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不仅是多和少的问题

　　见习记者 马 娟 本报记者 李振华

　　数字关天。

　　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任何一个统计数字，都是国家最抽象的面孔；任何一次数据改变，都是社会变迁最简约的呈现。

　　2005年12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宣布，2004年中国GDP总值修正为159878亿元人民币，较之前的GDP数据高出2.3万亿元，增加了16.8%，中国晋升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第三产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从31.9%上升到40.7%。人们赫然发现，“中国龙”又完成了一次自我提升，经济总量增加近六分之一，且已是坐六望四。

　　各种赞扬已纷至沓来。抛开统计方法的改进不说，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合理，更健康；固定资产投资比率从51.5%下降到44.1%，投资、地产等的调控压力也得到缓解；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9.1%下降到6.3%，也降低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顾虑；万元GDP综合能耗也从1.58吨标准煤下降到1.39吨。这些变化不禁让国人喜上眉梢。

　　且慢，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数字，以及数字变动背后的疑问。

　　此次经济统计结果，有多少是统计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有多少是实质上的经济变化？原有的统计方式存在哪些弊端？我国第三产业是否还有被低估的空间？制造业是否被高估？经济过热论是否失去了依据？国家的

宏观调控政策是否会有所变化？

人民币升值压力是否会增加？

　　针对上述问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诚邀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陈耀共聚天下论衡，畅谈修正GDP的“前因”“后果”。本论坛由李振华主持。(马娟)

　　北京报道

　　为什么是服务业？

　　主持人：据修正的数据，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从31.9%上升到40.7%，表明我国经济结构比预想的更合理、更健康。经过修正之后，第三产业是不是已经完全到位呢？还有没有可能更高？

　　许宪春：按照经济普查资料计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就是已经公布的结果。至于第三产业数据是不是已经到位，主要看基础资料的准确性，这次经济普查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核算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料，这些资料要比常规性统计资料全面和完整。

　　庄健：更合理、更健康是相对于修正前来说的，但究竟调整到多少才算到位，这也很难讲。从核算方法、允许误差和国际比较等各角度看，第三产业由32%调整到41%，我觉得更为合理了。普查与年度调查情况不同，动用的人力、财力、物力比较多，应该更加准确。

　　陈耀：我国从90年代初大约1993年开始第三产业份额上升到30%，但随后的10多年时间，这一比重仅有两三个点的变化，而第二产业持续走高，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个人感觉，由于服务业种类繁多，单个规模小，而且分散，尤其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过去没有的新兴服务行业不断出现，这样，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在统计中仍有一些被漏掉的可能。

　　主持人：中国修正之后第三产业比印度低10个百分点，这与大家直观感觉不太一致，究竟是我国第三产业仍有低估空间，还是第二产业有虚高？

　　许宪春：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确实比印度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从第三产业来看，因为中国的工业比印度发展得好一些，所以中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相对低些。印度的第三产业也有发展好的地方，比如印度的软件产业就比中国发展得好。

　　庄健：在非普查年份，进度性工业增加值统计的重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规模以下的工业企业主要靠调查推算的方式完成。由于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仅靠调查推算的方式难以准确把握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需要在普查年份通过普查予以补充核实。另外，由于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企业办社会”现象还没有彻底消除，目前在部分工业企业还可发现一些附属的幼儿园、学校、交通运输和餐饮服务等，而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的内容。这次经济普查涵盖了除了农业之外的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内容，所采用的产业分类较细，也基本与国际标准接轨。这次普查显示工业增加值增加了2.1%，应该是剥离掉属于服务业部分后的结果，只不过目前公布的不是特别详细，读者尚看不到剥离掉的部分罢了。

　　白重恩：从中印两国在整个国际分工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确实应该是这个数字。在国际社会上，我国制造业起了重要作用，而印度是服务业的外包起了很重要作用，所以发达国家需要外包时，若在中印之间选择，往往是服务业外包放在印度，而制造业外包放在中国。我国的新兴的现代服务业与其相比就差距很大，比如商业服务、法律咨询、计算机软件、会计服务等。所以，在人力资源密集的服务业里我国和印度确实有一点差距。

　　第二产业并没有高估，第三产业低估了很多。以前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所以第三产业被低估的多一些，因为有些第三产业活动在企业内部。把第三产业剥离出来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制造业比较重视，所以制造业统计的质量会高一些。

　　主持人：此次普查，方法上有什么变化？

　　许宪春：与常规年度GDP核算相比，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方面是资料来源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企业财务统计资料。常规统计没有提供限额以下批发零售餐饮业企业、资质以外的建筑业企业和计算机服务、商务服务、租赁服务等新兴的服务业企业财务统计资料，这次经济普查提供了上述企业的财务统计资料，为相应企业活动的增加值核算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来源。二是个体经营户资料。平时主要利用工商管理资料，但是有些个体经营户没有进行工商登记，这次经济普查设置了一张个体经营户经营情况调查表，为全面测算个体经济户的经济活动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三是与企业主业活动不同的附属产业活动单位资料。常规性统计就这类活动所提供的资料非常有限，经济普查针对产业活动单位设置了调查表，为相应经济活动的增加值核算提供了依据。

　　第二个方面是计算方法的变化，特别是针对经济普查提供的详细资料设计了相应的计算方法，改变了过去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对部分经济活动采用相关指标推算的办法。

　　第三个方面是具体问题处理方法的变化，例如金融服务增加值计算方法的变化和自有住房折旧估价方法的变化等。

　　第四个方面是分类的变化，常规年度GDP核算的产业部门分类只有26个，经济普查年度细化为94个。

　　主持人：这次在工业上调整大吗？

　　许宪春：就全国的情况来看，差距并不大，分地区来看，有高有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了。

　　主持人：这次GDP的调整可能会在价格上也有变革，之前有一个争论，追究到底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在新普查数据上，有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解释？

　　许宪春：价格调查不在这次经济普查范围之内，所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会发生变化。

　　主持人：此次经济统计结果，有多少是统计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有多少是实质上的经济变化？面对新的经济结构和形势，原有的统计方式存在哪些弊端？应该如何改进统计体系才能使统计结果尽可能的反映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

　　许宪春：这次经济普查揭示出了常规性统计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服务业统计存在缺陷。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在采取措施，并对部分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开始了抽样调查试点工作。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也正在与国务院有关管理部门合作，完善部门服务业统计，包括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影、电视等服务业统计。

　　“经济过热”是否失去依据？

　　主持人：目前投资占GDP的比例下降了，经济过热论是否失去了依据？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形势？

　　许宪春：GDP修正之后，投资占GDP的比重肯定会有变化，修正之后分母就大了一些，但是分子也可能大了。按道理来说，服务业上升比较大，这次普查，消费上去了。

　　陈耀：GDP分母增大以后，数字肯定相应要变小。2004年初，一些国际组织评价投资过热，主要是看投资在GDP占的比重，比如当时判断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历史上经济过热的1993、1994年。我觉得判断经济是否过热时，不应完全看投资比重，最主要的判断是看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特别是在后来煤电油运无法保证，所以必须要进行市场降温。这个数据变化并不会改变当时对投资的判断，因为我们实际上主要是根据资源供给能不能正常的运行来看。现在煤电油运基本缓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不会受影响。

　　主持人：只是由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一些结构问题，比如说这次在几个行业里出现过热，由于数字的诱导，大家把它看成普遍过热，以结构问题代替整体问题。

　　陈耀：最初是房地产、汽车，住和行的两大行业需求旺盛，拉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中间产品的大量投资，再往上导致能源、运输的供给不足，其实是和整个经济联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下游的投资过热，最后传导到上游的供给短缺。这次普查就工业而言，调整变化的不大，所以我认为也不会影响到对行业发展的整体判断。

　　庄健：我认为，仅仅拿投资占GDP比重这一个指标作为投资过热或效益不高的判断，显得过于简单。单就高投资率而言，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投资也是一种需求，投资扩大不仅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在中长期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带动经济增长。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投资。只要投资效率能够得到改善，中国应该保持一个相对高的投资率。

　　陈耀：产能过剩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凸显了。比如，钢铁将出现1亿多吨的生产能力过剩，而汽车生产能力还没有跟上来了，电力也有可能出现90年代末的情形。现在很多行业由于能力过剩造成全行业亏损。比如焦炭行业，前一段时间限制出口，山西的焦炭行业受到的影响非常严重。还有相当行业由于80年代中后期投资过热导致生产能力超出需求，影响非常大。指标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如果依据这个指标来判断经济形势是非常有问题的。

　　主持人：GDP修正之后，可能预示着前几年的增长速度比预想的要快，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要更快一点。调整之后，能增加多少？怎么看中国经济增长率问题？目前和之前采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是过于宽松，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调整呢？

　　许宪春：GDP的总量和结构都变了， GDP的增长速度肯定要变化，但不会变化很大。修订后的GDP历史数据不久就要公布，大家可以看到速度的变化情况。

　　庄健：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有相对高的增长速度不足为奇，关键看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能否持续。我认为，除了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政策变革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共性因素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个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格局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特别大，这就形成了一种推力或“势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生产力会往城里转移，这种转移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逐步消除影响乡城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阻碍，“乡-城”转移以及相应的城市化进程就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我们不应人为地压低或阻止中国经济增长的势能和潜力，而应该从各种积极的角度充分挖掘和发挥这些潜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陈耀：关于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提法叫“平稳较快”，始终要GDP保持一个相对高的水平。比如，年增长7%，这是什么含义呢？它是一个保持基本就业水平的增速，如果低于7%的增长速度，可能失业率就会比较高。但是高应该定在什么位置？是没有定论的。这几年国家每年确定的增长目标都比实际结果低一到两个百分点，实际上是有意给社会、地方政府释放这样一个信号，即我们追求的不是过高的增长速度，地方政府不要过多的把精力放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过于追求速度，最后肯定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白重恩：考虑政策的时候，不仅要看经济增长速度，还要看很多其他的指标。货币政策目的是稳定国家，如果在现有政策之下，宏观稳定能够维持的话，就不需要对它进行太多调整。财政政策也一样。

　　最近看到一个大学里的两个学者做的研究，他们选择1990年和1995年，把人口分成五个等级，看五年以后，最高20%收入的人五年以后是否还占在20%的收入，他们发现收入1990年前20%的人到1995年还在该等级的可能性是50%左右，收入最低的20%的人在五年以后，有很多人收入上去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说明机会也是比较平等的。美国的阶层流动性就比较大。所以，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更多指标，不能只看经济增长，也不能只看基尼系数。

　　贡献与影响无关GDP修正

　　主持人：2005年12月21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无可避免地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布莱尔认为中国经济将成为推动“一切”的主导力量，包括油价上升和物价上涨。中国GDP总量的增大，对世界经济格局会有怎样的影响？

　　白重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肯定越来越大。从经济总量上来说，中国占国际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特别是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也越来越大，即使没有修正，中国经济对世界的经济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的政策、企业来说，要更重视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比如能源和原材料。

　　庄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步伐也更快了。现在国际上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国买什么，什么的价格就高；卖什么，什么价格就便宜”。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分量在加重。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很大，国内市场潜力亟需挖掘的一个大国，如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国外需求，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中国的产业结构需要升级和调整。比如东部沿海地区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可以向中西部转移，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扩散。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中西部如何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来承接这一转移还有待研究。

　　陈耀：对世界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需要利用国际资源，不断增大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同时，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和居民收入提高，使得中国市场由潜在市场转化成现实的、有相当大购买力的大市场。中国这个经济体对世界各国来说也带来了一些机会，特别是投资机会，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自己增长。

　　另外，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在国际上的排序还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很严重。所以最核心的是人均指标，这一点中国经济还是相对落后，只有人均水平提高了，中国才可能真正由大国变为强国。

　　主持人：中国修正GDP后，经济总量一下子扩充了很多，那么会不会导致美国等国家产生戒备心理，会不会导致

汇率的压力更大，对中国货币政策干预越来越强？

　　庄健：我觉得修正GDP对汇率政策的影响不大。影响汇率的主要是贸易问题，但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考虑，不会只考虑经济层面的因素，还应包括就业、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等其他一些非经济因素。从趋势上看，汇率调整的压力还是会有的，但至于汇率下一步怎么调，何时调，还有多大空间，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作更深入的分析和综合决策。

　　白重恩：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很大，但对汇率来说，这次普查的数据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贸易顺差趋势上来说，第三季度比前两个季度下降一点，第四季度目前还不知道，有人预测明年可能顺差会更少一点。

　　当然，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汇率升值的压力也会变大，但是我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会增强。比如，当我们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时，如果汇率调整幅度比较大，就会影响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的资金，影响美国国债的价格和发行，进而对美国的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不只是汇率压力会增大，我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会增强。汇率调整主要依据还是是否对本国的利益有利的，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利益。

　　陈耀：GDP修正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增加，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决定是否升值，如何升值，在中国目前体系下，还是决策者要做出的一个考虑。从中国自身利益来讲，汇率调整幅度和频度不易过大和过快，应该有一个节奏、步伐。

　　主持人：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GDP数据的修正之后，预示着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明中国已经代替日本成为亚洲经济中心，进而成为政治中心，诸位觉得这种判断是不是过于乐观?

　　庄健：这显然有夸大成分，很可能还有炒作的因素。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原因是其他国家基数已经很高了，所以增长也不可能太多。修正前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8%，修正后也仅仅只有4.4%，我们绝对不能夸大其辞，要冷静地思考中国所处的位置。另外，中国经济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背后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也值得关注。中国生产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都非常高，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是难以持续的。应该充分挖掘提高质量、效益方面的潜力，使得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健康。

　　白重恩：其实经济中心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从总量、人均GDP、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只有美国都比较领先，这可以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中心，但在亚洲我看不出来中国能称得上一个中心。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占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比中国GDP占全世界GDP总量要大，在亚洲就会更大一点。从开发新的消费者市场来说，中国的消费者市场增长在亚洲肯定是要起很关键的作用。但从新技术领域，日本肯定是比我们领先很多年。如果要想找新技术，大家不会到中国来找，主要还是到日本去。所以我觉得讲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中心，还为时过早，政治中心就更复杂，这不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还有很多的经济因素。

　　有效率的增长

　　主持人：这次GDP修正后，整个基数变大了，能耗水平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如何看待之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庄健：可能会有些许变化，表面看好一些，但是本质并没有任何变化，比如说河流的污染、耕地荒漠化等等都是看得到的，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应该有所怀疑，而是应该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在落实环节上下一些真工夫。

　　白重恩：关于能耗的问题，我觉得看每个单位能源消耗GDP的价值并不重要，要想节省能源的话，一定要对消费者有激励机制，比如把能源价格一直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不可能做到节能。因此，价格应起到更大的作用，比如让能源的价格市场化，甚至增加能源税，都是有必要的。消耗能源的同时也会带来污染，会给社会带来其他的成本，(征收一定的资源税赋也是合理的)，但我们现在却是世界上能源税征得最少的国家之一。另外(降低能耗)政府应发挥应该的作用，促进公共交通的改善，降低个人开车对汽油的消耗的增长等。

　　至于污染，我们现在对污染的治理确实是关注不够，如何去治理污染，改善环境，除了刚才我说的能源税以外，比如说污染排放权交易的问题，应该进行尝试，这种方式效率较高，同时也会有效地降低污染。

　　陈耀：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我想谈一个方面，就是土地的利用。目前GDP增长跟土地大量的占用密切相关，要节约资源，不光是能源资源、矿物资源，还有土地资源。我非常赞成温总理讲的话，今后其他政策可能有弹性，但土地的政策是一点不能动摇的，这个政策就是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现在沿海有一些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开发区里面不准搞一层的厂房，而且单位面积的投资强度要加大。我觉得逼迫提高土地的可利用率的政策要坚持。

　　第二在环境控制上，作为企业对环境保护是没有积极性的，必须在体制安排上要企业不得不重视环保问题。目前作为环境管理部门的环保局要对环境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制，实践中非常困难。所以需要增加环保部门的权威性。

　　主持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过多地追求速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庄健：究其根源恐怕还要归结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制上。与GDP这一非常容易理解的指标相比，如何全面衡量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并非易事。我注意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倡导绿色GDP核算体系并进行了研究、测算和试点。由于还存在一些具体核算方法上的争议和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宣布正式测算和公布“绿色GDP”指标。如果中国能在测算国家特别是地区绿色GDP方面取得成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目前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所存在的弊端。

　　陈耀：我国地方政府往往是当地经济的推动者，所以政府业绩的考核指标是很重要的导向。各地方都在攀比经济总量、人均量、增速，而现在如果把环境因素纳入考核指标中，比如经济总量完成很好，速度上去了，但是消耗指标多，考核的时候一样也是不合格的，或者把消耗作为一种扣除。这就可能保证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有助于各地方考虑到环境的保护责任。

　　白重恩：在劳动力、能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等方面，有些市场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其他方面光依赖市场是不够的，政府应该起作用来改善市场运行的效率，负担起一些基本的监管职能。比如说有欠发员工工资的问题，政府要管；能源消耗高，政府就应该增能源税，督促人们节约能源。环境污染光依赖市场肯定不行，问题是该怎么来做？绿色GDP是很好的概念，但是现在还很不成熟的，要继续做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再做。解决污染问题是需要中央政府统一考虑，垂直管理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方向。

　　还有一种办法，地区之间攀比GDP的增长，现在可以选择一个替代的指标，比如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标进行评比。因为环境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生活质量指标，能够反映出环境质量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就有更强的积极性来保护和改善环境。其次，随着经济的增长，如果说劳动力流动比较顺畅的话，劳动力也会选择生活质量比较高的地区来进行投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