而言，无疑意味着长期威胁。因为一旦格陵兰冰盖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米，这几乎让地球回到了125000年前。

　　IPCC成立于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建，职责是系统地评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等信息。目前IPCC下设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致力于回答全球变暖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对未来预测；第二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人类社会在这一影响面前有多么脆弱，以及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第三工作组则希望找到具体可行的办法，来遏制或者减缓气候变化。此外，IPCC下面还设有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负责计算、编制各个国家能源活动、工业生产、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

　　今年4月、5月和11月，IPCC还将陆续发布第二、第三工作组所完成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及用于决策指导的综合报告。

　　从1990年IPCC发布第一份评估报告至今，科学家通过不懈的努力，越来越逼近气候变化的真相：1990年发布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初步给出了全球变暖的科学基础；1995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一次清晰地指出了人类活动已经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了“可以辨别”(discernible)的影响；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新的更强的证据显示，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现象，可能要归因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

　　那些认为人类导致全球变暖仍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的怀疑论者，也许现在可以自我怀疑了。

　　危险的气候

　　“气候，也许是科学家所面对的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说。气候不仅与人类文明的兴衰息息相关，与整个地球物种的演化也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地球历史上几次大的生物灭绝事件，都与火山喷发或者天体撞击导致的气候剧变有关。即使如此，地球的气候与很多星球相比仍然温和得多。这一切，得益于地球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气层。

　　太阳光照射到地球表面上，带来最原始的能量之源。一部分太阳光会被大气层或者地面反射，地球在被照射之后也会以红外的长波方式向外辐射能量。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水蒸汽以及一些其他气体对于这种红外辐射却有着非常强的吸收能力。地球向外辐射的能量因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截留”下来。地球表面以及靠近地面的大气层，也因而变得有如温室一般，这被称为“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

　　感谢温室气体的存在，否则今天的地球将比现在冷33度。这样的场景，几乎想象一下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地，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也足以带来气候的巨大变化：浓度太高则“截留”了太多的热量，使得气候偏热；太低会导致“截留”的能量不足，不足以保暖。

　　幸运的是，正如2006年3月26日美国《科学》杂志所指出的那样，自冰河期结束以后的1万多年中，地球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科学家认为，这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演化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今天的现实却是，人类的行为正在改变着这个极其重要的“文明参数”。

　　科学家第一次发出人类活动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的警告，可以追溯到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指出，每年因燃烧煤炭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会造成气温的轻微上升，长期积累下去就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将上升五到六摄氏度。

　　虽然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世界上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全球变暖的迹象。但在当时，这仍是一个类似先知般的预言。阿列纽斯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得到认同，实际上，到了1910年，多数人认定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和观测，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才逐渐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同。而到80年代，全球变暖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气候挑战之一。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水平一直稳定在280ppm(ppm指百万分之一)左右。但在过去250年内，根据IPCC在2001年发布的报告，由于人类大规模的经济行为，这个浓度已经上升了31%。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整个地球的表面温度也已经上升了0.6度。IPCC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2个年份，有11个都出现在过去12年中。

　　“京都回合”

　　1990年IPCC第一份评估报告的发布，以及当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终于把气候问题从学术界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

　　在IPCC开始为气候变化设立科学支点之后，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去采取行动。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艰难选择。

　　与全球贸易谈判相比，气候谈判的难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贸易谈判对于参与者而言，往往还是有明确的即期利益可供追逐；但气候谈判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看不到任何短期利益的。相反，要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就意味着要减少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或者采用成本更加高昂的节能技术等，这都需要即期的巨大投入。

　　所以，气候谈判从开始就注定是一条“荆棘之途”。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就气候变化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就制订“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谈判。谈判从1991年初开始，据当时代表中国参与谈判的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骆继宾回忆，谈判异常艰苦，“经常为了一个句子，甚至两个字，都要争论上一两个小时”。

　　到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终于正式签署了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这一公约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但并未提出任何约束或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次年春天，在德国首都柏林，所有公约缔约方举行了首次会议，并且通过了《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会议决定，将通过两年的分析和评估，找出一个经济和环境兼顾的方案，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引人关注的是，《柏林授权》也沿袭了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不考虑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强制性减排范围内之内——尽管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会逐渐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毕竟，这些国家经济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以往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一时期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污染相联系。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程度，应该低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等目标。

　　但很显然，这也为未来新一轮矛盾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1995年正式公布的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为气候变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科学依据，也为谈判增添了新的压力和动力。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各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根据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实现在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其中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则要完成降低7%的目标。

　　次年11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缔约方会议上，本来希望把在京都悬而未决的问题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远超当初的想象，于是决定推迟到2000年。

　　事实证明，两年之后在荷兰海牙，气候谈判重新变成一场政治角力。美国提出种种建议，比如允许其通过森林和农业用地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来代替减排额度，并且要求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等。以英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为了在最后时刻挽救这次会议，愿意与美国取得妥协。但在丹麦和德国等“强硬派”的推动下，欧盟整体上拒绝了美国的提议。海牙会议最终以崩溃收场。

　　根据原定计划，将于2001年7月在德国波恩重开谈判，但200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上台。新政权的第一个重大国际举动，就是于2001年3月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继美国之后，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