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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制的矛盾不再像原先那样突出，利益格局更加多元复杂，特别是改革不可能再像前段时间那样普遍惠及几乎所有人群，将不可避免地减少某些既得利益，从而大大增大了目前国企改革的难度。”
“本来都谈好了，但上市公司管理层故意刁难，提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所以这家公司的股改方案我们只能放弃。”某大券商的投行人士在《上海国资》记者前如此抱怨，他说的
这家被“放弃”的公司，是一家身处竞争性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层之所以不愿推动股改，是担心股改后丧失国有控股地位，把自己的“位子”给改没了。
对此，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郑韶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案，而是表明国企改革已经呈现了某种疲态。他说，翻开中国国企改革史，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是全民参与的改革，90年代是国企管理者的改革，而到了现在，除了政府强力推动，支持国企改革的基本力量好像大大衰减！
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整个改革的核心问题和中心环节，牵动着改革的大局。但以“郎顾之争”为转折点，一种新的动向显示，国企改革似乎渐呈疲态，再也无法像前些年一样动力十足，相较前些年的急风骤雨，步伐有些放慢。
“现在国企改革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攻坚阶段，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参与，这种‘疲劳症’态势的产生，非常不利于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值得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警惕！”郑韶对《上海国资》表达了他的这种担心。
改革疲劳？
事实上，改革的疲劳感并非始于近两年，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对改革的疲惫心态已经开始出现，整个社会的心态也由“求创新”转为“求保守”。
据《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教授分析,中国的改革路径，最初是危机导向型的改革,大家都认识到不改不行,逼迫自己去改，人们也确实尝到了这轮改革的甜头，几乎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改革改到现在,“改革”一词,快变成灰色的词汇了。一说改革，就让人想到谁的利益将受损,或者某些人又可以攫取什么利益了。
脱离了危机导向的中国改革，缺失了新的定位，处于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迷茫和徘徊当中。当前对改革的看法，一种是认为改不动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歇一下了;第二种看法是改完了，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了，剩下的事就是要完善，修修补补就可以了。显然，这两种心态都是“疲劳症”的典型体现。
“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2月12日在2006年财经年会上,出人意料地用这样一段话结束自己的主题演讲,这也表明,改革的阻力越来越不容忽视。
而在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层面，这种阻力也不容忽视，重组和改制这两种国企改革的主要形式,遭遇的改革疲劳更是首当其冲。
“在一些地方推行的国企改革中,由于只求片面强调改革速度,漠视职工利益,职工的声音一直听不到,国有资产以极其优惠的价格被少数人收购，职工则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和代价。他们由企业的主人转变为私企的雇员，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缺失，致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现在的国企改革有抵触情绪。”郑韶对记者说。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对《上海国资》表示：“目前市场体系业已基本形成，以国企改革为主、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正在告一个段落，改革正在日益转换为以建为主、日常性的工作上来。旧体制的矛盾不再像原先那样突出，利益格局更加多元复杂，特别是改革不可能再像前段时间那样普遍惠及几乎所有人群，将不可避免地减少某些既得利益，从而大大增大了目前国企改革改革的难度。这是目前国企改革速度放慢，出现疲态的深层次原因。”
管理层动力缺失
除了改革难度加大，改革动力的逐步弱化，也是国企改革渐现疲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是国企改革比较超前的浙江，目前也呈现观望胶着状态。”卓勇良告诉《上海国资》。
他接触过一家建筑企业，集团领导人希望能加快改制，但又觉得过于主动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猜疑，于是想看看上边精神，等有了具体政策再说。这样一“看”就两年过去了,这家企业的改制，至今仍停留在方案制订上。
1979年以来,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力争让企业成为市场的基本主体,实现这一目标遵从的路径大体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进行产权改革与重组，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的多元化;从企业职工共同持股开始,到大部分管理层持股,一直到现在少数人持有整个企业,产权改革的指向似乎最终定格为少数人持有股权。
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国企经营管理层改革的积极性是比较大的。但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层持股的管理规定出台,MBO(管理层持股收购)留下的操作余地已经非常之小。“对于国企管理层来说,改革无非是两条出路,一条是通过管理层持股变身为老板,一种是随着国有股权多元化或者退出,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所以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是不改为好,起码还可以保住现有的位置。在这种心态下,原来正在改的,停了下来;准备改的,变成了观望。整个国企管理层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大大减弱。”郑韶认为。
一位地方国资委的官员私下对《上海国资》表示,大家也知道,国企不改不行,但一改到自己头上,尤其是改到自己位置的时候,大家都不动了。所以现在上面制定的国企改革措施,一到企业层面,推动起来确实难多了，主要是管理层对改革缺少积极性。
这种负面影响,在上海就相对小许多。上海的改革思路一直是通过国企股权多元化,做大做强国有企业,MBO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中，也没有像其他地区一样曾经大行其道,所以后遗症也小。
“如果不解决好改革动力问题，明确并整合好改革的基本力量,政府强力推动的国企改革有可能成为冷冷清清的独角戏。”郑韶说。
事实上,国资委对国企改革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比如,横向联合推进国企的战略重组,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改革进行到现在,体制性难题和多重利益博弈纠结在一起,单靠哪一家政府部门唱独角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其他部委和国资委之间协同作战,共同形成合力推动改革
“要让国资改革的各种措施顺利实施，又要协调好各方的利益，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博士表示。
理论紊乱
现实的窘境，也源于改革最前沿的理论界。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但对于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国内理论界也处于混乱之中。事实上，在郎咸平之前,已有以刘国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者对国企改革尤其是MBO的问题提出过质疑，甚至对整个改革的方向也提出要做另外的选择,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看，郎的质疑,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舆论基础。
“从理论研究这一块来说,也感觉无话可说。本来方向一直是明确的，路径和目标也很清楚,就是通过产权改革一直到现在的使国企成为市场的主体,但有人提出质疑,要对当前的改革进行全面的反思,要从思想认识、理论依据、改革路径和目标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清算。这使改革陷入一种被动。”郑韶对《上海国资》说。
理论界的这种局面,也一定程度导致了改革疲劳症的蔓延，对此吴敬琏认为:“有些改革搞得太快了,可能成本确实太高。但是我认为,改革太慢了成本也一样会很高,也一样会承受不了。现在一个一个行业几乎是全行业的亏损，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现在政府提出要有科学的发展观，建立和谐的社会，而科学的发展观是统筹、均衡和公平，“从企业角度来说，与和谐社会相对应的是‘和谐企业’，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建立‘和谐企业’的关系，如何让现在的国企改革与政府的执政新理念相适应，这是目前理论界的一个最大难题，但眼下的争论似乎还没有到这个大层面上。”郑韶对《上海国资》杂志记者说。
但不管怎样，改革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作为国资国企改革最大的动力源,近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明确提出了2008年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全部退出市场的时间表，再次表明了国资委进一步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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