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成国企无研发机构 创新缺失越引进越落后

　　拥有比较优势的政策、资源及资金却普遍存在低水平的研发能力，这是目前中国国企的现状。作为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企如何担当重任？

　　在1月9日至11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了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相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没有技术开发活动。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即便一些国企引进了技术，但是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技术创新的真正意义和实际价值，在于创新成果的有效扩散。这样才能形成新的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水平提高。但是，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高数量的研发人员 低质量的创新能力

　　在技术创新的各要素中，人是主体，而如何激励人才进行技术创新却是国企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宋先生是某钢铁研究所的一名工程师，今年42岁的他到研究所工作已有20个年头，但至今仍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早八晚六”的工作节奏长年没有什么改变，对单位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是应付了事”。但看到近几年众多领域都出现了一大批40岁左右的学术带头人，他心里开始感觉到不平衡。

　　“我们单位没有形成创新机制，也没有激励文化，嫉贤妒能的多。”宋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牢骚满腹。

　　“在我们研究所干好干坏一个样，而且有时干得好的还不如干得坏的，干不如不干。只要会给领导拍马屁，会搞人际关系，在单位一般都混得不错。而那些有能力、个性张扬的人，都已被挤了出去。”宋先生告诉记者，“有段时间都不想在单位呆下去了，干脆下海经商算了，这样一天天混日子的滋味真不好受。”

　　像宋先生这样对目前工作状态不满意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由于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创新技术自然无从谈起。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高数量研发人员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仅没能像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那样创新、扩散技术，而且不少产业的关键技术自给率很低，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

　　“产权激励机制没有形成。产权激励缺失是我国企业的一个通病，其中表现在技术创新上，一方面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创新者的贡献没有得到产权确认。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创新人才的产权激励基本上没有实行。”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向《中国经济周刊》直言。

　　“越引进越落后 越落后越引进”

　　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中国多年来走的路子，因为成本低、风险小，各个领域都在大量引进国外现成的技术。据了解，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引进国外技术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发达国家平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可以说，近年来，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引进的。而且引进技术的结构极不合理。

　　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目前我国以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生产线为主，专利和专有技术引进不足。2004年我国技术进口合同总金额138.6亿美元，其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等占到52.3%，专有技术所占比重仅为29.8%。

　　“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只有当企业把引进技术转化为内生的创新能力时，才在完全意义上发挥了技术引进的效用。”白津夫一语道破。

　　国有企业在技术引进之后，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充分地对引进技术进行研究、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进而成为技术强国向外输出，实现引进→创新→输出的良性循环。

　　“目前，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花5到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白津夫表示。

　　有资料显示，中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和消化吸收经费两项费用的比例是1∶0.06。而韩国、日本企业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比例则达到1∶5到1∶8。目前国企的技术创新掉入了两个怪圈：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能力越弱越依赖，越依赖能力越弱。两个怪圈反复循环，国企深陷其中挣扎难脱。

　　并非没能力实现自主创新

　　说我国的国有企业并未开展技术创新甚至根本不想搞创新，其实不符合实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科技创新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涌现出了一批勇于自主创新的成功企业。它们的成功证明了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自主技术创新。

　　2000年5月5日，大唐集团代表中国提出的TD-SCDMA技术方案被国际电联采纳为国际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这是中国百年电信史上零的突破。据悉，国家相关部门已决定今年1月开始筹建TD-SCDMA预商用网。预计会有2000多部终端进行试用，如果效果达到标准，TD-SCDMA商用网将正式上马。

　　“大唐自主创新的一条经验是抓住了发展自主标准的机遇。标准战略是我国发展科技的人才战略、专利战略、标准战略等三大战略之一，现代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往往从标准的竞争开始，3G通信领域也不例外。抓住了标准就抓住了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此评述。

　　“可以说，TD-SCDMA系统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进展，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国家把标准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更证明了TD-SCDMA在民族信息产业中的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大唐移动企划部张岩对《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强调政府支持的重要性。

　　和大唐相比，同为国有企业的联想，其自主创新走的却是一条“之”字型发展道路。倪光南把联想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前10年(1984-1994)是“产学研”时期。在这个阶段，联想无偿取得了中科院计算所的联想式汉卡等大量科技成果，重视自主创新，很好地实现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了二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间7年(1995-2001)是“贸工技”时期，联想几乎中止了所有研发，大批技术骨干离去，若干亿元资金被投入兴建“大亚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但却成为重复建设而后被剥离出联想。这时期未有任何新增长点，只能继续扩展“产学研”时期创建的PC业务。近期(从2002到现在)是“国际化”时期。杨元庆任了CEO及以后任董事长，就立即为建设“技术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大大增加研发投入，高薪招聘人才，在高性能计算机、“闪联”标准、TPM安全芯片等方面取得了成效。

　　个别的辉煌并不能完全揭示现实情况，事实上，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60%的企业正处于亏损状态。和全球相比，国企原始创新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话

　　国企如何担当建设“创新型国家”重任？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嘉宾：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白津夫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

　　王元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国企创新为何不如民营

　　《中国经济周刊》：刚刚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获奖项目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营企业参与完成的项目获奖越来越多，占到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的17%。相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显得不足。如何评价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倪光南：从现象上看，似乎民营高技术企业较国企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但实际上，这是由于民营企业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是“新企业”，而国有企业大多是“老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主要来自于新老企业的差别，而不是来自“民营”和“国有”的差别。民营企业中有好的典型，例如华为。国有企业中也有好的典型，例如大唐。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力不强，主要是因为“老企业”遗留下来的体制机制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尤其是一些“老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养成了引进、跟随、模仿的发展思路。

　　白津夫：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机制不完善。

　　首先，国有企业由于技术创新利益分配不明确，往往是技术创新形成的资产和效益是国家的，债务和风险是企业的，责任是经营班子的，负担是职工的。所以，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其次，技术创新决策主体缺失。技术创新是出资人的战略选择，但由于国有企业出资人没有真实到位，致使企业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找不到真正的决策主体。第三，运行机制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与市场结合得不紧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没有与市场需求相衔接，使技术创新成果难以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导致大量创新成果闲置和浪费。第四，调节机制失序。目前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主体仍以政府为主，政府相关部门间存在多种不协调的问题。

　　王元：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它在部门产业本身的性质和它在整个产业中的地位，如果不是经营性垄断，而是依靠行政性手段进行垄断的企业，必然会存在内在动力不强的问题，这是一种本能；其次，和整个国有企业制度深化改革有很大关系。当前尽管很多国有企业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所有权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依然存在，使得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期和任期的有限性，与科技投入创新活动的长期性存在天然性矛盾。因为很多的创新活动并不是能在企业领导人任期内就能产生效益的，而是需要从现在开始到未来5年甚至10年之后才能产生明显效益，而大量的技术革新产生于对现实的竞争需要。

　　研发经费不足是软肋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中国制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到2020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提高到60%左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目前国有企业的科研经费是怎样的情况？

　　白津夫：基础研发费用投入不足是目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软肋。大中型企业的研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根据经济普查的数据，我国仅有一成工业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研发经费只占企业销售收入的0.56%。根据国际经验，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在1%以下的企业是难以长期生存的，比例为2%左右的企业仅可以简单维持，只有比例达到5%的企业才有竞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

　　王元：科技部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也就100亿左右，占整个中央财政的20%左右。但这个投入也不一定都是支持国有企业，还支持民营企业。从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的可能性，政府对科研经费投入的力度方面，显然不再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分。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对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政府对企业的投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增加了对产业关键技术的投入，如产业共同所面临的技术升级的需求，大量新的技术体系的重新构造，其中包括一些关键性技术的突破等；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来引导企业建立一个行业共享的技术研发平台，促进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企业的技术层面，它要通过这种投资来引导一种新的创新机制的建立。从财政的角度，各种税收的减免和优惠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财政投入方式。

　　提高国企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根据有关研究报告，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算一下，中国大约排在28名左右。要想达到2020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提高到60%左右，国有企业该如何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倪光南：首先是确立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和机制改革。例如，在干部考核、待遇等方面，应与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效挂钩。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应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联想、方正等企业的经验表明，产学研是迅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白津夫：应该看到，凡是自主创新成就比较突出的企业，往往机制比较完善。一时之勇式的创新，可能会有某项突破，但是不可持续的。就国有企业创新而言，关键是技术创新机制。首先，国有企业应更加主动。要把建立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放在战略首位，突出以机制建设推动技术创新持续不断地开展；要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力度和建立研发中心，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平台。我国技术创新比较突出的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都在5%以上的水平，比较高的如华为、

中兴通讯等，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10%以上；要有合理的创新人员结构；实施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通过合作制、股份制、产权转让、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把企业与科研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成果能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其次是政府应有力推动。政府应开辟多种渠道，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根据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和创新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大体上应保持达到发达国家一半左右的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引导，集中支持一批对行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技术开发，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逐步引导企业加强机制建设。

　　王元：首先应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所有者在位的问题、治理结构的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应当打破产业和行业的垄断，特别是行政性垄断，使得更多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中，通过竞争开放，来促进创新的实现。其次是要通过组织的淘汰来实现技术创新。在现在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产品的淘汰比较激烈，但市场竞争的本质并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淘汰，关键还是要通过组织的淘汰来实现。而国有企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量的资金通过政府来投入，政府即使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也会通过财政的援助使这个企业能够继续存在。这种通过财政补贴来维持企业的办法，对整个市场的整肃极为不利。如果没有组织的淘汰，实际上，对产业的发展、竞争秩序的维护和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都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