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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生育政策、养老金制度以及税收体系都会影响到个人对于如何养老的决策。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口老龄化将导致退休人员数量猛增，这种压力将会分摊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人口问题与国有企业疲软的表现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现在采取的现收现支制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国务院试图将个人账户的现收现支制度与基金制度结合起
来，但是进程缓慢。
一般来讲，中国人喜欢“养儿防老”，而生育政策导致的性别偏差，加上女性在自然寿命上的优势，将导致老年人会越来越多，这将给下一代带来压力。由于目前的体制导致个人对工资中用于养老金部分的掌握并不完全，在很多企业，养老金是强制交纳的。而且整个体制基本上只考虑了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又因为个人所得税体制并不适合各地的发展情形，导致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就没有激励加入养老金计划。
原因恰恰是因为“养老金”的自主权问题。目前真正实行的体制是年轻的养年老的，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政府不得不采用从现有的养老金中，提出一部分来弥补上一代的缺口。政府出于平衡的考虑，有激励将养老金变成一种强制收取的费用，但现在的工人对此却不能表达自己的声音。问题出在哪里？养老金的产权难道不应该放在个人手里，由个人自己决策吗？
有研究表明，根据机制依赖比率(systemdependencyratio)，即每一位将钱存入该养老机制的在职人员所要供养的退休人员数，将从2005年的35%上升到2030年的53%，到本世纪中叶则达到69%。换句话说，在2005年，三个不到的在职人员可以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2030年，则是两个不到的人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世纪中叶则基本上是一个半的在职人员就要供养一个了。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将越来越大，导致一代养一代方式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研究还假定了经济增长率稳定和就业率基本不变，但要求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在接下去20多年里一成不变，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意味着现行的现收现支制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每年攀升的缺口直接威胁着整个财政体系的稳定性。即使通过降低退休利益，提高退休年龄，但由于工资税的增长率过高，该体制依然是不可维持的。因此中国的养老金制度需要根本性的手术，而非小修小补。那么转到完全基金制，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呢？因为这样工人们可以对他们的退休账户拥有产权，这与社会主义关于工人当家作主的设想是一致的。
要让工人们对个人账户有激励，持续不断地作出贡献，这只有在工人能够从中获取具有竞争力的回报时才可能发生。所以改革要成功，养老保险改革必须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改革齐头并进，让工人们能够在更多的投资机会中自由选择。除了保证工人们对养老基金拥有完全的权利外，其他的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将养老金的产权明晰起来，就能够使劳动者聚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财富，并且这笔财富能够留给家庭成员和其他人。
当然，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需要相关的配套改革。要达到养老金在新旧制度之间的平稳过渡，中国要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允许银行业到2007年实行完全竞争，利率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尊重私有财产权等等。有人曾经指出：最好的解决养老金危机的选择就是给予个人分享参与的激励。最好的办法是激励个人，把他们对养老保险作出的贡献(包括雇主和雇员)计入个人账户，保证投资获取一定的具有竞争性的回报率。这即是说给予个人这些账户的产权。
一旦工人们对他们养老保险的产权被落实，并在法律上得到可靠保障，那么比起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来，工人们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未来收益预期。而且，在新体制中，人口结构问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绩效只是依赖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投资组合情况，而不依赖于人口的年龄结构。退休人员的保障不再由工作年龄的人来支持；国家也不需要在代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所有权改革，但始终还是陷在怪圈之中。应当清晰地给予工人们属于他们自己贡献出的那一块养老金的产权，这样就能给工人的工作和投资提供激励；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这就像是一台引擎，终将带来更加繁荣的局面。(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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