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穷人太穷导致贫富差距是有钱人的说法

　　本报记者 曲力秋

　　编者按：公平与效率、穷人与富人的冲突无疑是时下国人争议最多的热门话题。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不仅穷人觉得不公平，富人也觉得不公平。随着一些由改革失误所带来的弊端的显现，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开始为人所诟。

　　那么，研究社会结构和公正的社会学家，研究财产转移合法性的法学家，研究公共选择中公共意义如何表达及聚集的政治学家们是如何从各自研究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日前，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在同行中享有“社会学界的杨小凯”之称的丁学良先生。

　　平均社会不等于公平社会

　　《中华工商时报》：最近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关键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丁学良：这是比较有钱的人的说法。我们看这个问题既不能只看富人怎么说，也不只看穷人怎么说，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很客观。必须承认在过去的25年里，如果从扶贫的角度看，中国的扶贫工作虽然不是做得最好但还是不错的，贫困人口中有25％的人被从绝对贫困线上拉了出来。当然这与中国过去的起点实在太低有关。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口中还有18％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鉴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国内的一些说法有清醒的认识，很多说法很不科学。因为我们讲一个社会里平均还是不平均，并不是看这个社会里到底是穷人太穷还是富人太富，而是要把这个社会里穷人和富人的比例进行比较。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中国的贫富不均？

　　丁学良：看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这样两个角度切入：一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一个非常平均化的社会。但这个平均化的社会是不公平的。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平均和公平这两个概念给区分开，就是说一个平均的社会不等于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不一定是平均的社会。举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一个医院的主治医生和清洁工一起洗瓶子，这虽然是一个平均的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中国当时急需从那种状况下走出来，否则，无论是对这个社会中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来讲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讲都不好。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个平均化的社会变的非常的不平均，而这种不平均其中有一部分在我看来是公平的，另外一部分则是不公平的，需要纠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平等变化的速度非常地快。根据联合国一些权威机构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9，在全世界处于第二平均的位置。当时全世界最平均的国家是还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其基尼系数是0．25。然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7，是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国家，全世界最不平均的国家是拉丁美洲，基尼系数为0．50。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由全世界第二平均的国家变成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国家，这个变化速度在全世界处于第一，其不平均状况变化了40％，是全世界变化最快的国家。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这些年国人对贫富不均有那么多的说法和抱怨？

　　丁学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没有把消除绝对平均与提倡社会公平放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来处理。举个例子，香港的基尼系数也是0．47，美国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为0．45。但在美国和香港，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是认可富人致富的现象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虽然也有少数人是通过不公平的办法致富，但绝大多数富人的致富是符合这个社会里的法律和政策的。换言之，这个社会虽然也有很大的贫富差距，但财富在富人手中积累的过程是不违法的，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个。

　　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基础

　　《中华工商时报》：令人不解的是，在穷人抱怨少数富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财富的同时，富人们也在抱怨整个社会有“杀富济贫”的倾向。

　　丁学良：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不仅穷人觉得不公平，富人也觉得不公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像拉丁美洲，虽然穷人觉得不公平，但富人们觉得挺好的，一下子能搞到那么多的财产。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过去的25年里，政府在人们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财富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相关法律和程序都还没有跟上。我们不能说中国所有的富人都是坏人，但至少国内的老百姓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很多快速致富的人都不是正正当当地按照纸面上的法律和政策致富的，他们往往是靠着特殊的关系、特殊的门路甚至是腐败和犯罪的方式发起来的。这让那些没有富起来的人觉得非常地不公平，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觉得非常地不牢靠。

　　如果把中国的富人群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致富最快的人通常是做这样三件事情，一是玩房地产，二是玩金融，三就是玩特殊的关系。这三个领域恰恰是中国腐败和经济犯罪最集中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发了财的人心里不踏实。

　　《中华工商时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富人非常怕上富豪榜。

　　丁学良：是的。对于那些通过比较合理和合法的途径致富起来的人来说，也还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内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所有的税收都是按企业来收取的。现在虽然建立起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制度，但有钱人交的非常少，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你的大部分收入是合法的，但没有交纳应该交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概念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个社会的公平的制度基础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合理的税收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全世界生活品质最高、国际竞争力指数最好的那些国家，绝大部分都是个人所得税非常清楚，而且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都是中等和中等偏上的。中国在这方面欠债太多，当然这与我们的税收制度不太合理有关。

　　建立公平制度需要漫长过程

　　《中华工商时报》：从富人的角度讲，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意识到，建立一个公平的法制社会即使对富人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丁学良：富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大部分富人只会想到个人能不能先得到一点好处，这是人之常情。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只有那些现在暂时还没有得到好处、还没有得到特权的人才会觉得一个公平的制度对大多数人是有益的。所以公平制度的建立必须要通过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竞争，然后才能指望这个社会变成越来越不是强者通吃一切，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浪财经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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