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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明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从事实上盯住美元转变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并且小幅升值2%以来，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得失以及人民币汇率下一步的走向，一直处于国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
普遍形成的共识是，2%的小幅升值并不足以扭转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也不能显著改善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失衡、资源配置扭曲的局面。一般认为，在中长期内，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需求，加上来自海外国家贸易制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将会继续升值。我们的粗略估计是，人民币汇率在未来两年内还有5%到10%的升值空间。
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此前的评论集中于升值对出口竞争力和劳动力就业的负面影响，但是鲜有人提及人民币升值对加深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副作用。
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是加工制造出口，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因此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未必会显著增加，出口竞争力未必会大幅削弱，劳动力就业未必会明显恶化。相反，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副作用则更值得我们警惕。
人民币升值恶化收入分配的渠道是：首先，人民币升值将会造成我国进口农产品的价格下降。由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已经比较充分地和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会造成我国农产品按市场价格的收入下降，从而造成我国农民的收入下降；其次，一旦农民的收入下降，农民进城务工的动机将变得更加强烈。数量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将涌入城市，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忽然上升，将导致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工人工资的下降。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既是一项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一项倾斜性的收入分配政策。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更多的收入从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居民，从农业比重较高的内陆省份转移到制造业比重较高的沿海省份，从非熟练劳动力转移到熟练劳动力。
考虑到我国已经非常悬殊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人民币升值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副作用就更加不容忽视。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6，而国际经验显示，一旦某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超过0.40的警戒线，这个经济体就濒临社会动荡的边缘。
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不可避免而且是相当明智的选择。那么如何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实行倾斜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在国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另一方面扩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实施正面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来化解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政府既要减税，又要扩大开支，那么这些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从何而来？我们认为答案有二：第一，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黄金原则”，如果某项支出政策对当代人有利，则通过税收来筹资；如果某项支出政策对下一代人有利，则通过发债来筹资。由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对于当代人和下一代人都有利，那么政府就应该从税收和债券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充分发挥其收入分配作用，同时考虑开征污染税和遗产税来扩大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扩大发行国债的规模。第二，在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长期利率的前提下，实施长期的赤字财政政策，并不会导致国家负债率最终上升到不可承担的水平。因此，在当前良好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具有进一步扩大财政开支的空间。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花大力气来打击吏治的腐败。否则这些宝贵的财政资金在中间环节就将被蛀空，甚至可能根本到达不了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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