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跳跃

　　新的GDP数据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状况提供了帮助，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没有消失

　　本刊记者 胡蛟／文

　　这是一次真正的“跳跃”。

　　“我国2004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多2.3万亿元，增加了16.8%。”12月20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基本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

　　由此，中国按美元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意大利，由原来的世界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

　　在GDP总量多出的2.3万亿元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了93%，增加值为6501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加21297亿元，占GDP的比重由31.9%上升到40.7%；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3904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加1517亿元，占GDP的比重则由52.9%降为46.2%。

　　显见，中国GDP的总量和结构，都因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下称普查)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此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普查合并了原有的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并将建筑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一部分纳入普查范围；普查对象则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自2003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2005年1月1日开始登记填报，直到2005年12月发布主要数据公报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此次普查共费时两年，动员了上千万人力，终于得出了对众多国民经济指标具有重大影响的结果。

　　推敲数据调整

　　普查使2004年第三产业数据上升了约48.7%。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第三产业在普查前会有如此大幅度的低估？

　　“常规统计中，第三产业存在明显的漏统问题。”李德水指出，原有的第三产业统计存在五个方面问题：一是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服务业基础统计工作仍然非常薄弱；二是第三产业情况复杂，统计上本身就存在困难；三是私营、个体服务业发展迅速，但非常分散，变动频繁；四是新兴服务业资料不全；五是工业、建筑业企业办的一些附属服务业被混统在第二产业或被漏统了。

　　其中，第三个方面或许是最重要的。如李德水所称，在个体、私营经济成分占较大比重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三个行业中，普查后的增加值比常规统计多出近1.5万亿元，占第三产业新增部分的70%。

　　那么，在这次大规模普查之前，数据又是如何得到的呢？

　　据一位曾供职于国家统计局的人士介绍，在计划体制下，很多统计指标都通过报表制度获得。由于当时经济中的大多数单位都直接处于政府掌握之中，报表制度无疑是最有效的。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控制的机构越来越少，政府体系外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而这些单位是没有报表的。于是，国民经济核算只能逐渐开始采用抽查和普查相结合的办法，通常是五年做一次普查，有时还有快速调查等等。

　　通过这类一次性的调查，获知“非阴影”和“阴影”部分(“阴影”部分指处于报表制度之外、难以长期监测的经济活动)在某一时点的比例关系，在未来若干年内，就沿用这一比例，以猜测“阴影”部分的大小，直到下一次调查。

　　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在下一次调查之前，“阴影”部分的真实增长只是一种猜测。

　　事实上，中国在1993年曾经对1991年和1992年全国第三产业情况进行普查。普查后，1992年和199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原来的统计值分别增长了33.2%和24.6%；而1992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4.3%，比原统计比重提高了6.1%。

　　但在此后的统计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所回落，始终在31%—34%左右徘徊。这与现代经济发展中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升高的普遍规律无疑是相违背的。从这个意义上，2005年的普查结果应该说更加接近真实了。

　　学者们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在近日召开的“《财经》年会‘2006：预测与战略’”上，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称，他与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对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显示，根据以前两国正式公布的第三产业各行业占各自GDP的比重中，差距最大的是批发零售餐饮业，净差6.7%；其次是交通运输，中国比印度少2.6%——这显然与直觉不符。“新的GDP数据是对以前数据的一个很大改善。”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主任郝福满对此评论道。

　　宏观经济再认识

　　同样在“《财经》年会‘2006：预测与战略’”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到，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于决策部门的经济预测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那么，对于认识宏观经济而言，这次普查的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应该澄清的是，经济普查数据改变的，只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只是我们过去对经济状况的种种认识。无论现在的数据与过去的数据哪个更正确、更接近真实，如李德水所言，都“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本身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与人们日常生活更密切相关的各项人均指标在普查之后的变化是相当微弱的。

　　在经济指标变化中，最直观者，无疑是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12月20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中国2005年的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越英国与法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各地区经济总量也都会有一定变化，但各省、市、区的数据尚在陆续发布之中。已公布的分省数据显示，广东2004年生产总值比年快报数增加2825.16亿元，为18864.62亿元，暂居全国首位；而北京调整后的2004 年GDP总量为6060亿元，增幅达41.5%，全国排名也由第15位前移至第10位。

　　另一个重要指标增长率也将面临调整。李德水称，国家统计局正在以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核算数据为基础，对1993年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修正，修正结果将另行公布。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认为，修正后的增长率数据将会有所提高。

　　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很多争论最终都被迫推到数据质量层面，此次数据的最终修正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经济现象。

　　比如，最近几年电力、成品油消费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过高，显得很不正常。有人认为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是增长率数据本身有问题，大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又比如，1998年运输行业、电力消耗等指标较低，但该年的增长率却不低，对此一直都存有疑问。这次普查有助于我们对类似的争论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可望尘埃落定。”

　　结构失衡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随着GDP数据的提高，投资率、储蓄率、外贸依存度、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单位GDP的能耗等指标都将会有所下降，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不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尖锐。梁红则认为，经济硬着陆的风险预期也因此下降了。

　　不过，专家们也一致认为，此次GDP数据调整只是为正确认识问题提供了帮助，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仍然很严重。

　　哈继铭还指出，投资率的下降也潜藏着某种危险，因为这就短期经济走势而言，哈继铭认为，外国投资者可能进一步看好中国商品行业，

人民币升值压力可能也会有所加大。

　　困惑仍待澄清

　　此次经济普查没有涉及任何价格方面的指标。如前述统计局人士所指出的，GDP与价格数据本身来自不同的渠道，在方法论上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们的关联更多的是逻辑上的。但哈继铭与高善文都认为，在另一个层面上，中国的CPI(消费物价指数)指标仍然存在着很大缺陷，与其他数据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CPI指数的消费篮子里服务业的比重应该更高。

　　而且，现在已经调整了GDP数据， GDP增速变快，通货胀胀率是否应比原来大？在低估GDP的同时，是否同时也低估了通胀压力？“经济变量间有内在联系，这个变了那个不变，总得要有一定的解释。”哈继铭说。

　　国内外对于中国GDP数据质量的质疑从未停止过，而且高估与低估的质疑同时存在。对GDP数据高估的质疑，主要来自对部分地方政府倾向于多报数字的认识；低估的质疑，则基于部分政府和普查对象的“藏富”倾向。

　　对此，李德水强调，经济普查有体制和法律等的重重保障，这次普查的数据是经得起考验的。至于地方政府的情况，有19个省、区、市的普查数据比原来的年快报数增加了，12个省、区、市数据比原来的年快报数减少了；数字有增有减，仍然在正常范围内。

　　宋国青则认为，数据精确度的上升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数据就没有误差了。事实上，这次普查结果所声称的4.9‰的误差，仍然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的确，普查数据已经朝真实的情况迈进了一大步，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数据的公信力。不止一位经济学者提到，中国经济总量庞大，没有人可以把握其全部细节；对统计上的微妙调整，“外人”根本无从判断，即便专业学者也不例外。这种状况本身就已经给公众留下了存疑的空间。

　　对此，如同中国其他的众多问题一样，恰当的内外部监督和参与机制当是治本之策。哈继铭建议，中国统计数据要提高可信度，获得世界公认，就应尽早与国际权威组织沟通，取得数据和方法上的认可。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在这方面都很有经验，也对很多国家提供过技术援助。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不应自外于世界。

　　本刊记者王丰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