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产权改革

　  □主笔 吴金勇 记者 商思林

　　教育产业化被指责，医疗市场化被指责，产权改革被指责……

　　经过政府失灵后，市场失灵又来。有人指责中国出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指责是新左派企图回到计划经济

　　在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后，一位活着病人被送去火化。这件事无疑在拷问着我们的政府和民众的心灵。

　　10月27日上午9时，一辆120救护车驶进了浙江台州市殡仪馆。车上下来6个人，抬着一位身上还插满管子的病人放在通往火化间的通道上，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去找殡仪馆工作人员，要求把人火化。

　　“(病人)眼睛里有泪水，还流出来了，而且双手都还会动。”殡仪馆工作人员回忆说，“那个人分明还活着。”

　　这位被送到殡仪馆险些被活活火化的病人名叫尤国英。10月24日因患脑出血，尤国英住进了台州医院路桥分院。住院3天后已经花了1万多元。因为没钱再支付医疗费，10月27日，尤国英的家人提出放弃治疗。

　　本来医院决定派车将病人送回他们在台州的临时租住屋里。但尤家的房东坚决不同意尤国英进屋。在返回亿元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家属哭着提出了直接送火葬场的要求。

　　

中央电视台记者随机对尤国英的邻居做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家庭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生了病要么随便吃点药，要么就扛着。

　　10月31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说，目前全国40%的城镇居民、超过70%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根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我国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在191个成员国当中排名131位，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却高居第15位。国家卫生部2003年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1980年代以来，分担风险的财政基础在中国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大约90%的人口没有被风险分担福利体系所覆盖。”9月30日，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术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在一篇名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文章中评价。

　　尤国英的遭遇并不孤立。仅在2005年，看不起病而放弃治疗的真实故事被媒体接连曝光。民间对此讨论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而在学界和政界，讨论矛头更是直指始于1985年的医疗改革是否成功。

　　“活人被送到殡仪馆”的悲惨故事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发生的前一天，10月26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卫生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了明显和显著的成绩。“现在看病之难，不是当日之难，‘此难非彼难’。”这位负责人说，卫生部没有“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报告，也不同意这个说法，卫生部的态度是不炒作，不争论。

　　医疗改革市场化之辨

　　“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来自于今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一份《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该报告认为，中国20年的医疗改革基本上就是商业化、市场化，而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显然，报告的矛头直指市场化。

　　《建议》进而指出，中国医疗改革应该回归其公共服务产品的本质，回到政府主导的“全民医保”道路上来。

　　因为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背景，这一报告一出笼就在业界和学界引起巨大争论，7月29日被《中国青年报》在显著位置刊登后，更是在社会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几乎同时，《南方周末》在对引发争议的江苏宿迁“卖光医院”进行微观报道后，邀请了医疗改革市场化的正反双方专家举行了一个小型论坛，北京师范大学顾昕教授、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研究员、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等参与讨论。讨论会上，顾昕和余晖力主市场化是改革的方向，而于宗河和李玲则提出可以考虑计划体制。

　　于宗河在讨论会上发言不多，但他提醒与会的市场派专家注意：医疗改革20年来，卫生部和国家其他部委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正式的“市场化”提法。卫生部对医疗改革最初的提法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宗河以自己多年参与医院管理所见“医院追逐暴利”、“医生丧失医德”的种种现象，证明市场化在医疗卫生体系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情况下，提一下计划经济不是犯忌讳的事。”于宗河说。事实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就直接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反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出现了巨大的不公平。

　　国研中心的报告指向和于宗河的观点，让人们对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大胆的猜测。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主要推进部门的卫生部，在《建议》引发争议前后的表现似乎也在证明这一点。

　　直到去年，政府高层的有关讲话所传达的精神，还都对国有医院产权改革表示支持。去年4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称，在政府增加基本医疗服务投入的同时，中国将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促进多种所有制医疗机构有序竞争；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将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而在有关政策出台后，国家将选择部分城市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试点。高强的讲话被认为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全国医疗体制将会有震荡性的动作。

　　《商务周刊》今年8月初曾报道流传许久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神秘失踪”的事情(见本刊今年8月5日第15期)。这个早在去年就在业内口耳相传的文件，据说有“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等表述——这将是2000年后关于医院产权改革坚持市场化最明确的政策。

　　该文件精神让所有意图进军医疗市场的人心跳加速，有媒体曾在去年底预计，随着《意见》在2005年初颁布实施，2005年将是医院改革的元年，也将是医院投资热年，一盘财富大餐将随之上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春天”将随之降临，至少有上百亿的民间资本和外资在伺机介入医院改制。但进入2005年后，卫生部的口风转变和民众对以产权改革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医疗改革所持猛烈批判态度，无疑给投资商们当头一棒。

　　今年初，不仅《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没有如愿出台，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更在一次论坛上讲话，透露了“市场化并非医改方向”。卫生部内部自医疗改革开始之日，就有着激烈的关于市场还是计划的分歧。刘新明在任政策法规司司长之前是卫生部办公厅主任，被视为倾向计划的代表人物，今年初，刘新明履新政策法规司司长，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卫生部政策转向的一个信号。

　　4月22日，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转型时期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也曾明确地表示，由于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助不到10%，而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更是不到5%，这个机制无疑把医院推向市场化，虽然政府的财政负担因此而减轻了很多，但群众的负担却无形中加重了。

　　7月1日，高强在一个形势报告会上更明确指出，公立机构不能“卖光、改净”，运行机制要体现公益性质，完善保障措施。高强透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发挥市场作用的方针，并定出三条医改原则：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坚持适合我国国情，不盲目照搬外国模式；医疗卫生机构不能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居民健康权益的责任。同月，国研中心的报告被披露，在网络上得到了一片叫好，对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控诉也汹涌而来。

　　眼看市场化成为众矢之的，一直对医疗市场化改革报以厚望的人士开始了激烈的反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在本刊发表访谈强调，今天的医疗系统，是垄断下扭曲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今天营利性医院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制定好规则，没有严格监管，把问题都归罪于市场是不公平的。

　　一向推崇市场化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8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社论中更指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是要在医疗改革领域刮“共产风”，违背了自2000年国家8部委出台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的医院产权改革为纲的市场化道路。胡认为，医疗卫生改革推进缓慢的原因，恰恰在于卫生行政部门坚持维护原来直接办医院而非管医院的角色定位，改革根本没有有效推进。

　　在胡舒立站出来后，李曙光、党国英、汪丁丁等学者纷纷以专业的眼光评判有关医疗市场化之争。李曙光指出，此前20年中推出的“以权养院”、“以药养医”，根本算不上市场化，在市场化改革刚进入关键时刻——医院产权改革时，改革尚未展开，就被扣上了市场化导致不公平的帽子。“根本没有进行改革，何谈改革失败？”党国英与李曙光观点基本相同。

　　而汪丁丁认为，市场化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地方，这些是市场本身的失灵，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做的基础医疗保障和监管工作没有到位。他说：“这场改革是双失灵，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研究员则进一步把问题引向另一面——垄断：“因为垄断，改革后的医院不可能像原来国家那样提供医疗服务，又没有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准入机制，所以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医疗改革20多年效率到底得到怎样发展？卫生部部长高强不久前做了这样一个对比：北京一个城市的医疗设备数量和英国一个国家水平相当。但这是否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呢？

　　反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则以数据推导出：市场化的医院肯定会趋利，结果导致医疗费用不断提高。而另一个反对市场化的学者、从美国回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则拿医疗市场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美国做反面教材，她指出，美国人均年医疗费用5000美元，而且尚有20%的人没有医疗保障。据此她认为，中国对采取市场化带来的高费用应引以为戒。

　　国研中心《报告》的参与者之一，同样曾在美国留学的卫生部经济研究所石光主任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商务周刊》，市场化的美国模式并不见得就会解决问题。

　　争论至此由市场化是否是元凶升级到中国医疗改革的选择模式。在前不久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广东省卫生厅一位高级官员提出中国应该走“政府全包”的英国模式。这种公立医院由政府全额投入，老百姓看病是免费的。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去。这种模式的结果：看病便宜，普及面广，政府投入也较少。

　　但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向《商务周刊》提出了反例：“我一个亲戚刚从英国回来，他在那边拔颗牙都要排半年的队。”他认为，政府全包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效率极端低下，二是政府会尽可能压缩开支，比如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英国很多医生都是来自非洲。

　　总爱算细账的顾昕教授则提出了更实际的困难：政府全包，钱从哪里来？即使不是政府全包，按照国研中心提出的基础医疗服务包的方法，顾昕根据2003年全国医疗卫生费用统计算出，仅城市居民的医疗费用国家至少要掏出近2500亿元，事实上是2003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只有800多亿。“都给看病了，公共卫生体系还需要花钱，让政府每年拿出比现在多几倍的财政收入是不现实的。”顾昕说。

　　而顾昕的算账在业内算是保守的。胡舒立在其言辞锋利的《警惕医疗刮起“共产风”》中粗略估计，全民医保每年花费至少在万亿以上。她指出：只要有起码的数学知识就可发现，“全民医保”完全是脱离实际乃至哗众取宠的口号。

　　但顾昕在批评国研中心政府购买基础医疗服务包的同时，认为实现全民医保在现实中是可行的。他摈弃了政府完全掏腰包的办法，建议采用全民医疗保险而不是保障。

　　顾昕假设，如果在城镇扩大医保范围，允许在职人员给家庭成员承担社会医疗保险。同时完善现在正在试点的医疗保险救助体系，把城镇居民全部纳入保障范围之内，顾昕计算国家只需要花107亿元。而城镇居民平均每年多掏的保险费也只有400多元；在农村采取强制的合作医疗体系，并提高中央和政府的支出，共需多掏400多亿元。这样二者相加，中央政府每年多掏出600亿元左右，就可以建立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

　　如果政府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张卓元认为，市场化就可以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任何一个改革都没有脱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参与了“十一五”规划起草工作、被称为“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张卓元告诉《商务周刊》，医疗改革虽然争议颇多，公共卫用体系由政府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争论的焦点医疗服务，张认为应该用公共服务来解决基本医疗，用市场补充多层次需求。

　　有关医疗改革是否市场化的争论虽然已有20年，但李曙光指出，医疗改革深层的产权制度改革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遭遇了气势汹涌的“市场元凶论”，正说明以教育和医疗为代表的企事业单位，“是改革面对的最后的堡垒”。

　　产权改革是否诱发社会不公？

　　就在医疗改革市场派们上下奔走，为医院产权改革鼓与呼的时候，此前另一个范围更广、烈度更大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争仿佛有了一个“了断”——就在国研中心的报告被《中国青年报》刊登的7月29日晚上，科龙集团掌门人顾雏军及其几个助手在北京被捕。在医院产权改革争议风波骤起时，从2004年开始爆发的“朗顾之争”似乎决出了“胜利者”。

　　像《红楼梦》一样,顾雏军的格林柯尔帝国轰然倒下，同样能对经济、哲学和公共选择等众多领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2004年，“郎顾之争”主要是用来解释国有资产流失。2005年顾雏军黯然入狱，郎咸平继续笑傲，让已近尾声的国企改革与教育、医疗等具有公共服务产品性质的产权改革，共同被引入一个更有震撼力的领域——真假效率和社会公平。

　　10月23日，来自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传媒大学等的十几位学者在北京举行了“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出：“‘郎旋风’刮的是微观经济，而“刘旋风”则是直指宏观经济问题，因此“刘旋风”刮得越大越好。”

　　“刘旋风”指的是中国首届经济奖得主、以“刘市场”闻名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近期关于中国改革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反思，尤其是对产权改革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提出的尖锐批评。

　　现年82岁的刘国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本人不仅是经济界德高望重的—代大师，而且还长期任政府高级顾问并敢于谏言。

　　10月25日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刘国光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所谓的产权改革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也造就了少数人暴富的问题。一些人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由于产权改革在中国意义重大，从某种程度是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来自民间和部分学者的反思引起了轩然大波。

　　“理顺产权关系”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建立包括“产权清晰”在内四个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写入全会的文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1985年由周为民和卢中原第一次提出的，周为民教授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总编辑，卢中原则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开始了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此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其发展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可以说，以产权改革为主要内容之一的资源配置问题，是贯穿中国改革26年的主线之一。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也接踵而来了。据报道，1997年后，湖南、江苏、重庆、北京、山东等省市相继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经济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来。有的省市甚至要求，一般竞争性领域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国有资本完全退出领域，即以零国有为目标。

　　以长沙市为例，长沙市委、市政府于1999年11月出台《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界定产权，实行两个置换，即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在该政策的推动下，湘江涂料集团、长沙通大、湖南友谊阿波罗公司2000年相继成立。它们从原来的三家效益较好、规模较大的国有独资企业置换成立的，在新企业里，国有股依次仅为6%、21%和32%。

　　据媒体报道，这三家企业1999年期末账面净资产都超过1亿元。但根据长沙当地界定产权的政策，1983年以前企业的净资产和1983年以后国家专项拔款形成的资产才能界定为国有资产，其他界定为企业集体资产。在这一规则下，湘江涂料公司的国有资产比例从100%下降到了20.53%，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后，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仅为7000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1500多万元。

　　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这时，长沙的改革文件又规定，在股本设置时要向经营层倾斜，鼓励企业经营层多持股，购买资金可以以个人股本作抵押贷款等。

　　“以湘江涂料公司为例，这样的界定产权和收购方式，使得88%的国有资产在10天之内被一笔挥掉。”以研究改革与现代化问题中外历史比较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指出，这一做法在国内可能并不是最激进的，“但即使在实行激进‘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也没有这么干的”。

　　“经过这些年的民营化后，中国的国有资产净值还存在多少？”秦晖提出这样的疑问，“事实上，相当部分的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进入了权贵私有化的循环。”

　　因此，一些站在国资和职工利益立场的学者，认为正是与之类似的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不仅攫取了公有财产，也直接导致了1990年代中后期的个别人暴富，而广大职工生活艰难。约翰·奈特、李实和宋丽娜的《中国城乡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披露，仅1995—1998年，就有2400万的国有企业员工被解雇，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也没有保障，生活的不安全感在增加。一项调查表明，一些1992年下岗的工人直到2000年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他们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99年时，估计20%的城市居民处于隐形失业状态。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民众认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失业，其次是腐败，再次是收入不平等。

　　“这边是少数人利用国有企业改制之机瓜分公有财产，制造大量社会不公的事实，中国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部分学者却借此转换命题，推行国企私有化。”“新左派”学者的代表人物左大培对《商务周刊》说，“这种对公平的忽视，是一些人以效率优先，将‘蛋糕’作大为借口造成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等人的观点遭到很多同行的反对。“上述情况并不是国企改制的主流。” 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双重置换”模式在现实中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大部分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同时也通过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方式，实现了职工身份的转换，并未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

　　张文魁的依据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于2004年对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国研中心共向6627家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即二级企业)共计1524家，全国11个省市的其他国有企业5103家。

　　张文魁向本刊提供的报告显示，从改制方式来看，在全部改制企业中，有45%的企业是通过单纯的存量国有产权转让来进行改制，有31%的企业通过单纯的增量吸引非国有资本进行改制，有24%的企业是通过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改制。

　　调查显示，在改制后企业的第一大股东不再是政府部门、国有资产经营类公司和国有企业等国有单位的情况下(含国有股全部退出的情况)，70%的企业都通过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方式，使全体职工与原国有企业解决了劳动关系，也有13%的企业没有这么做，但保证职工继续就业。

　　在理顺劳动关系的改制企业中，经济补偿金的平均水平为每人18300元。其中75%的企业以现金支付经济补偿金，21%的企业将职工经济补偿金折为本企业股权，4%的企业并不将经济补偿金发给职工或折成股权，而是作为改制企业欠职工的债务。

　　“仅用1万多元就买断工龄，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左大培说，在实际的改制中，大多地方政府和企业是以效率优先为名，严重损害了广大职工的利益。

　　“让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本身是好的，但在先富的过程中，政府将资源和权利向一部分人倾斜，这就错了。”游学过德国的左大培指出，“西方经济学讲资源是稀缺的，而我们产权改革让先富的少数人占有其他人的机会和财富，其他人就只好穷了。”

　　利润高是一个错误的效率观？

　　有人暴富了，有人贫穷了，那么社会的整体效率是否提高了呢？这不仅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争论的又一焦点，也是所有民众对产权改革进行价值评价的重要基础。

　　“产权改革不仅导致社会不公平，本身也是无效率的。”左大培说。

　　但左大培的这一观点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机制不行。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问题更大，特别是一般性竞争性行业，许多企业如果不改革就得破产。”参与起草“十一五”规划的张卓元对《商务周刊》说。

　　但犟脾气的左大培认为，破产也不能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他说：“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人，一提国有企业就说是没有效率的。这是错误的偏见。”

　　按左的说法，这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他指出，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确实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而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作国有企业的无效率。

　　“利润高了，是不是效率？我认为不是。”左大培说，“按西方经济学讲，效率就是人们的福利。大多数人的福利都提高了，就是效率提高了，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也就是有人变得更好，但没人变差才行，这是真正的效率标准。”

　　从这一标准来看，产权改革的过程上，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一两个人日子变好，其他人都变坏了。据左大培介绍，他到过一些江苏和辽宁的国有企业实地考察，“改制国企企业员工大都感到更痛苦了”。

　　左大培认为，利润高是一个错误的效率观。“利润是分配问题。工资少，利润自然就高了；或者是工人工资不变，而劳动时间变长，劳动强度增加，利润和产量都会提高。但工人们的幸福感却是下降的，这能说是效率提高了吗？”左大培说。

　　从这一点上，张文魁等人的调查报告似乎也证实了左大培的观点。报告显示，尽管实现了民营化的企业的绩效提高最显著，样本企业改制前后的总资产利润率平均提高了1.82个百分点,销售收入利润率约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但各类在岗员工的人数却减少了7.79%。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利润率的提高与员工裁减的幅度有较大的关联，裁员幅度越大的改制类型，获得利润率上升的程度越显著。

　　“即使只考虑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设计了适当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比主要资金不是由经营者投入的那种私营企业利润率低。”左大培称，大部分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经营困难、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他认为，这些现象并不能证明中国国有企业没有效率，“除了多年担负过高的税率这样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外，造成当时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中很自然的原因，与企业的所有制无关”。

　　左大培的依据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环境千变万化，突然的宏观经济冲击、行业周期问题以及经营者的一时失误都在所难免。今年全国工商联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非国有制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消亡。

　　“从这个角度看，19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很正常。”左大培说，按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率，1990年代中期那些国有企业中应当有90%倒闭，而国有企业只有60%多亏损这一点，“恰好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比私营企业更有效率”。

　　“蝗虫飞过的地方，寸草不生。从速度和实效角度来说，蝗虫很有效率。”左大培说，“我们的产权改革是假效率提高，真效率下降。效率优先的实质就是掠夺的速度快了。”

　　“就在中国许多学者忙于批判东欧被贬义为‘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时，许多让东欧人都瞠目结舌的激进大动作已在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曾被归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秦晖，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的观点与“新左派”的左大培正趋于一致。他介绍说，江苏江阴市在1996年12月30日，提出1997年9月底前结束所有中小企业的改制任务，具体安排是：3月前为发动试点阶段；4—9月为整体推进阶段，10—12月为检查完善阶段。

　　“这样的气魄并非绝无仅有，吴县市也在1996年提出，由点到面，整体推进，花一年或稍长一段时间，完成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秦晖说。

　　这些是激进式的掠夺还是正常的不规范？张卓元认为，整体上讲，中国的产权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各地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和事实，这是改革初期没有经验造成的，后来国家意识到了就进行规范，并成立了国资委。但各地还是有些急切心态，想一卖了之，中央政府对此一直在纠正。

　　“2005年，国资委出台了《转让暂行条例》，尽管有些不够及时，但也是亡羊补牢。大部分大中型的国有企业还会在规范中完成产权改革。”张卓元说，“再说并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卖完了，我们是有步骤有计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据介绍，目前仅辽宁一省的国有企业就还有4483多家，70%是国有独资企业，大多数还未实行股份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

　　“没改的就不要再改了。在这种国家实行‘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就是葬送中国的支柱产业、葬送中国的经济发展、葬送中国的未来。这才是真正没有经济效率的政策。”左大培说。

　　但让左大培难受的是，“没改的还是加速在改”。6月17日，沈阳市召开国有重点企业改革会议。市长陈政高向与会的沈阳机床、东药集团、中兴商业集团等24家重点国企负责人发出“国企改革进入最后攻坚阶段”的动员令，提出“转制不设限”，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控股、参股都可以，但必须在2006年6月份之前完成改制。当日，沈阳市成立了国企改革工作领导小组，6位市领导分别“承包”这24家重点国企，负责推进其股份制改造。

　　国企产权改革是停止还是加速？

　　既然国有企业、公共事业的市场化产权改革的效果在民间与学界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这场改革是否还会继续下去？这是目前论战各方争论的第三个焦点。

　　“目前如果不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不仅不能缓解矛盾，而且还会造成更大混乱。”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总编辑周为民对《商务周刊》说，“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原因并不是产权改革的方向不对，而是没有搞好产权改革。”

　　周为民解释说，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化需要基础和条件，然后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市场的基础就是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这个主体要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就是产权要清晰，因此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基础；市场化的条件就是要打破垄断，充分竞争。

　　他认为，回顾中国国企改革过程，长时期中并没有真正下决心从战略全局上坚定周全地布署、组织规范的产权改革，“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或者认为是管理问题，或者说是腐败问题，又说是冗员问题……政府总想绕开产权这一核心问题，但这个问题在现实中是绕不过去的，结果就是马克思说的，客观规律是要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于是，产权改革在各地成为一个自发的乃至无序的过程，这当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说产权改革方向错了，这是因果颠倒”。

　　与左大培不同，周为民认为，今年以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及市场化出现了徘徊的现象。

　　周为民的看法可以从国资委对MBO的态度找到证据。去年“朗顾之争”高潮进入尾声之际，一直保持沉默的国资委高层发表谈话，称现行情况下MBO问题很多，确实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因此由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反对管理者收购”，到“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者收购”，最后断然宣布：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只能在极严格的条件下公开公正地试行。

　　2005年5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表示:“由管理层受让企业国有产权并控股，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这不利于国有大型企业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建立市场化配置经营管理者的机制，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这也可看作对公众舆论的回应。总之，这次争论的结果，无论从舆论上说或从决策上说，都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添加了公平的分量。”刘国光对本刊说。

　　9月底，李荣融考察神华集团、中煤集团两家中央企业时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不好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李荣融强调：“中央企业必须成为行业前三名，否则就谈不上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实事求是地说，国家对小煤矿就调控不了。中央企业在煤炭行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低，影响力还不够，导致去年煤炭价格飞涨。”李荣融对两家中央煤炭企业高层说，“如果中央企业煤炭产量占到全行业的40%-50%，最好能够达到60%，

宏观调控就会很好实现，就可以更好地保障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李荣融的讲话，一度被看作是国企将再度扩张的明确信号。

　　“中国需要的不是‘国退’，而是‘国进’，我们应当在所有的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需要巨额资本的产业中建立并发展强大的国有企业。”左大培说。

　　周为民则感到担忧，他想起了邓小平讲过的一句话：“我就担心丧失机会。”“如果缺乏清醒的战略思维，把没有搞好产权改革当成产权改革的方向错了，以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摇摇摆摆，反复不定，就会造成很多混乱，甚至丧失改革的机遇和条件。”周为民说。

　　对此，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张卓元给出了一个解释：“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信号，国家从来没有说过全部行业都要国退民进，而是有进有退，国有经济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因此国资委领导表态说要加强对某些行业的国企份额并不意味着改革方向要变，政府要过多的干预市场。”

　　据张卓元介绍，1998-2004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3.8万户，减少了42%，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7524亿元，增长了34倍。与此同时还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1998-2004年，中国进入

世界500强企业由3家增加到15家，其中14家是国有企业。

　　张卓元介绍说，“十一五”期间，国有资产重组和产权流动还会努力推进，力争在2010年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任务，国资委也有明确表示，力争到2008年完成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解决历史遗留的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

　　“一句话，目前，从政策上看，产权改革不会停，还要继续的。但会更加规范。”张卓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