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的11年观察

　　“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这是70多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变革中的美国的理解。如今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对中国来说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未来5年中国发展和变革的核心。但空前的社会断裂，引发了更多的人思考26年来中国改革发展走过的路

　　□主笔 吴金勇 记者 商思林

　　收入差距加大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直接结果。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波动数据和故事总是显得复杂多变。而赵人伟和李实的眼中看到的一切是最接近真实的。在他们看来，伴随改革开放每一个重要进程，收入差距都在相应做出变化，其中折射出太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20年没有涨工资，他决定探个究竟

　　1977年，改革开放还没来。但对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赵人伟来说，发生了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他涨了7块钱的工资。

　　与赵人伟一样，全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涨了工资，最高涨幅不得超过7元。据说当时有很多单位出现了2个人共享7元钱指标的故事，一人涨4元，另一人涨3元，甚至还有三个人、四个人共享这7元钱的。

　　这是自1957年之后的20年里，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普调工资。

　　20年的最好青春伴随着工资的基本被冻结成为历史，这次涨工资让赵人伟感慨万千。几年后，一部叫《人到中年》的电影风行中国。剧中潘虹扮演的陆文婷大夫虽然医术精湛，但奈何在她大学毕业后就和赵人伟一样遭遇了20年工资“冻结”，以至人到中年的她因为工资低而被一位高级干部病人的家属——一名马列主义老太太瞧不起。这位老太太丈夫的工资也被“冻结”了20年，不过冻结时这个级别的工资已经达到了数百元。

　　“按说陆文婷这样的技术骨干经过20年奋斗，收入应该和快退休的人差不多啊。”一个是几十元钱拿20年，一个是数百元钱拿20年，赵人伟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感到其中必有不公。与收入冻结伴随的是企事业单位职称评比的停滞。据说当时有一所大学，一家三代教师，爷爷是助教，儿子是助教，孙子也是助教。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决定探个究竟。

　　赵人伟深入研究了工资和物价20年不变的“双冻结”现象，指出这种貌似平均主义的背后被人忽视的问题：对年轻人不公，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积极性不足。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5期《经济研究》杂志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他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我研究收入分配不公的起点。”20年后的一个上午，赵人伟的家里。初秋的阳光打在这位70多岁依旧神采奕奕的老人脸上，他慢慢回忆起长达20多年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生涯。

　　由“平均主义背后的不平等”思路出发，赵人伟进一步认识到“大锅饭”时代中的另外两个不公平。

　　一个是城乡之间由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产生的价格扭曲造成巨大的城乡差距。他援引改革开放初期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5∶1，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超过1.5倍。赵人伟还发现，虽然农村也有一定的补贴，但扣除政策的剪刀差和其他税收，国家对农村是“净税收”；与此相对应，计划时期城镇居民则享受各种实物补贴，并且没有任何税，国家对城市实行的是“净补贴”；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国家财政应该“抽肥补瘦”，而事实上当时是“抽瘦补肥”的逆向再分配。

　　另一个不公平是更隐蔽的问题。在城市里，因为房子、教育、医疗等补贴按照职位来实行分配，赵人伟在90年代中期的研究数据表明，正是以公房改革为代表的实物补贴货币化，加速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大家公认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时代，尚存在这些不平等现象，赵人伟愈发对收入分配问题感兴趣。

　　此时，改革开放大闸已启。赵人伟在1985年之前的几年里曾搞过经济转型研究。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正在发生着第一次深刻变革。先是农村联产承包制实施，农村按人头分土地，极大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并进一步缩小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在城市也开始出现分化：一些跑到外企和自己摆摊卖烤地瓜的体制外人迅速鼓起的钱包，让体制内依然一潭死水的人感到抬不起头。

　　赵人伟当时有一趟苏联之行，考察了苏联红色无产者机床厂，厂里工人的磨洋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同他以往在国内看到的吃大锅饭的企业情况惊人相似。赵人伟感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不会长久。

　　一个关键机遇的到来，使赵人伟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18年的三次调查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特基金会的办事处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驻华首席代表彼特·盖斯纳主动找到赵人伟所在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询问有没有好的课题。当时的经济所所长是董辅，赵人伟担任副所长。董感兴趣的是国企改革，赵人伟则提出了自己思考很久的题目：收入分配。

　　福特基金会认为这两个题目非常好，双方很快就达成合作协议,由董辅和赵人伟分别成立课题组。福特基金会表示希望中国的研究水平应该和国际接轨，这个项目最好和国外的研究机构一起进行。

　　“盖斯纳说，我们出钱，你们去找国外合作机构。”随后加入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并成为课题组主力的李实回忆到。赵人伟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过两年的访问学者，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基斯·格里芬(Keith Griffin)关系很好，双方一拍即合。

　　1988年的一个春天，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刚成立的时候，课题组召集国内外专家在北京怀柔开了一个研讨会。当时提出的很多话题让李实至今记忆深刻，最典型的就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在讨论这些让教授们“寒心”的现象后，大家开始商量怎样做这件事情。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不仅要判断性研究，还要作一个经验性的实证研究。

　　“一开始，国内经济学者对现代经济学实证性经验研究的过程、方法都不清楚，所以一些都需从头开始，磨合了很长时间。”李实说。

　　首先是按国际标准设计调查问卷。198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尚有很多实物性收入，这些由单位发放的东西必须按照国外的可支配性收入估算，而要准确估算就必须了解足够的信息。

　　经过李实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思勤(Carl Riskin)教授讨论，整整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调查问卷设计成功。最后成型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实物收入的问题具体到了几十个，发了几斤水果、几斤粮油，市场价是多少等等尽在其中。

　　调查问卷确定后，赵人伟等人的第一次调查开始。福特基金会一共赞助了20万美金，有了这笔钱，赵人伟开始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调查样本包括了28个省市的农村地区和10个省市的城镇地区，农村有1万户，城市9000户，付给每一户被调查人30-40元钱费用。

　　李实当时整天忙着和各个地方的统计局沟通，由于第一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详细调查，很多时候李实不得不为调查问卷的填写不当而督促其反工。

　　“上百个问题，动辄1个多小时的连续问答，有些问题常常让调查对象坐立不安。”统计局的官员们对这样的调查也感到新鲜，国家统计局城调司王有捐处长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即使调查对象是60多岁的老人，赵人伟他们也要求对方详细回答父母的学历、成分、身体健康情况、亲属关系等。李实对此解释说，上一代的个人背景对下一代收入影响重大，每一个因素都要详加询问才能确保精确。

　　大量的样本数据需要进行量化的数据处理。当时经济所只有一台286计算机，1万个样本随便算一个平均值就需要半小时。课题组里的年轻人为了一些稍微复杂的数据模型常常彻夜在办公室等待。李实回忆说：“我们住在办公室，把一个程序放进去就等，聊聊天啊，等到半夜。啪，那边才出来。”后来福特基金会也看出这个困难，就花了1万美元，从香港买回一台386。

　　随后课题组在1989年遇到了很多困难。在一心搞研究的所长赵人伟全力呵护下，大部分课题组成员都几乎不受影响地将精力投入了课题中。但课题的完成时间被拖后了。

　　好在大家都坚持下来了。1992年，课题组终于回到正常状态。1993年年底，课题的英文版论文集出版，1994年又出版了中文版的论文集。

　　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从一诞生就被视为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经典之作。“现在几乎所有研究当代中国的论文都要引用课题组的数据。”李实介绍，他们的数据在国际上甚至有了一个专有名词：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

　　赵人伟等人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1980年代初期有所缩小，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呈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比率1983年为2.15：1，到了1987年，其比率已恢复到改革前夕1978年的水平。

　　赵人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短暂缩小，缘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当时城市还没有进行改革，农村收入提高而城市收入不变，差距自然缩小。但不久随着城市价格双轨制以及体制外企业的兴起，这一差距开始拉大。

　　区别于国家统计局笼统的收入统计，赵人伟他们第一次把实物收入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并基于此用基尼系数(该系数值在0-1之间，0是绝对平均，1是差距绝对最大化)，给出了中国收入差距的具体数字。据他们估计，198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达到0.325，城市为0.233，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论，一个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就步入贫富差距拉大的黄灯区。当时国家统计局还没有进行过基尼系数统计，赵人伟、李实给出的这个数据令政府和学术界都大吃一惊。

　　至此，历时6年的第一次调查结束，而其在国内外带来的全新观念，包括实物收入，基尼系数等的量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影响，课题的赞助者福特基金会和赵人伟产生了做第二次调查的想法。

　　“正好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宏观环境也很好，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实回忆说，1992年后，各方改革速度加快，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变化迅速。

　　1995年，赵人伟带领课题组做了第二次居民收入差距调查。此次调查问卷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失业问题，始于1990中期的下岗失业已经比较普遍。他们也把财产问题加进去，事实证明他们对财产问题的研究恰逢其时，并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赵人伟此时对上次调查城乡差距拉大的解决之道有些想法，为此，课题组特意调查了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

　　经历了第一次长达6年的调查分析，赵人伟已经培养出以李实为代表的一批实证学者，而且在长达10几年的国际合作中，赵人伟的课题组在国际上获得了专业尊重。

　　1999年，由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主编的《中国居民收入问题再研究》一书出版。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内外大量学者以这次调查数据为基础撰写了大量论文。而赵李二人得出的结论同样令人深思。

　　第二次调查显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基尼系数的上升、收入差距扩大这样一个中国社会总的趋势愈发明晰。其中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35上升到1995年的0.429，同期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3上升到0.286，全国的基尼系数从0.382上升到0.445，接近了国际上0.45的红灯警戒线。

　　赵人伟还援引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之间收入的比率超过2：1的极为罕见；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就会使1995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72%，其中住房占了增加数的大约60%。按世界银行这份报告的估计推算，我国1995年城乡收入的比率应为4.3：1。

　　2002年，赵人伟退居二线。在福特基金和瑞典国际开发署的赞助下，由李实主持完成了第三次大规模居民收入调查。此次调查聚集了包括美、英、日、瑞典、加拿大等地研究收入问题的权威专家。调查的周期困此大大缩短。此次调查运用了很多国际学术界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使用的分析工具，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分析。调查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越是穷的地区收入差距就越大，高收入阶层占有的财富速度加快。

　　这次调查，李实特意选择了2000户城市流动人口作为样本。调查结果同样让他感到不安。无论从收入还是从制度保障方面，这些外来人口都明显低于同类城市居民，有的甚至不如低保人群，成为城市中的第三类人。

　　而后，赵人伟和李实在2004年又专门针对财产分配差距做了专项研究。其中关于住房改革所造成的事实不公，正好印证了世界银行关于城市住房改革加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报告。

　　“按照国际惯例，你拥有住房产生的租金算作财产收入。”赵人伟假定这前提。那么根据他的研究，自有住房估算租金的不平等系数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住房补贴(暗补)的不平等系数，而住房补贴的不平等系数又超过了城镇居民总体的不平等系数。赵人伟和李实认为，住房改革中把原来隐形收入(暗补)的不平等加以显形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追加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是因公有住房的实际出售价格同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所引起的。

　　“住房的双轨价格的差别，远比一般商品的双轨价格的差别要大。”赵人伟认为，如果说1980年代后期开始盛行的“寻租”活动是利用既有的价差来谋取利益的话，那么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设租”活动则是通过设置价差来谋取利益了。

　　赵人伟和李实之所以如此关注以住房为代表的财产分配不公，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财产积累不公，已经达到了不得不令人警觉的地步。

　　据他们调查，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既高于同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0.454)，又高于同年城乡分别计算的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城市为0.475，农村为0.399)。

　　赵人伟介绍，21个发达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3，但这些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52和0.93之间。按照国际标准，我国现阶段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还不算很高。但如果考虑到以下两点，仍然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第一，发达国家个人财产的积累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而我国从1980年代初算起，只经历了大约20年的时间。“可以说，中国个人财产积累的这种速度和势头都是超常的”。第二，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显著地超过上述发达国家，而如上所述，当今收入分配的分化必然会影响今后财产分布的分化，因此今后一段时间财产分布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可以说将是难以避免的现实。

　　“20多年以前，世界银行认为，当时的中国居民除了可以略去不计的极少量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然而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赵人伟在其一篇论文中感叹到。

　　收入差距的政策归因

　　18年的调查中，赵人伟和李实多次到样本地进行实际考察。数据显示的收入差距远不如他们亲眼所见来得震撼。

　　“我们到福建晋江一个村子里，远远就看到有几栋住宅楼，像宫殿一样，高级的不得了。当地人讲，这些楼都要花四五百万。紧挨楼，就有很多五保户贫民房。”李实最近一次去农村考察是今年6月份，眼前如此强烈的对比，让这个“见多识广”专门研究收入差距的人都感到吃惊。李实走进豪华宫殿旁边的破房子，发现房顶还漏着大缝，只用塑料布勉强盖住。

　　而在他们经常去的陕南农村，李实至今记得一个3口之家的场景：老头躺在床上，躺了半年多，只能吃点饭，也不知道什么病，因为看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老太太要照顾老头，还有一个儿子，40多了，呆傻，成不了家，只能是带着到地里捡点柴火。

　　“整个家庭感觉不到一点希望。”李实沉重地说，“那房子还是解放前的，房顶上的灰尘都成穗状吹下来，屋子里黑得不得了。”

　　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是引导赵人伟进入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令赵人伟感到不安的是他的研究已经过去了20年，城乡差距呈现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在各个层次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一而再冲破国际通行的警戒线？

　　国际上一般用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该理论大体可概括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期，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会逐渐缩小，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倒U型。

　　除了经济增长外，赵人伟和李实认为还有两点原因：经济改革或体制的变迁，经济政策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财产分配改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伴随而生的各种寻租行为都属于此列。”李实说，“但这些还是局限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尚有很多问题看不清楚。”

　　在李实与约翰·奈特、宋丽娜合著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阐述了一个理论：在计划经济期间，政策的制定是外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着一切；在经济改革期间，政府不得不对各种经济问题承担责任，而且需要尊重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潜在利益。尽管目前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利益集团式的政治，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仍旧起着主导作用，但经济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内生化。

　　赵人伟则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都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

　　1978-1985年，中国农村首先进行了改革，摈弃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一度减少。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6：1。

　　1985年后，中国政府的注意力从农村改革转向了城市经济改革。在整个城市改革期间，城市居民的真实工资水平一直在提高。这主要是政府对城市企业进行放权以及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避免农村居民进城与城市居民进行竞争所造成的。这一时期，虽然农产品的价格有所提高，但城市各种实物补助提高的幅度更高，因此这一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反转增大。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2.9：1。

　　最后一个时期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启动的国有企业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家保护城市居民时代的结束。而李实则指出，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阻碍了经济增长，政府情愿冒着损失城市居民利益的政治风险采取国企改革政策。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一五”规划中，再次强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

和谐社会。赵人伟认为：“这是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这一背景分不开的。”

　　“必须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逆向再分配’问题。”赵人伟指出，这种分配思路违背了收入再分配的初衷，通过再分配，不是缩小收入和财产的差距，而是扩大了这种差距。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仅影响公平，更会影响效率，尤其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赵人伟总结其20年的研究经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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