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无奈国有化

　　当一块出现危机的好资产重新分配时，众多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目的企业和政府力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参与其中。

　　市场的本质是竞争分配，然而在“德隆危机”过去的500天里，其实业资产处置却陷入质疑的漩涡。民资血统德隆的实业资产几乎均被国有化了，其赖以扬名的战略整合也在散去。这是中国的经济规律，还是扭曲的配置？

　　“对错只存在于某个时点上，没有永远的对的事情。”一位老德隆人说

　　□记者 吴金勇

　　“德隆系”崩盘已经一年半时间，许多问题在接近水落石出。

　　8月3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德隆第一案——德恒证券案一审宣判,包括德恒证券原总裁韩新林在内的8名被告人均被判有罪。据知情人透露，不久德隆另两个核心案件“友联案”和“唐万新案”将会开庭。同时与“德隆系”金融资产相关的17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债务处置问题，“也进行得稳定、有序”。

　　然而，“德隆系”的实业资产处置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曾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德隆集团，其实业资产大多已各有归主，但几乎尽数落入国有企业口袋的结果，却颇为让人争议。

　　“这一资产的流向与8年前的情形恰好相反。是反攻？是轮回？都不是，是中国的经济规律。”张万军这样回答《商务周刊》。张是1986年德隆成立时的元老之一，曾是德隆二号人物。1998年后，张万军一直在打理德隆的国外办事处。

　　张万军所说的“8年前的情形”，指的是1997年德隆高层在北京召开的“达园会议”，这是德隆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在会上，德隆的核心人物唐万新认为，通过购并重组一批国有企业，可以使德隆迅速做大做强。达园会议确定了德隆下一步的战略：通过产业并购整合，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由此，大量国有资产先后收入德隆囊中。

　　到1998年，新疆德隆已控制了包括“德隆老三股”新疆屯河(600737，现ST屯河)、湘火炬(000549)和合金投资(000633)在内的一批有很大潜力的国有资产。2004年唐万新向国家提交的重组方案中显示：截止到2003年底，德隆相对控股的生产型企业有177家，年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年纳税总额近20亿元。

　　而事实上，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德隆的扩张计划远不止此，其野心几乎到了让闻者肃然的地步。“过去的8年，德隆不仅将其涉入的12个国内产业整合到了国际水平，同时他们关注的行业达到了70多个。德隆旗下的中企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拥有上述每个行业中排名前三位企业的完备资料。准备随时在其中寻找整合机会……”熟悉德隆并购业务的北京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对《商务周刊》说。中企东方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由唐家兄弟中的老三唐万川分管，是“德隆系”旗下从事产业研究和金融服务的核心企业。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化作云烟。

　　2004年4月13日，德隆控制的健桥证券令人意外地抛售“德隆系”控制的合金投资股票，当日合金投资股票即告跌停。第二天，“老三股”全线下挫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这时候，大家都跑了。我就从国外回来顶这个事。”张万军说，“是唐万里叫我回来的。他说，公司现在这个样子，你也没有多少事，你回来主持一下工作吧。我说行啊，公司最难的工作在哪？我就去哪吧。”

　　此后的10多个月，德隆经历了自救和托管两个阶段。中粮集团、中国非金属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上海汽车集团、山东潍柴……一大批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先后入主了原德隆系实业资产。

　　“你为什么认为德隆国有化是经济规律？”记者追问张万军。像许多原德隆高层一样，在故乡新疆的他也时常在寂静中沉思。“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与8年前有本质不同。”张回答到。

　　“有哪些不同？”记者追问。

　　张万军又静默片刻说：“我还没想好……” 张万军的答案也许就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中。

　　没有强迫的被迫

　　2004年6月前，国家并未直接干预德隆的自救和资产处置。德隆危机爆发与国家实行全面托管之间短短2个月时间，德隆自己迅速处理了10多个实业资产，其中包括一些上市公司股权。由于债权债务关系、企业资产质量及收购者意愿的不同，价格及交易状况也差异较大。

　　“这一阶段除买卖双方谈判外，影响德隆资产流向的还有其他非市场因素。”长期跟踪德隆的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唐立久对《商务周刊》说。

　　2004年4月，杭州宝群实业公司从德隆手中购买ST中燕(600673)3540万股股权；5月，新疆建设兵团国资局控制的上市公司冠农股份(600251)以8700万元价格收购罗布泊钾盐51.2%股权；6月，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以2.6亿元购买德隆旗下全国第三大水泥生产企业天山股份(000877)5100万股股权；8月，上汽集团洽购德隆旗下重庆红岩汽车股权。

　　“优质的德隆资产中，最先被迫卖掉是罗布泊钾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原新疆德隆罗布泊钾盐项目负责人对本刊说。

　　有200万年历史的罗布泊位于新疆若羌县东北，从哈密出发，沿途经过雅丹地貌、楼兰遗址，越野车也要走上8个小时才能到达。“去一次罗布泊，你才能真正体味地球是圆的。但就在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德隆居然找到并投资了一个国内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资源——钾盐。”这位负责人对本刊描述道，至今仍啧啧不已。

　　1995年，罗布泊地区发现了亚洲最大的钾盐矿床，构造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探明钾盐工业储量2.99亿吨，经专家测算它的潜在经济价值超过5000亿元。

　　“这样好的一个项目，从发现那天起，包括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许多大公司都盯上了，但民营企业德隆凭借对市场的敏感，最先下手，并占了先机。”国内投资化肥规模最大的中央直属企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一位投资部门经理对本刊说。

　　1998年12月，新疆德隆控股的新疆三维矿业股份公司成立，主要开发三种具有新疆特色矿产：蛭石(主要用途是保温材料产品，70%出口)、硝酸钾矿和钾盐。

　　2002年4月，罗布泊钾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董事长为德隆国际执行总裁丁光平。“罗布泊崛起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钾盐基地将改写中国钾盐历史。”丁光平当时自豪地说。德隆的计划是到2004年形成20万吨钾盐生产能力，到2007年形成年产钾肥120万吨产能，第二期到2010年形成220万吨产能。据本刊了解，2004年，中国钾肥缺口达600万-700万吨，每年要花费上亿美元进口钾肥，而目前国内市场上钾肥每吨净利润约为1500元人民币。

　　“这么好的企业，唐万新怎么会舍得卖？”原罗布泊钾盐项目负责人对《商务周刊》解释说，“到2003年底时已没别的办法了。原因有二：一、德隆系资金链断了，需要钱；二、这时银行已对罗布泊钾盐项目‘只收贷不放贷’，项目经营不下去了。”

　　据《商务周刊》在新疆调查了解，2003年下半年，由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各大银行均开始收贷。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政策，但在执行中却发生了一些让德隆系不满的“针对性措施”。原本罗布泊钾盐在某国有商业银行有一笔4000万元贷款，前期双方有约“到期转贷”，但到期时银行方面不干了。

　　“信贷人员私下说，谁都认为钾盐项目好，但不幸的是你们公司染上德隆了，是总行不让贷。”这位罗布泊钾盐负责人说，有在业务上打过多年交道的相熟银行信贷人员告诉他，“一些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对分行有一条针对德隆系的口头通知——只收不贷。”

　　据了解，罗布泊钾盐项目所在地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对德隆系企业贷款余额3.3亿元，其中64%被划为不良贷款。该负责人举例说，建设银行将巴州罗布泊三维矿业有限公司(罗布泊钾盐的投资方)流动资金贷款4100万元列为次级贷款，他认为，这是依据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规定，对德隆系企业贷款不论贷款形态如何均划为不良贷款的结果。

　　该负责人叹息道：“2003年，罗布泊钾盐项目刚要盈利，银行就收贷了。无论贷款到期还是不到期都得还，这对所有中国的企业来说都是最可怕的。”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德隆的罗布泊钾盐项目上。据新疆银监局调查，2004年7月，德隆系的新疆屯河喀什果业公司在疏勒县建设银行的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在尚有10个月才到期、且按期付息的情况下被定为次级贷款；中国银行则将德隆系企业塔里木水泥厂流动资金贷款2500万元由正常贷款转为可疑贷款。

　　面对银行的举措，罗布泊钾盐该原负责人称自己曾质问一位国有商业银行支行行长：“你们是国有商业银行，如果现在储户都来挤兑，国家不支持你，你们银行垮不垮？”

　　“这个和我说不着，我只是公事公办。”支行行长答道。

　　在内外交困中，2004年5月19日，罗布泊钾盐被卖给冠农股份，并完成了工商过户。为此，冠农股份以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的方式支付转让价款8700万元。

　　“德隆刚一出事，罗布泊钾盐就被卖了，而兵团的这家上市公司(冠农股份)并不懂化肥行业。”原德隆并购部的一位经理对本刊说。

　　事实上，罗布泊钾盐的股权设立就是平衡地方利益的结果。在德隆时代，罗布泊钾盐公司股本金是7025万元，其中新疆巴州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3600万元出资占股51.25%，新疆哈密金矿以现金1500万元出资占21.35%，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700万元出资，占9.96%。

　　“这种股权设计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罗布泊钾盐属于巴州，而它的实际经营地点在哈密。开采巴州的矿，在哈密经营，财政收入上缴哈密了，这样巴州政府肯定不高兴。为了两全，德隆与巴州政府共同成立了巴州矿业，并以巴州矿业为控股。”罗布泊钾盐的这位原负责人说，“德隆出现危机后，地方政府的话事权自然进一步增大，并找来了‘二道贩子’冠农股份。”

　　“二道贩子”的说法不大好听，但冠农股份确实刚刚买到罗布泊钾盐股权，就开始寻找下家。

　　“差不多是同时吧。冠农股份是5月末正式接手，7月份，他们就和国投开始正式谈转让事宜了。”罗布泊钾盐的现控股方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一位负责人对本刊说。

　　据了解，罗布泊钾盐的转让问题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治区方面主动找到国家发改委和国资委，二者又引荐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入疆。2004年11月19日，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在乌鲁木齐，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自治区政府签署了合作三个协议框架协议，一个是钾盐的，其他的是煤炭项目。”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这位负责人说。

　　2004年末，罗布泊钾盐正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并增资扩股至5.4亿元。冠农股份让出控股地位，股份由原先的51.2%降至23.45%。尽管冠农股份失去了控股地位，但所剩股份的价值也比原先增值了几千万元。

　　“冠农、地方政府、兵团都获益很多，应该说是多赢局面，我们也满意。”国投的这位负责人对本刊说，“不过，只有我们是拿出了约3.6亿元真金白银。”

　　对德隆的产业资产是否被贱卖的问题，唐立久评价到：“这个阶段在德隆的资产处置中可能是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我认为情有可原，因为此时德隆事件尚在发展中，情况不清。这样一个复杂的事情，当地政府当然希望尽快解决。”

　　当然，在新疆还有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德隆出现危机后，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但德隆错失了地方政府关心德隆的机会。从2003年9月一直到2004年9月，特别是2004年4月13日德隆危机全面暴发后，唐万里和唐万新没回过新疆，他们也从未与新疆地方政府有过任何联系。

　　内部人告密？

　　2004年6月，对德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自2004年3月德隆发生信用危机后，上海、四川、重庆、湖南、新疆等地自然人和机构掀起向德隆讨债风潮。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银行纷纷起诉德隆系公司。由于德隆金融问题复杂，涉及面太广，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监会等先后不同程度介入德隆危机。

　　金融问题的复杂性在新疆就可见一斑。2005年9月1日，一年一度的“乌洽会”在乌鲁木齐隆重召开，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节的心情。此前一天，新华社刊发了德恒证券高管被判刑的消息，有160多位德隆讨债人来到自治区委、区政府附近的人民广场上访。

　　据了解，在国家全面规划下，目前，涉及全国17个省市的德隆金融债务中的个人债务已基本兑付，但由于个人资金以机构名义购买德隆金融产品情况争议较大，各地处理程度参差不齐。乌鲁木齐的这160多名债权人就属于处理难度较大的，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德隆控制的金新信托代买国债。债权人代表杨亚南称，他们是在德隆出事后，才知道金新信托属于德隆系。金新信托的金新大厦是乌鲁木齐市中心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在同一座大楼里，德隆控制的金融机构——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与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新疆证券业协会、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协会比邻而居，而金新大厦的旁边就是各家国有商业银行分行。

　　杨亚南说：“有这么多显赫的政府监管机构和银行做街坊邻居，让我们对金新信托非常信任。”

　　尽管仍心有不满，但杨亚南等人都认为，德隆的金融资产由国家出面进行处置，是正确的选择，最可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那么国家出手解决德隆实业资产的诱因是什么？

　　“主要是韩新林(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告密。”采访中，大多数原德隆旧部这样认为。

　　2004年4月30日，德恒证券公司董事长张业光出逃，据说逃往了东南亚。5月2日，时任德恒证券总裁的韩新林给律师打电话。5月4日深夜，韩与律师长谈，并于当晚与律师商定出一份《法律意见书》——即所谓的“告密信”，说明德隆集团内部的控制关系。5月5-7日，德恒留任的所有高管与律师分别谈话。5月22日，《意见书》写成。

　　5月底，韩新林先后将一摞合计400多页的《意见书》和两本附件递交给中国证监会和公安部证券犯罪稽查局。

　　《意见书》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德恒证券与德隆国际的关系，二是德隆国际控制德恒证券的后果，三是建议。中心思想是德隆国际操纵了德隆各子、孙公司的具体经营、人事和资金调用。

　　据《意见书》载，德隆国际仅是德恒证券的间接控股股东，但德隆国际却直接破坏了德恒证券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德恒董事会依法享有的“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职权遭到了德隆国际的侵犯。

　　《意见书》中写到，2003年5月28日，德恒证券收到由德隆国际总裁唐万新签发、以德隆国际控制的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名义下发的友发(2003)第107号《关于下发2003年度经营计划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德恒证券“执行友联战略管理总部和财务管理总部与各金融机构联合制订的年度经营计划”；

　　2003年5月5日，友联中心金融产品总部发《关于对战略并购团队熊成均处分的通报》；

　　2003年3月，由德隆国际总裁唐万新以友联管理研究中心人力资源部名义签发的《通知》，以通知方式向德恒证券推荐任命薛明为德恒证券战略并购部总经理。

　　《意见书》称，间接控股股东超越董事会之上，直接干预德恒证券人事工作，不仅越权，而且没有法律根据；更为严重的是，德恒证券有一笔总额为22.6亿元“无对应资产”(由德恒划出)的用款确认书，签署人为德隆国际工作人员杨力，“德隆国际直接以行政指令手段，为德隆国际利益调用控制公司资金且数额巨大”。

　　除陈述被德隆国际操控的事例外，《建议书》还详细披露了德隆国际控制下属公司的手段和途径：德隆国际依托SAP的CRM系统的技术支持，对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进行动态管理，并通过每天召开的例会，向下属证券公司索要报表，下达指标。

　　“这不是告密，更谈不上叛变。向敌人告密才是叛变，而德恒证券与政府不是敌对关系。”针对有关韩新林写告密信的指责，一位接近韩新林的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为韩辩解说，“当某一重大事件出现后，公民和组织有义务让国家有关部门知道事实真相，政府据此能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对各方都好的结果。”

　　“这不是将所有问题都往唐万新身上推，这是事实。”他说，“这里不该有道德评判，唐万新是男子汉，就应该负起责任来。”

　　据多位原德隆旧部称，此后，国家有关部门认识到“德隆问题很严重”，下决心出手整体处置德隆，而《意见书》为国家整体处置德隆资产提供了索引。

　　在德隆的产业资产方面，2004年6月初，由银监会和国资委组织一批央企开了一个通报会。“会议要求有能力的国字号、中字头企业积极参与德隆资产重组，要‘救’德隆企业一把。”参加会议的一位央企负责人对本刊说。

　　与此同时，在中国银监会主导下，中国工商银行牵头德隆的15家债权银行组成债权人委员会，协调各家银行。此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召集各大德隆债权人银行的行长级管理层赴京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要求所有德隆的债权银行停止对德隆的逼债。有媒体说这是为防止动荡加剧，而据本刊了解，叫停逼债是因为银行监管部门经过调查后，进一步了解到了德隆系企业贷款真实情况。

　　根据2004年5月新疆银监局对新疆德隆系企业贷款情况进行的摸底调查，截止到2004年4月30日，新疆德隆系企业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为73.96亿元。其中正常类36.56亿元，约占50%；关注类贷款27.68亿元，约占37.4%；次级类贷款9.55亿元，占12.9%；可疑类贷款仅0.17亿元，占0.3%。

　　“停止逼债是对此前各银行过激行为的纠正。”新疆一位国有商业银行人员对本刊说。当然，这并未影响国家处置德隆的整体思路。此时国务院已成立了5人组成的德隆问题领导小组，由国务委员华建敏牵头。“国务院对处置德隆系风险已有总体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在一次德隆系风险处置工作会议上说。

　　2004年7月18日，唐万新从境外归来。

　　唐万新返京后，给国务院、中央政法委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一，德隆所有的行为都是他指挥的，所有的责任由他承担；第二，他有能力、有信心化解这次风险，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风波结束后再接受司法审查。

　　唐万新回来的第二天，各方就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据本刊所知，在此后的两周内，类似的会谈总共启动了不下10次。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高层，以及由工商银行牵头的15家债权银行组成的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分别与德隆面对面地深入交流了“金融实际情况、关联债务处理、重组思路”等问题。

　　会谈的进程大致分三步：德隆汇报情况，听取各部门反馈，制订初步方案。经过两周左右的讨论，德隆在7月26日拿出了一个《市场化解决德隆问题的整体方案(德隆公司建议稿)》。随后该建议稿和厚达一尺左右的相关附件被递交到了央行。该方案经过与各部门的反复磋商后，又由央行执笔起草了一个总体建议上报给国务院。

　　递交上去后，德隆焦急地等待国务院协调会议的结论。可等来的是风云突变。8月2日，有关部门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对唐万新采取了强制措施。

　　8月26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德隆签署《资产托管协议》。此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唐万新也承认：“我以委托理财的方式调用德隆控制的‘老三股’、天山股份和重庆实业(000736)等上市公司的资金；以拆借的名义从银行(昆明、南昌、长沙、株洲、新疆、银川、陕西、淮南等地商业银行)融来资金；另外，我还从德隆产业中非上市公司部分调来许多资金。这些连手续都没办，一共约有50亿-60亿元。”

　　“这之后，国家一些部门对德隆的主要认识是德隆问题很严重。”德隆集团的法律顾问、北京汉衡律师事务所罗辑律师认为，这种认识在现实中也为司法部门审判德隆相关案件平添了波澜。

　　2005年6月，德恒证券案开庭。在法庭上，控方出示了中国证监会的一份行政认定。认定德恒证券没有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但德恒案件被告辩护律师陈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证监会的这一行政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有推卸责任之嫌。陈敢的理由是，证监会的认定书不属于国家规定7种刑事诉讼证据之一；而且2002年3月中国证监会曾向德恒证券颁发了业务许可证，虽然2003年9月全国更换许可证时，德恒的许可证被取消了，但证监会不能否认德恒证券2003年9月前拥有资产管理资格。

　　事实上，不仅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也出具了一份行政认定，但在法庭上并未出示。该认定书指称德恒证券所从事的保底收益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但陈敢律师强调：“这是罪名解释，银监会没有与罪名相关的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有这个权力。”

　　2005年8月末，德恒证券原高管均获罪，最高刑罚为7年，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据记者所知，这也是唐万新被控的三项罪名之一，另两项是操纵股价罪和非法经营罪。

　　“国家一些有关部门在处理德隆问题上是带着有色眼镜的。”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强调，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三星集团的资产负债率曾达到257%，远比德隆大，而且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但韩国政府选择了支持李健熙和三星，才有了今天三星超越索尼的复兴。

　　“我们应视民营资本为社会财富，而非异端。”李肃说。

　　华融的去德隆化争议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德隆资产后，随即成立第一重组办公室，由原股权部总经理杨芬任主任，证券业务部总经理王小波任副主任，总裁杨凯生亦亲自挂帅督战。

　　华融结合德隆系资产分布情况，在全国20个办事处设立了第一重组工作组，并先后向德隆系有关企业派驻了金新信托停业整顿工作组，德恒、恒信、中富三个证券公司托管经营工作组，德隆国际、新疆德隆、新疆屯河三个资产托管经营工作组等共7个专项工作组，同时开始对德隆的实业和金融资产与债务分头进行清查、登记。

　　德隆系企业各层人员对华融公司的托管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挡住了逼债风潮，德隆信用危机的非理性蔓延被阻止，企业资产和人员安全得到保护；二，逐渐修复德隆企业信用，协调银行体系放松对德隆系融资及信用活动的全面冻结，并向新疆屯河和天一实业发放了总额为2.3亿的过桥贷款，专项用于番茄收购和亚麻收购；三，维持了德隆系企业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但委托者、托管者、国家机关、民营企业……不同的利益主体从一开始也有着许多的不和谐之处。

　　以新疆屯河为例，在国家将德隆资产托管给华融公司之前，中粮集团已与德隆签署了一份关于新疆屯河股权的转让协议。

　　“但华融托管后，即8月26日之后，中粮的一些原定计划不得不中止，经营思路和企业运行轨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疆屯河的一位高管对本刊说，当时正是生产的最关键时期，但中粮不得不等待了一个月，直到9月下旬，华融的工作人员才陆续到位。国庆节后，华融职员开始工作。

　　华融进入后，在2004年10月15日召开的每周例会上，华融提出了改组德隆国际、新疆德隆及新疆屯河的董事会并变换法定代表人的意向和方案。很快，新疆德隆和新疆屯河董事会被全面改组，原德隆人员几乎全部换掉。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底，新疆屯河董事会成员15人，其中5名是独立董事，余下的10人中，华融占据包括董事长在内5个席位，中粮只有覃业龙一人以副总经理身份占据1席。11月18日，天山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也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副总经理刘龙光接任。

　　但在改组德隆国际董事会的问题上，华融遭到了德隆方面的狙击。华融一度希望德隆国际董事会原来9名董事只留用一至两名，其他全部替换成华融成员，但德隆对此坚决反对，并上告到央行寻求协调。

　　德隆呈递给央行的《关于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积极配合、保持独立主体资格参与重组工作的请示》中写到：“从商业角度看，华融公司与德隆国际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我公司将全部资产托管至华融公司后，华融公司按照协议要求行使经营管理和资产处置的权利，而我公司将对华融的工作结果承担经济责任。如果按照华融公司的方案，在我公司的董事局中，由华融公司工作人员占大多数，则我公司董事局无法独立从德隆国际的经济利益出发发表意见，我公司将无主体去主张权益和提出疑义。”

　　据透露，华融托管后的2004年9月，德隆国际董事长唐万里来到新疆屯河，组织召开了一个中层干部会议。“唐万里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意思就是大家要稳定，德隆并没有垮，德隆还有资源，给大家鼓气，要对德隆抱有信心。”会议除原德隆的人外，还有中粮集团的派出人员旁听。

　　“唐万里与国家政策不符的讲话，起到的只是个反作用。”一位参与座谈会的屯河人员说。不过原德隆人并不这么看：“在我们看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德隆实行的应该是偿债式托管，但实际上已变为行政接管。”

　　据称，自2004年11月中旬以后，华融与德隆留守人员已鲜有联络。华融已基本抛开了德隆留守团队，照自己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

　　托管与接管之争尚无结论，华融对德隆资产提出的“价值提升”方式又让各方颇有争议。

　　“华融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办事都是以一个组织在走，效率比较低。”原新疆屯河一位高管对本刊说，“华融派来的干部，多数没在实业型企业干过，不大懂生产经营。”

　　在德隆旧部看来，没干过企业的人，自然无法认识到德隆实业的价值。

　　“产业整合一直是德隆引以为豪的企业理念，这是任何企业都学不来的。德隆在产业整合模型的确下过大工夫。”原德隆中企东方一位高层说，“比如在行业研究方面，为了进入某一行业，德隆可以花费数百万元、数年时间进行全球性的市场研究。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

　　“即便是德隆的管理方式，国有企业也很难继承，它们运用不了。”新疆德隆原负责实业的一位经理对本刊自豪地说，许多人都说德隆的罗布泊钾盐项目处于起步阶段，可是没人会想到这样一个起步阶段的企业已能熟练运用全成本预算管理了。

　　“德隆的许多实业都是纯熟运用全面预算管理的企业，这是目前企业管理中的顶级管理，这个框架是德勤帮助搭建的。2001年，德隆的实业都在搞内部管理升级，所有德隆实业全部实行。”这位新疆德隆原实业经理说。

　　德隆的财务管理得到目前正在收购“德隆系”天一实业的新疆创新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松琦的赞叹。“经过尽职调查后，我们发现德隆企业的财务非常完善。”他对记者说，“天一实业在新疆有7个分厂，财务统一，销售统一。这说明德隆确实是要把它当成一个产业来做。也正是如此，德隆才能只用4年时间就真正地把全新疆的亚麻整合为一个公司。”

　　即便是世界500强的中粮集团在进入新疆屯河后，也对德隆的一些管理表示赞赏。“从同行业看，德隆管理下的工厂是优秀的。”从中粮派到新疆屯河的现任总经理覃业龙对《商务周刊》说，“在原料管理、生产组织、设备工艺等方面，屯河是绝对领先的。不久前享氏集团高级副总裁来屯河，一直在夸奖屯河的品质控制和技术管理值得骄傲。”

　　但在经历了德隆系崩盘和华融托管后，这种优秀的实业经营被拦腰一击。华融在2004年10-12月一直忙于了解新疆屯河的情况，中粮集团高层曾主动找华融谈企业下一步事宜，但华融无暇顾及。

　　2004年年报出来后，屯河出现了5000多万元的亏损，2005年第一季度又再次亏损，原本在华融眼中可以进行价值提升的新疆屯河变成了“烫手山芋”。

　　“华融公司擅长处置

不良资产处置，这让他们形成了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唐立久对此分析说，“应该说，实业资产处置对华融确实是新的尝试。”

　　2004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德隆事件的调研报告中对德隆实业资产面临的窘境也分析到：

　　一、华融公司改组德隆董事会后，华融公司派出人负责工作，但不具有原来德隆系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华融公司的国有单位机制及其办事方式不能胜任激烈竞争中的民营企业管理运作；

　　二、华融公司托管德隆资产，表现出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特点和取向，清点资产、变卖还债的思路较清晰，对企业发展远景考虑较少，没有德隆公司人员那样与企业荣衰与共的意识及发展战略取向；

　　三、华融公司作为债权人代表，主要站在维护债权人权益立场上开展工作。根据公司治理理论，当企业出现偿债困难而控制权由债权人掌握时，企业有希望通过改组提高偿债能力，也可能会被过早清算；

　　四、主持重组过程中，带有较多清算偿债色彩，出现资产价值及发展潜力被低估等问题。

　　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对华融的托管也评价道：“华融目前采取被动性处置资产是下下策，它应该学会主动经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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