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呼吁中国给予更开放的跨国并购政策

　　外资并购垄断争议

　　本报记者 柯志雄

　　北京报道

　　4月15日，由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举办的第四次并购年会政经要人云集，此次年会是历次中规格最高的，从一个侧面揭示并购成为“显学”。

　　“战斗已经打响。”一位嘉宾引述并购公会名誉会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的话称。

　　外资并购未出现垄断？

　　“投资28万家企业，占全国企业数仅3%，但产生的工业增加值占27.8%，出口57%，占全国的税收20%，就业占城市人口就业的10%。”

　　商务部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胡景岩(现任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用这组数字描述FDI在中国的作用，并正面反驳了近期热议中的外资垄断问题。他表示，实际上外资进入的数量有限，在一些新兴领域，外资占有的市场份额比较大，但目前从总体上看，还没有出现某国的外商或某家跨国公司对于一个行业形成实质性垄断的情况。

　　与胡景岩的观点类似，经合组织企业和金融事务司投资处中国外商投资主任研究员Ken Davies提出，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直接投资的主要接纳者，但是中国的跨国并购相对来讲比例是比较小。来自经合组织的《中国跨国并购政策报告》在年会当日公开，报告呼吁中国给予更开放的跨国并购政策，并建议以东北作为试点“以点带面”推开。

　　一边肯定并购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刘吉说：“现在中国并购市场是一场混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更有对策的不是本地企业，而是外资。”

　　刘吉解释外资的对策时说，以不同子公司的名义在不同的地方展开收购，其实是一家，因此可以垄断。而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要在全国进行收购的话，反而碰到各种阻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认为四大需求使得并购势不可挡——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组和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并购；外资企业进入中国需要并购；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并购；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需要并购。

　　不少来自不同领域的被采访者表示，并购的活跃主体几乎注定是外资，其中资金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资金实力总体偏弱的中国企业而言，借重外部资金是必然的，但银行的大门往往不容易敲开。

　　而对于外资而言，仅私募基金和LBO(杠杆收购)等工具就意味着难以计算的空间。

　　民资并购“无米之炊”待解

　　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看来，并购的潜在商机是所有企业共同面对的。

　　朱从玖认为两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企业和外资寻觅并购商机：过去行政区划带来的产业重复布局的整合机会；进一步开发和放松管制带来的扩张冲动。

　　朱从玖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共同的观点是融资管道需要松动。“如果不夸张地说，70%～80%的并购是要失败的。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不能够由信贷资金来介入。但是我们国家除了信贷市场以外，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极其落后。”吴晓灵说，“没有融资的渠道，再好的项目也只能拱手让给他人。”

　　在此基础上，朱从玖提出四个可能助力的渠道：

股票——部分上市公司如果以并购为目标的话，特别是通过定向募股的方式解决融资的问题，应当放松；公司债——现在的债市品种很多，有企业债、融资券、国债、政策金融债等等，但是债券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债券市场，上市公司目前可发的债券类的产品只是一个可转换债，一些信用债券是必然的趋势；商业银行考虑开办并购的专项贷款；资产管理方面的突破。专项

理财业务投资计划完全可以把它规范构造成为支持并购市场的专项理财，信托也可以支持并购重组业务。

　　“金融业初期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使得我们金融业的各个行业产生了分割状态，不是分业，而是割断了，银行是银行，保险是保险，证券是证券，信托是信托，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情况也有所改变。”朱从玖说。

　　朱从玖认为商业银行已经在开始有选择地涉足资本市场业务，下一步可以考虑把并购作为一项专门的业务加以规范、加以制约、加以发展。

　　朱从玖认为，我们整个金融机构里贷款占存款的比例不到70%，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渠道不畅，因此商业银行可以研究对并购提供专项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