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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宇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又是年终岁尾，又见农民工大包小包回家乡。
我对农民工的感觉时常是笼罩在一片矛盾之中的。尽管我不会鄙视农民工，但也不愿去接近他们。
下班坐公交时，经常能看到他们拉帮结伙地乘车。上车前，会有一个人大嗓门地问：“到西站么？”售票员同样分贝地回答：“到！到！快上来！”于是，一阵前呼后拥，一堆大包小包，狭窄的车厢一下子变得热闹而拥挤。售票员大喊“包要收票”，并指挥他们把包都放到司机后面的空地上，别挡着其他人上下车。
忙完了，站定了，会有一领头的笑嘻嘻地买票。但车上的乘客，包括我，都不愿意身边站着农民工，因为他们身上有那种很特殊的“民工臭”，带着一股酸味。这股味道让我的大脑出现了暂时性的停歇状态，恍惚了一下。他们好像有一个月没洗过澡了，身上的衣服加上头发都蒙着一层土。我把头尽量往下低，争取让围巾把鼻子盖住。他们摸过的扶手我也不打算碰一下。
售票员声色俱厉地：“你！你们到底买几张票！”民工回答：“五张。”售票员眼光凌厉得像万箭穿心：“你们有多少包？那些包也要买票。车上这么多人，你们还来占这么多地方！”民工无语，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售票员低声埋怨着：“都到北京来干什么来了！”民工仍旧无语，仍旧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
如果换做是我，哪个人敢这么同我讲话，我会指着他的鼻子先是一顿臭骂然后抄起电话投诉，因为我也是外地到北京来“占地方”的。这种亏我吃不得，我是花钱坐车的，不是用钱买气受的。但这些都只是头脑里的想象，跟过电影儿似的自我解气一下而已，我能做的只是瞪售票员N眼，心里鄙视她一千遍。
看着窗外的车来车往、灯红酒绿，民工们很高兴。他们要回家了，他们的心早就不在这简陋的车厢里了。同样简陋的行李包里，没准装的就是给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们的礼物。在家里，他们可以和人大谈北京的高楼、马路，北京的女人都穿什么，北京的孩子都用什么，这时候，他们的神情应该是得意和满足的吧？
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劳动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奉献了多少，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强劳动低工资换来了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畅销，这些农民工也许会更满足，或是更感觉不平等？外国人都服了：中国人多，中国人甘愿挣钱少，中国人心灵手巧，中国人干活拼命，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有这样的几亿人在做，中国产品不在世界上畅销那才怪呢！
看着他们苍老的粗糙的干燥的皲裂的手，我突然心里有点难受。眼前的这只手肿得不像是正常皮肤裹着的，倒像一大块没有感觉神经的塑料制品。为什么他们就要锻炼出这样的手？他们也是四肢健全、呼吸正常的人，他们同样在辛勤劳作，为什么他们要挨城里人的漠视和嘲笑？
这些在工地上干活的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人、肩扛行李从车站口出来的人，他们也是或曾经是血性的汉子。可在大都市里，他们就像段子里说的那样：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挣得比手指头还少。他们羞涩得像姑娘一样。他们没有什么五光十色的美丽幻想，只要能按时发工资按时给家里寄钱，就足够了。
对农民工来说，生活的苦累也许能挺一下就过去了，但精神上的空虚却是最折磨人的。他们几乎没有业余生活；现代城市人的一些消遣方式，上网、喝咖啡、泡吧、逛公园、谈恋爱等等，都和他们无关。一方面，他们因为怕被抓住遣送回家而不敢出工地；一方面他们怕花钱，也没钱，不想出去；再有，就是他们不愿看到城里人厌嫌的目光。
他们所求其实不多，可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却很多。我们要求他们爱干净、要求他们懂礼貌、要求他们不随地吐痰、要求他们思路清晰。稍有不满意，立刻报之以白眼儿或臭骂。其实我们都很势利。我们好像缺少一种宽容的心态，缺少一种人文的情绪，我们都在这个城市里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你有你的生活目标，我有我的生活目标。说白了，“甭光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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