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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36条：一年时光在务虚中流走
“大型国有企业冲击很厉害，我敢说今年将是优质民营企业的卖身年。”
——云南红集团董事长武克钢
“公有制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是国家原来既定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况就是改革的倒退。”
——浙江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到今年2月《非公36条》正好推出了一周年。这个当初令万众振奋的政策，一年后却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记者 商思林
“我想要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我们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付出者、劳动者、人民中的一员，还是改革开放的寄生虫、获得者或者贪婪无德的一批人？”2005年12月29日，还有2天就是元旦，站在台上的云南红集团董事长武克钢总结起即将过去的一年有点激动。
武克钢原本是受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邀请参加当天的民营经济圆桌论坛的，讨论的议题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非公36条》)的落实。这位至今保留着“经济学家”身份的民营企业老板，因为2005年铺天盖地的对民营企业的质疑声而感到委屈，甚至是愤愤不平。
“没想到论坛成了诉苦会。”论坛的组织者兼主持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单忠东说。
另一位参加论坛的浙江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1月20日在2005年华力集团年会间隙与《商务周刊》记者聊起过去的一年时也无限感叹：“最好的消息和最坏的消息都在这一年。”
“最好的消息”，无疑是指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的《非公36条》。这是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其中第一次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
而“坏消息”，在这位2005年获得110亿经营收入、手握5家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掌门人看来，“太多太多”，以至于好消息被冲淡，显得苍白而无力。
“36条落实太慢，而民营企业面临的金融、政策、舆论环境只能用恶劣来形容。”汪力成说。
经济学者魏杰、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等，也用“敏感、复杂”等字眼来描绘即将要过去的2005年。魏杰指出，2005年一方面是强力推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年，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
所有的疑惑都抛给了论坛上的另外一个人——《非公36条》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陈全生。
残酷的等待
“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个决策，发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决策并不是现在能够看到它的历史意义，要过20年、30年反过头来看。”陈全生打了一个比喻，“1978年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那时候能感受三中全会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吗？”
陈全生指出，应该看到这份文件的重大历史意义，即过去对非公经济都是限制、利用、改造，现在则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至于对《非公36条》的落实情况，陈本人认为已经很不错了。据他介绍，按管理职责划分，国家发改委具有指导全国非公经济发展的职能。陈听过两次汇报，发改委手中有30多个配套文件，现在有不到10个已经出台，还在制定的有20多个，另外也有十几个省市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汪力成不否认《非公36条》的历史意义，但他显然不甘心再等二三十年。“整个世界经济对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指望国有企业走出去参与竞争吗？目前我看不到有这样成功的先例。”他对《商务周刊》说，“时间紧迫，只谈历史意义过于苍白无力。”
2005年12月9日，全国工商联在广州举行2005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会上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王远枝的演讲，算得上一年来官方第一次对《非公36条》的落实情况进行汇总。
王远枝透露，2005年5月《非公36条》正式颁布后，发改委起草了关于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后，印发到59个相应的部门和单位。他指出：“到目前为止，贯彻落实的情况进展基本顺利。”
他还称，据其统计，2005年上半年全国的30多个省市，出台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法发展的200多个文件，地方文件30多个，各地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到2005年9月底，总共取消了涉及非公有制的不合理收费2385件。
“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支持中小企业的资金规模。”王远枝说。
据记者统计，相关部委贯彻落实《非公36条》的文件主要包括：2005年3月21日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通知》；6月，国务院减负办下发《关于治理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通知》；6月15日，国防科工委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民航总局也于8月出台了《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
《商务周刊》曾致电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土资源部、民政部、银监会等其他涉及落实《非公36条》的主要部委，询问有关政策出台的具体情况，但到本刊截稿为止，没有一家给予明确答复。
在2005年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历数了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私人财产权保护相关立法的滞后，行政执法和司法监督中的不公平，市场准入实际管理中各种或明或暗的限制，财税金融土地技术和社会等方面服务的不完善甚至歧视，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严重落后，私营企业自身素质方面仍有种种局限等。
可以发现，黄所指7个方面不足，几乎恰可与《非公36条》中规定的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维护合法权益、改进监管、指导民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等一一对照。
“《非公36条》所对应的每一个突破，几乎都要与现在的法律条文有冲突，法律体系跟不上，落实也是一句空话。”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告诉《商务周刊》。目前除了已经修改的《公司法》、《证券法》外，《破产法》、《税收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改或制订，都还没有明确的出台时间表。
对此，身处一线的汪力成和武克刚感触尤为深切。
武克钢曾在一天内接到三张令他哭笑不得的收费单。第一张，公安系统告诉他，云南红工厂的门岗有可能变成黑社会，所以必须由公安部门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买制服、统一交钱，一个人一年要交1.5万元；第二张，武的企业是受政府鼓励的零污染排放企业，但根据新文件，排污费要跟用水量挂钩，没有造成污染也得交钱；第三张，作为纳税大户的云南红要接受政府的表彰，但在表彰前政府要独立的会计师楼来审查——费用则由武克钢承担。
北京大学教授朱善利2005年曾在湖南省攸县做了一次长期调查。该县企业在2000年后陆续完成改制，目前民营经济占到经济总量的90%。但朱教授在考察时发现，该县居民储蓄存款30亿元，贷给民营企业尚不到1亿。而与此同时，收的费比政府征的税还多。
汪力成的华立集团企业分布在杭州、重庆、广州、北京、沈阳、海南等地，在全国设有27个全资销售分公司。涉及行业包括计量仪表、电力自动化、信息电子、生物制药、房地产开发等。作为这样一家集团的掌门人，汪表示自己对《非公36条》的真正落实有先天的敏感性，但他在过去的1年“没有任何感觉”。相反，对前边提到的乱收费倒是深有感触，“越穷的地方，政府乱收费就越严重”。
对于《非公36条》中最核心的放开行业准入，汪更是感到失望。
华立集团正在酝酿一个投融资100亿元建设“舟山华立佛渡岛石化基地”的项目，计划今年第二季度进入滩涂围垦等前期工作，主要发展油品、化工品储运和石化制造项目。但汪对石油这个2005年争论最大的行业垄断刚性还是有点看不懂。
比汪力成更有体会的是中国工商联石油行业商会的副秘书长王德岗。“‘36条’出来的时候，我们组织会员讨论，感到我们的春天就要到来了”。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到了“36条”一周年之际，他发现石油行业的垄断性不仅一点都没有打破，而且2005年对民营石油企业还是一个更严酷的寒冬。
2005年6月2日，国家商务部发布《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成品油仓储企业管理技术规范》两个征求意见稿。两个《规范》实际上是2006年年底中国成品油市场开放前政府对准入标准的规定，商务部到底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对民营石油企业来说生死攸关。
“第二天，石油商会的电话几乎被商会的会员打爆了。”王回忆，“很多企业要求商会组织来北京到商务部上访。我们拼命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引起民营石油企业强烈反应的是征求意见稿中的两句话：一是批发企业要有30个以上自有或控股加油站；二是要有两年以上的成品油零售业务。
“全国上千家民营石油批发企业，有30家加油站的不超过10家。”王解释，自1999年国务院转发原国家经贸委的《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业内简称38号文)文件，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即垄断了成品油的批发权，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收购加油站，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不允许再建一座加油站。这个门槛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企业挡在外边。
“联合、重组当然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但又说必须有两年以上零售经验，新重组的企业怎么可能有？这等于把我们强行删除了。”王德岗举例，深圳某成品油批发企业已经建有10万吨的海上专用码头，投用和在建的油罐达100万立方米，但一个加油站也没有。他问到：“如果没有批发资质，其几十亿的资产怎么处置？”
让民营石油企业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征求意见稿的开头，第一项要求就是：只能对行文结构进行修改。
如果征求意见稿最终实施，绝大部分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将面临毫无出路的境地。石油商会一边安抚会员，一边征集整理各种意见，并上报商务部。6月29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到石油商会与全国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这位负责人表示会听取意见，对两个《规范》进行修改，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但半年过去了，正式文件还没有出来，我们仍在拭目以待。”王德岗仍不敢有丝毫放松。
“《非公36条》扫清了最大的思想障碍，但现实层面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变。”王德岗认为，往往是这些现实政策决定着民营企业的命运。他介绍，在石油行业的上游石油开采和原油进口，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依然保持完全垄断地位。
与石油行业相类似，铁路、民航、电信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虽然或多或少由主管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大多也是只停留在意见和表态层次上，具体到落实，为垄断企业量身定做的制度并没有打破的迹象。
对此，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王远枝也承认：“有一些地方仍然瞻前顾后，缩手缩脚。”陈全生的解释则更有人情味：“每一个垄断行业背后都有亲身在这个行当工作很多年而又有感情的老同志，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在影响这个行业。这个因素不弄清楚，就说放开都进去，不行的。过急就翻车了。”
我们还看不到政策的底线
几乎与垄断行业壁垒迟迟不能打破的同时，来自社会各层面对民营企业的质疑，也让汪力成等人感觉到更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开始于德隆出事，到2005年愈发明显。”汪回忆，他所接触的圈子里，从地方到中央不断有人出来以德隆为例抨击民营企业的种种弊端，这种批评一度到了对民营企业在改革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直至2005年9月“郎顾之争”以顾雏军被捕而宣告结束后，争论又迅速扩大到民营企业家参与国企产权改革以及社会责任范围。
一场对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辩论也由此拉开。其中产权体制改革因为过程的种种不规范成为争论的焦点，民营企业家成为学术讨论之外社会民众的矛头所指。
武克钢在论坛上激动地向台下索要的“一个简单评价”，也仅仅是因为主持人善意地说了一声“要善待企业家”。“我一听这个话就毛，为什么要善待我。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超额获得了20年开放改革的利益，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吗？社会的问题就是因为富人存在吗？我觉得我不需要善待，我本来就不坏。”武克钢的反应异常敏感，他指出，自己的企业能够保证产品没问题，税收没有问题，那么政府就应该用企业的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
魏杰对武克钢的反应表示理解，他将民营企业家受到重压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成本释放期。“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每个人，而成本已经开始显现。”他说，“社会意识形态对资本参与分享成果没有达成共识，而政府也没有能力提供社会保障兜底，整个社会的情绪就会集中到民营企业家身上。”
强大压力下，2005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出问题最多的一年。比如德隆、科龙以及倒在新年之交的金信信托。“中国民营企业刚刚20年多一点儿，刚刚成长起来，又面对这么复杂的环境，一旦出现问题，不管资金链断裂还是原料出问题，我们很少考虑怎么拯救它？使它能够非常平稳的解决问题，而不至于消亡？”魏杰说。
对上述企业的处理方式，已经使民营企业家感到了惶恐。
在华立集团年会上，汪力成告诫手下，华立集团所涉及的任何一个行业，包括计量仪表、电力自动化、信息电子、生物制药、房地产等，都要保持谨慎的基本原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千万不能死”。
汪所谓“千万不能死”的态度来自德隆的覆灭。德隆左手金融，右手实业，在快速扩张中资金链绷紧，银行拒绝提供资金甚至提前收贷后，庞大的德隆系终于走向解体，其优良实业资产也在一年内“无奈”国有化(详见《商务周刊》2005年9月20日封面故事《德隆无奈国有化》)。与德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号称“德隆第二”的老牌央企上海华源集团，其在13年的时间里曾完成80多起兼并，而最终负债近300亿，面临破产境地。但在去年年底，国资委还是决意通过另外一个年轻的央企诚通控股重组华源。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2005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指出，2005年私营企业税收占总税收的53.6%。国有企业是25.5%，外商及港澳台是20.9%。“十五”期间民营经济二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从2000年77.5%增加到85.1%。
“虽然民营企业提供了这么多税收和就业，但出了问题就会被国有企业吃掉。”所以汪尽管已经手握5家上市公司，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有“玩资本”的想法。
在他看来，这种严峻的金融环境在2005年并没有因为《非公36条》的出台而有所改善，相反，因为连贯的宏观调控和对民营企业的大争论而有更加严峻的趋势。
“我们看不到政策的底线，所以宁肯慢一点。”汪力成对《商务周刊》说。
2006：民企卖身年
民营企业在“慢一点”，而国有企业尤其是169家央企和各个地方国资委直属国企，却开始了大跨步的前进。
“我敢说2006年是优质民营企业的卖身年，给国有企业或者外资当二奶。”武克钢语出惊人。他指出，如果2005年民营企业面临的环境延续下去，这个趋势将不可避免。
“大型国有企业冲击很厉害，包括我现在的日子都很难过。”武克钢说。
对云南商人武克钢的这一论断，千里之外的浙江老板汪力成深有同感。“事实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和很多央企领导人聊天时，他们都会流露出2006年加快产业扩张的计划，都是国资委统一部署的。”汪力成说，华立集团下属的地产项目已经受到杭州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有力冲击。2005年开始的全面宏观调控，让民营地产承受着土地和资金双重压力，而国企在这两方面却具有明显的优势。2005年10月10日，国资委圈定了8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加上此前确定的5家，共有13家央企参与到这个眼下最热的行业中来。
“公有制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是既定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就是改革的倒退。”汪力成认为。
事实上，早在2004年年底，国资委就在“做大做强”的总体思路下，制定了2005年培养30—50个特大型企业的目标。同时规定如果在某一个行业内央企做不到前三，这个企业资产将被重组。重压之下，2005年，央企个个争先恐后。2004年央企的总净利润为4700亿元，而在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200多亿元。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指出，2005年上半年，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分别高达73.7%、65.5%和89.2%。
2005年年底，发改委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及钢铁、水泥、汽车、铝业等产业政策，基于“产能过剩”的基本判断，发改委有意通过“市场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限制和关闭落后、高耗能产能，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这些行业政策的出台在业内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以钢铁产业政策为例，其中明确了进入门槛：普钢企业上年的钢产量必须达到5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产量要达到50万吨以上。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对集中度的规定是让很多中小企业担心的一条。政策提出，到2010年，钢铁冶炼企业数量要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国内排名前10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到2010年，要形成两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抓住市场变化的有利时机，发挥大型企业优势，推动企业兼并、联合重组。
《商务周刊》记者在民营钢铁企业密集的河北省调查发现，已有民营钢铁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这场重组运动中来(详见《商务周刊》2005年9月5日《钢铁产业政策：在盛世中清场？》)。
而在石油行业，2005年下半年上演的油荒和民营石油企业倒闭事件，也再次显露出中石化、中石油两大巨头的野心。
目前国内石油开采和国际原油进口几乎完全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垄断。民营炼油厂炼油只能进口国家没有限制的燃料油。据王德岗介绍，2004年我国燃料油进口3050万吨，使得2005年燃料油价格平均上涨44%，加上总计达24%的各种税费，已接近原油进口价格。由于燃料油炼油成本高、出清率低，导致地方和民营炼油企业难以承受，加上铁道部规定只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盖章才允许石油通过铁路运输，民营石油企业不得不选择成本比铁路高一倍的公路运输。结果2005年下半年民营炼油企业纷纷降产、停产，5000万吨的年产能只有不到一半在开工。王德岗认为，对中石油、中石化的保护和对民营炼油企业的不利政策，是导致2005年八九月份广东等南方各省闹油荒的重要原因。
2005年年底，国家财政部又给予中石化100亿元的“进口原油的价格差”。而民营炼油、批发、零售企业则不得不独自面临继续亏损的困局。此后，两巨头不断抬高国内成品油批发价格，造成全国成品油价格批零倒挂。
“最多的时候每卖1吨都要赔100多块钱。不得已，有些加油站就直接开着槽车去两大集团的零售加油站用油枪一点一点灌。”即使这样，王德岗回忆，后来两大集团内部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坚决停止对社会批发单位的销售”。
大批陷入绝境的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和加油站，遭到了两大巨头的借机收购。但此次收购又与1990年代后期互相加价有所不同。“他们只对优质的企业才感兴趣，而且价格压得都很低，你不卖也没有选择。”王德岗说。
“1990年代中期短短5年的时间，民营石油企业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曾经把两大巨头冲击的濒临破产。”王德岗介绍，也就是在那时，一些民营企业迅速积累起资本，其中一些企业的规模甚至达到几十亿。1999年38号文出台后，民营企业一直处于举步维艰的地步，虽然如此，但很多有实力的企业支撑到了现在。
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年底，国内成品油市场将全面开放。王德岗认为这是坚持到最后的民营企业的最大希望。“目前国内民营和国有的加油站各占50%，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企业在和壳牌、BP进行合作谈判。”王德岗认为，民企与外资合作是对两大巨头长期以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讽刺，凭借垄断资源对民营企业进行打压的两巨头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一旦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两大巨头不见得有必胜把握。
“民营企业是有活力的，他不怕做二奶，因为他要夺权做正房。”武克钢指出，《非公36条》如果还停在概念上务虚，民营企业只能自己发挥能动性，曲线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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