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变与不变 改革被神化并因而泛化了

　　昌切/文

　　切改革都是变动，但并非一切变动都是改革。

　　问题在于，我们经常把一切变动、一切除旧布新的行动都弄成了改革。看看自己身边的情形吧，你会发现，不管变动什么，怎样变动，只要是变动，施事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假 以改革的名义，使之合法化。

　　一个单位，不论大小，但凡换了新官，上来照例是要烧三把火的，并美其名曰：改革。以至于出境考察(实际上是公费旅游)、建栋楼房、改造个厕所等等，利己又利人，统统是改革。不过这种改革无关宏旨，大不到哪里去。大的改革是医疗体制、教育体制等等的变动，千头万绪，关乎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少有人能置身事外而缺少切身的体验。要举例，应该说是举不胜举。

　　改革被神化并因而泛化了。

　　然而，天底下有可变者就必会有不可变者。不然的话，何来千古不易之理、亘古如斯之类的说法？大树可以动末，却不可以动本，动本则死期将临。“树挪死”是动了本，“人挪活”是未动本。

　　前些年搞京剧改革，在京剧清唱中加入流行音乐的元素，把个好端端的京剧搞得不伦不类，搞成了京歌。这是葬送而不是拯救京剧。京剧之所以是京剧，就因为它是京剧。京剧自有其本性，不容更易，若硬要更易，就须更易其名，如京歌。

　　奥地利的一家剧院演出数百年前的一个剧目，完全还原到当时演出的状态，服装、道具、置景和语言等等，一仍其旧，不留一点现代化的痕迹。

　　在一所大学教法学的朋友说的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

二战后审判德国的战犯，甚至动用了纳粹时期的法律。法西斯制定的法律，居然适用于法西斯的罪犯？这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有了新的东西就把旧的忘得一干二净。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德国有个编纂中古德语辞典的研究机构，从19世纪后期成立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在这个机构里供职的是一批优秀的中古德语专家，他们仍在延续并进而改进前人的工作。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在20世纪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竟然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也许在德国人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奇迹，但我是中国人，我对此感到惊异。

　　中国人崇尚“易”，讲究“新”，所谓“生生不已之为易”，“穷则思变”，“变则通”，“日新，日日新”，“日新之为盛德”。静含动，治寓乱，动静相宜，治乱相环。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似乎就是从这里面来的。

　　因此，在经历“文革”乱世之后，怀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所想到的惟一出路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改革是渐进的、谨慎的，由农村而城市，由经济而政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也是激进的、狂热的，把改革神化并泛化了，忘了不易之本，把根本就不该动的东西轻易就给动了。

　　终于有人出来为改革的方向性错误承担责任了，值得庆幸。

卫生部官员承认

医疗体制改革不是改好而是改差了，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民众的医疗负担。

　　我以为，加重了民众的医疗负担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民众的心理恐慌。怕得病比得了病无钱可治更为可怕。一个人怕得病不要紧，大多数人怕得病问题就严重了。类似的恐慌还涉及教育、社会保障、劳资分配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需要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高度的重视。我们是不是忘了人民安居乐业这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